「洋人亦須適可而止。」曾國藩依然保持著他那平靜舒緩的語聲，「莫以為我立意不開釁，便是怕事不設防！我已密調各路軍隊到津，軍械由上海製造局航海趕運，軍糧呢，福建採辦的兩萬石米，可以奏請截留。真的逼得人不得過，也就只好跟他周旋了。」
崇厚驚愕莫名，「中堂，」他囁嚅著說，「我竟不知有這些部署！」
「現在你知道了。」曾國藩閉眼捋須，接著又說：「我自募勇剿賊以來，此身早已許國。幸賴聖祚綿長，將士用命，蕩平巨寇，百戰名將，如今凋零雖多，也還有李少荃、左季高、彭雪琴、楊厚庵，那個不是念切時艱，心存君國？就算我衰病交侵，不久人世，繼起亦復有人，不見得跟洋人打都不能打！」
這番話一說，崇厚無法再談得下去，而且心裡驚疑不止，他無法判斷曾國藩的話，是真是假？他也知道，曾國藩處事一向慎密，又有一班極能幹的幕友，暗中調兵遣將，非無可能。看這樣子，說不定曾國藩眼前的一意主和只是緩兵之計，等軍隊開到，又是一樣說法，那就非把大局搞決裂了不可！
這樣一想，他覺得曾國藩在天津，有害無益，苦於無法把他請走。誰知事有湊巧，曾國藩因為崇厚一味媚敵，逼人太甚，心境大為不快，眩暈的毛病越發嚴重，以致當客嘔吐，臥倒在床。崇厚靈機一動，趁此機會，飛奏曾國藩病重，不能任事。這是非常不禮貌的舉動，但照崇厚的想法，這一來不但是救他自己，也是救了曾國藩，讓他能把一副千斤重擔卸下來，回保定安心養病。
在同一個奏摺中，崇厚又說，法國公使已提出職官抵命的最後限期，如果在拜折第二天下午四點鐘，還未有確實答覆，法國兵船就要派兵上岸，殺向京城，而大沽口的各國兵船，就在這一兩天內開到了九艘之多。
這個摺子遞到京城，正就是崇厚拜折第二天的下午四點鐘。如果說已經決裂，則事已無及，而期限過於迫促，亦反令人有不近情理，純為空言恫嚇的感想。因此，奉旨進宮看折的恭王，對這一層倒不怎麼擺在心上。
然而曾國藩的病倒在床，卻不能不重視。恭王和總理大臣們都知道，崇厚對外則資望不足，為敵所輕，對內則與情不洽，動輒獲謗，已經無法再在天津立足，所請「簡派重臣」，實在有此必要。為難的是這個能辦洋務的「重臣」到那裡去找？
「這是個火坑，派誰誰倒霉！」寶鋆苦笑著說，「和議成不成是另一回事，先就得讓那班‘清流’罵個夠！」
他的話一半是牢騷，一半也是實情。沈桂芬則比較沉著冷靜，心想寶鋆的話一傳出，更難找人，於是緊接著說道：「話雖如此，事情也得兩面看，這時候誰要肯挺身而出，把曾爵相都未能辦成的撫局辦成，必享大名。再說，為國家建了大功，朝廷亦必不薄待。」
「對了！」恭王許了願心，「誰要是把這副擔子挑了下來，我一定保他，或是換頂戴，或是調劑差使，兩宮太后不能不依。」
有此一句話，立即便有人自告奮勇，那就是以兵部尚書奉派在總理衙門行走的毛昶熙。他是河南人，也是咸豐初年投筆從戎的翰林之一，一向在他家鄉辦團練，比起曾國藩、李鴻章戡平大亂的勳業來，自有天淵之別。但正如俗語所說的，「沒有功勞有苦勞」，在慈禧太后和恭王眼中，是個肯為朝廷出力的人。毛昶熙本人則在京朝大僚中，以知兵自名，把那些以翰苑起家，循資升為尚書、侍郎的大臣，都看作書生。這時因為法國公使以兵船脅迫，他認為以兵部尚書，總理大臣的雙重資格，該去看一看虛實，因而毅然請命，打算著能夠化干戈為玉帛，是一件名利雙收的好事。
有他肯不避艱險，且又是總理衙門的人，深知朝廷的意向和全案的首尾，恭王自然接納。但與寶鋆、沈桂芬密商的結果，認為辦洋務的長才，第一推丁日昌，如果真的和議決裂，則拱衛京畿，又非李鴻章不可。此外託詞臥疾，遙領直隸提督銜名的劉銘傳，亦該徵召。商定了這些辦法，立刻進宮請旨定奪。
那幾天因為承恩公惠澂的夫人病歿，作為親生長女的慈禧太后，哀痛不已，養心殿的常朝暫免。這時，只有恭王一個人「遞牌子」，兩宮太后在御花園欽安殿召見，自是一奏就準，當天就下了諭旨。名義上仍舊尊重曾國藩，讓他主持天津的交涉，但以「該督抱恙甚劇，恐照料或有未周，諭令丁日昌迅速赴津，幫同辦理。又以丁日昌航海前來，須在旬日以外，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會辦。」同時「諭令李鴻章，帶兵馳赴畿疆，候旨調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