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好辜負他的盛意了。」
「外人的看法不同。」曹汝霖說：「莫說是日本人不明內情，就是京外各地，也誰不以為大人受朝廷尊重信任，言聽計從，有一番大的作為？那知事實並非如此。」
袁世凱默然半晌，才說了句：「大家越是如此，我的處境越難！」
他一直覺得應該有所表示，到得此時，認為以退為進的手法是非施展不可了。因而回到天津，便秘密關照張一麟替他預備一個「請開去各項差使」的奏摺。
張一麟對袁世凱的待人處世，已有很深的瞭解，知他此舉的用意，所以這個奏摺寫得冠冕堂皇，但見表功之意，並無固辭之心。袁世凱深為滿意，但卻遲遲未曾拜發，要挑個最適當的日子。
幾經諮詢，接納了楊士琦的意見，在封印之前一天拜發。因為就表面而論，這個辭差的奏摺，到達御前，已在封印之後，如果邀準開去各項兼差，則封印開印，天然就是一個交接的絕好時限。至於談到實際，辭差也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反正這個奏摺是寫給慈禧太后一個人看的，若以為有挽留的必要，發一道慰留的上諭即可。趁封印期間，了掉這重公案，不會有人留意，便不受任何影響。
等奏摺一上，慈禧太后頗感意外，在召見軍機時問道：
「袁世凱為什麼好端端地，忽然要辭差？」
奕劻是知道這回事的，卻故意裝作詫異的神情答說「是！
奴才亦莫名其妙！」
「你們倒想想看，總有原因吧？」
這下是瞿鴻璣答奏：「袁世凱兼的差使很多，因為精力照顧不到，難免有疏忽的地方，言路上嘖有煩言，想來袁世凱是為了這個緣故，所以有倦勤的表示。」
「那也難怪他。」慈禧太后問道：「你們看，應該怎麼辦？」
由於有「難怪他」這句話，瞿鴻璣看出慈禧太后的意向，自己也覺得還未到能扳倒袁世凱的時候，便很見機地說：「論到才具，袁世凱自然是好的，有幾樁差使也少不了他！合無請旨慰留，或者酌情開去幾項差使？」
「要慰留，就一項差使都不必開。」慈禧太后說，「我並沒成見，只覺得‘疑人莫用，用人莫疑’這句話，一點不錯。如果酌量開去幾項差使，就有疑人的意思在內，大可不必！」
「是！」瞿鴻璣很勉強地答應著。
「皇帝有什麼話？」
皇帝能有什麼話？照例答一句：「一切請皇太后作主。」
於是決定慰留。由軍機章京擬旨：「袁世凱所奏開去兼差一折，現在時事艱難，正資整頓，該督公忠夙著，仍著統籌兼顧，妥為經理，以副委任。所請應毋庸議。」
「達拉密」擬的旨稿，照例「呈堂」核定，瞿鴻璣將最後一句改為「毋庸固辭」。原來「所請應毋庸議」是表示辭差之事，根本不必談起，此時一改，意思頗不相同，「固」辭之「固」，意味著辭已不錯，只是一時尚無替手，不能不暫維現狀。這些語氣上的吞吐出入，在早年的慈禧太后是很講究的，如今正如瞿鴻璣說袁世凱的，「精力照顧不到，難免疏忽」，竟未看出仍有「疑人」的意思在內。
邸抄剛發，袁世凱在天津就接到了電報，慰留在意中，最後那句話卻大出意外，不免錯愕。
及至打聽到這句話出於瞿鴻璣所改，袁世凱想到「一葉落而知天下秋」這句成語，知道自己跟此人勢不兩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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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憲政五大臣是十二月中旬到日本的。初適異國，目迷五色，看不出什麼地方是實施憲政的功效，又從何考察起？
唯一的例外，是補紹英的缺的李盛鐸，他做過駐日公使，此番舊地重遊，一切都還不太陌生，而也唯有他稍知憲政是怎麼回事。心想，此事頭緒紛繁，如果不先提綱挈領，揀要緊之處下手，只怕漫遊全球，三、五年也考察不完。必得找個人來參贊一番，先定個考察的章程出來才好。
「參贊」現成，五大臣帶的隨員很多，首席參贊名叫熊希齡，湖南鳳凰人氏，與南通狀元張謇一榜的翰林。戊戌政變時因為有新黨的嫌疑，「交地方官嚴加管束」，那知湖南巡撫趙爾巽倒頗欣賞他的才氣，幾次奏保，已當到了候補道。這次隨五大員出洋，原有一套應付公事的辦法，所以等李盛鐸一提到，隨即拍胸答說：「我有辦法！諸公儘管去觀光，逛厭了換地方，反正返抵國門之日，必有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