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致命之疾，在十二月初五以前，是個絕大的忌諱，等一摘纓子，號咷痛哭之餘，少不得要問一聲，究竟是什麼病而致「棄天下」？這一來就瞞不住了，首先太監喜談是非，內務府的官員好談宮禁以自詡其訊息靈通。於是一傳十、十傳百，添枝加葉，把王慶祺說得異常不堪。
太監跟內務府的人說話，向來誇大其詞，所以比較持重的人，還是存疑的態度，及至有個人說了一句話，連持重的人都不能不信，皇帝的送命，原來是由「寡人之疾」上來的！
這個人就是李德立。在龍馭上賓的第二天，就有個姓餘的御史，奏劾「將醫員立予屏斥治罪」，屏斥則其勢有所不能，治罪卻不可免，降旨說是：「大行皇帝天花，李德立等未能力圖保護，厥咎甚重！太醫院左院判李德立；右院判莊守和均即行革職，戴罪當差。」
「大行皇帝駕崩，如果真的是我不曾將天花治好，那怕拿我綁到菜市口，沒有話說！列公也有在東暖閣瞻仰過御容的，天花不是落痂了嗎？」李德立在南書房發牢騷，「人人曉得，天花共是十八天，三天一期，到了落痂，已保平安。何嘗是我請脈不謹？」
「那麼，」有人問了一句：「‘六脈俱脫’，總有個緣故在裡頭？」
「自然有緣故。」李德立指著南書房翰林孫詒經說：「最好請孫老爺去問貴同年。」
這就是指王慶祺。孫詒經跟王慶祺是同年，但鄙其為人，不甚來往。當然，也有人跟他相熟，深知他的底細的，私下閒談，談出來一副對聯，上聯是：「宣德樓、弘德殿，德業無疆，幸喜詞臣工詞曲。」下聯是：「進春方、獻春冊，春光有限，可憐天子出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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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副刻薄的對聯，隱括大行皇帝與王慶祺的一番「君臣遇合」，很快地傳遍九城的茶坊酒肆，連王慶祺自己都已聽到，那班「都老爺」自然不會不知道。頗有人早就想彈劾王慶祺，但這道奏章，就跟李德立的脈案一樣，有難言之隱，因而都躊躇未發。
有個湖廣道的御史叫陳彝，字六舟，揚州人，卻想出來一條路子。他是同治元年翁曾源一榜的翰林，有個同年叫謝維藩，在同治九年放過廣東副考官，正考官叫王祖培，就是王慶祺的父親。王祖培也是「詞臣」，道光二十年點了庶吉士，一直當窮翰林，爬到內閣學士，才放了一任廣東的考官。廣東的鄉試，因為賭「闈姓票」的緣故，考官是個有名的美差。王祖培眼看兒子亦已點了翰林，並且先於他當過湖南考官，這一次廣東試差再滿載而歸，後半輩子就大可享享清福了。打算得倒好，無奈大限已到，走到江西地方，暴疾而亡。江西巡撫劉坤一飛章奏告，王慶祺得到訊息，自然連夜奔喪。
謝維藩告訴陳彝的，就是王慶祺奔喪的故事：「父子兩翰林，又是考官，地方上照欽差接待，劉峴莊很替他斂了一筆奠儀。那知王某人貪心還是不足。」
父母之喪是名教中的大事，尤其是衣冠中人，更應盡哀守禮，照規矩說，就該立即由江西盤柩北上，徑回直隸寶坻原籍，誰知王慶祺北轍南轅，到了廣東。
「到廣東干什麼？」聽到這裡，陳彝問道：「告幫？」
「你想還有什麼別的事？」
「難道，」陳彝有些不信，「熱孝在身，就一點不怕人家忌諱，到廣州去亂闖轅門？」
「怕什麼？打著翰林的招牌，少不得都要賣帳。瑞制軍的慷慨你是知道的……。」
瑞制軍是指瑞麟，他一生的笑話甚多，但一生官運亨通，得力在寬厚慷慨。凡有京官過廣州，一定應酬，何況是放到廣東來的考官病故，且「孝子」又是翰林？當時除掉自己致送一份豐厚的奠儀以外，又叫人授意這年辦「闈姓」，出身「十三行」的南海伍家，斂了一筆錢送給王慶祺。
「忘哀嗜利，一至於此！光憑這段劣跡，我就可以參他了。」
「光憑這一段是不夠的。」謝維藩說：「還有荒唐的事。」
「那就索性請教了！」
「我只知大概，不敢瞎說。你最好去請教請教河南的京官。」
「河南的京官？」
陳彝略想一想明白了。王慶祺同治九年夏天丁憂，三年之喪，照例只算二十七個月，同治十一年秋天服闕赴京，補上了翰林院檢討，這年冬天就有宣德樓的奇遇，第二年正月奉旨在弘德殿行走。夏天有「考差」，以近水樓臺之便，放了一任河南考官。所以謝維藩所說的去問河南京官，必是指王慶祺上年在河南鄉試中玩了什麼花樣？若是出賣關節，則有咸豐八年柏葰的前例在，是砍頭的罪名。生死出入，關係太大，陳彝倒有些躊躇了。
一打聽之下，並沒有那麼嚴重，但確是少見的荒唐。好幾個河南京官，異口同聲地告訴陳彝，說王慶祺在開封入闈，撤棘以後，微服冶遊，在什麼地方，招呼的那個姑娘，真所謂「指證歷歷」，看來絲毫不假。
這一下陳彝可不必再躊躇了。字斟句酌地寫好一道奏摺，邀請至好公同商酌，無不大為稱賞，認為措詞得體，必可成為一篇名奏議。
這道奏摺送到慈禧太后那裡，一看之下，覺得是從十二月初五以來，少有的痛快之事，當時就將慈安太后請了來，拿陳彝的奏摺念給她聽：
「侍講王慶祺，素非立品自愛之人，行止之間，頗多物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