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奇認為照商場的慣例，不付定金，合同無效，堅持要「意思，意思」，那怕一塊錢都行。李光昭倒也慷慨，付了十塊銀光閃亮的墨西哥鷹洋。
合同很簡單，口頭談得詳細。安奇表示他在小呂宋有人替他辦貨，由香港打電報到加爾各答，再由倫敦轉到小呂宋，至多半個月工夫，貨色就可運到香港，然後一起隨船到天津，交貨領價。
這筆交易一做，李光昭成了香港商場上的知名人物，有人想做內務府的生意；有人想捐官；有人為打官司準備「京控」要找路子，都來拜託。李光昭來者不拒，無不拍胸保證，一定幫忙。於是有人為他惠客棧的帳，有人送「程儀」，真有如魚得水，左右逢源之樂。
那知樂極生悲，就在洋木將到香港的前一天，安奇喝酒大醉，在九龍到香港的渡船上，失足落海，等撈救上船，已經一命嗚呼，債主聞訊齊集，分掉了那一船洋木。
李光昭得到資訊，大驚失色，趕到安奇的洋行裡去打聽，得知大家分配洋木抵償債務的經過，還想挽救，勸安奇的債主們，仍舊把洋木運到天津，照約行事，保證所得到的現款，比此刻瓜分木料來得划算。無奈合同的一方已經亡故，契約責任，自然歸於消滅，倘或出了糾紛，打官司不能傳安奇到案，必輸無疑。所以任令李光昭說得舌敝唇焦，大家只是搖頭不允。
這一下害得李光昭進退維谷，大為狼狽。繞室徘徊了一夜，終於恍然大悟，「安奇死了，還有別人。洋商不曾死絕，何妨照樣再來一次！」他欣喜地自語著，「對！就是這麼辦。」
這一次找到的也是一個法商，名叫勃威利，洋行設在福州，因而談妥了便到福州去簽約。
勃威利專門經營木材，在中國的業務，委託福州美商旗昌洋行代理，所以這張合同，亦由旗昌洋行出面代訂，勃威利連帶簽署負責。合同中載明訂購洋木三船，共計三萬五千英尺，連運費在內，每尺銀圓一元五角五分，總計五萬四千二百五十元，在三十天內運到天津，立即驗收給價，每船每遲延一日，津貼泊船費用五十元。至於定金，照安奇的成例，只付了十塊鷹洋。
辦好手續，李光昭攜帶英文合約和木樣，坐海輪北上，一到天津，先稟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根據內務府奏準的原案，請求飭令天津海關，免稅放行，一面向內務府呈報，說是「親自航海，運來大木，將抵天津大沽，請派員點收」，同時附呈木樣。至於木植數量價格，李光昭因為京中官員不懂英尺大小，也不曉得洋木價格，索性濫報，說第一船洋木共有五萬五千五百餘洋尺，總值三十萬兩。
正好，兩廣總督瑞麟，亦專差解到一批洋木的木樣，擺在內務府內，看著能否合用，如果合用，「即行購買運解」，內務府的官員，拿李光昭的木樣，放在一起驗看，認為統通合用，分呈奏報皇帝「請旨」。
對廣東的處置，比較簡單，只是說明情形，請旨飭令兩廣總督、廣東巡撫，迅速購辦，解運進京。關於李光昭的那一部分，卻有些疑問，因為有懂洋木行情的，說洋尺比中國的「三元尺」來得小，而五萬五千多洋尺的木植，也不須三十萬銀子。因此，內務府大臣決定請旨「飭下直督，就近派員，按李光昭所稟根件數目尺寸，驗收造冊諮送臣衙門，一面由該督迅速設法，運赴圓明園工程處查收，再由臣等查驗，是否與所報相符，核實估計價值，奏明請旨，格外恩施，以昭激勵。」
這樣做法，另有深意，首先是一筆運費，著落在李鴻章身上，不管他將來如何報銷，內務府可以不必花錢。再是在李光昭身上留下一個伏筆，就憑「核實估計價值」這句話，就有許多好處。
皇帝自然「依議」。於是內務府抄錄原奏及李光昭的原呈，辦公文諮請直隸總督衙門照辦。經此周折，已是一個月過去，勃威利運到天津的第一船洋木，已經在碼頭上停泊了二十天，而且洋商跟勃威利已經發生糾紛了。
在福州，李光昭可以吹得天花亂墜，一到天津，不見碼頭上有任何官員，來照料這批由大清皇帝派人代表立約訂購的木料，押運的洋商，便起疑心。催著李光昭收貨給價，李光昭只是支吾敷衍，幾天以後，連他的人影子都見不到了，於是向美國駐天津領事署申訴，提出交涉。
就在這時候，神武門出了一個亂子，皇帝微服遊幸，日暮歸來，拉車的一匹馬不知怎麼受了驚嚇，由神武門狂奔入宮，直到景運門，才經守衛宮門的護軍攔住。這件事被當作新聞一傳，皇帝的荒唐行徑，連帶地也播傳人口了。李鴻藻忍無可忍，決定犯顏直諫，而造膝密陳，因為體制攸關，畢竟不能暢所欲言，所以親自繕了一通密摺，當面遞給皇帝。
李鴻藻跟皇帝是師生的情誼，十三年來，除卻母喪守制那三年，幾於無日不見。所以皇帝的性情如何，只有他最瞭解。外和而內剛，好面子，重感情，秉性又極其機敏，諫勸之道，只有相機開陳，或者取瑟而歌，暗中譬喻。這年會試，李鴻藻以副主考入闈，第三場文題：「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以及試貼詩，」賦得無逸圖，得勤字五言八韻「的題目，就出於他所擬，而意在諷勸。此刻所上的密摺，措詞仍是淺明而宛轉。首先引用上年皇帝親政，兩宮太后在養心殿召見親貴大臣，面諭輔助皇帝，知無不言的訓諭，作為建言的根據，接著便」瀝陳愚悃「，說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