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胡衍鴻的說法，康有為由監生中了舉人，「打動凡心」，不做教主要做政治家，在志氣上是退化了一級。不過他講民主，也講民族，說過「保中國不保大清」的話，亦未足為非。
及至由舉人中了進士，去民遠而去官近，大談立憲，這立憲自然是君主立憲，無形中變成「保大清」，志氣上又退了一級。
到得上書言事，「屢蒙召見」，康有為論調又一變，「竟反背前日的話，以為實在連議院也可以不必開，憲法也可以不定，有這般的好皇上，但求講變法夠了！」這樣，志氣上豈非又退一級？
戊戌改變後，康有為自稱奉有衣帶詔，「命他起兵勤王，結果變做保皇。」胡衍鴻的詞鋒很銳利，他說：「勤王、保皇本應該沒有分別，然而解釋起來卻很可笑。勤王是要起兵保駕入清君側，皇上既然岌岌可危，說著勤王就該馬上去做，若是皇上沒有危險，也不必去勤他。」
接著胡衍鴻又說：「保皇卻不然，不必興兵動眾，只須集些錢財，不論何時何地，皇上沒有危難，我也可以保他，皇上就有危難，我也是這樣保他，皇上坐在北京，我坐在這裡，天涯地角，兩不相謀，也是一樣保法。康有為變到這個主義，要算他目前歸宿所在，卻比起勤王時節，又是第五級退化了！」
談到這裡，袁世凱停了下來，啜口茶閒閒地問楊度：「晢子，你在東京見過‘康聖人’所奉的‘衣帶詔’沒有？」
「多少人想見都見不到。我不信有此一詔！」楊度答說：
「康門高弟，亦頗不以此舉為然。」
「康門高弟」自是指梁啟超。袁世凱不知道楊度所說的「此舉」，包括康有為借「衣帶詔」斂財在內，只以為楊度是替梁啟超辯白，不以康有為自稱奉有衣帶詔為然。這一來，話就有點接不下去了。
到這時，賓主三人才覺得輪聲震耳，不由得都轉眼外望，風捲黃沙，昏蒙蕭瑟，令人有一種鬱悶難舒的感覺，不如不看。
於是不約而同地收攏了視線，仍舊由袁世凱接著楊度的話說：「康有為這‘五個退化’之中，變法一說，倒是無意中搔著了癢處，連張南皮在內，都忍不住動心。翁師傅器量狹一點，不過想致君於堯舜之忱的忠愛之心，是萬無可疑的，大概他對康有為的論調，也覺得不失為救時的良策。不過，翁張兩公，都是讀通了書而不免天真的人，以為王安石的變法不錯，錯在用非其人，鑑往如今，康有為之言可用，康有為其人不可用！所以，說翁張兩公曾薦過康有為，是康梁一黨造作出來，自抬身價的活，其實是不會有的事。不過，既賞其言，不免要談到其人，大行皇帝自然不會了解‘師傅’的苦心，貿然傳旨召見康有為，翁師傅總不能說，康某心術不正，不宜召見。只好支吾其詞，以致惹得大行皇帝對師傅有了意見。否則，以大行對翁師傅之親密，當時只要出死力爭一爭，孝欽顯皇后難道就不念兩朝帝師的舊情？」
嚴修一面聽，一面不斷點頭，聽完說道：「宮保此論，精闢之至。說翁師傅曾舉薦康有為，我亦不信。翁師傅很想有魄力，實無魄力，就算真的賞識康有為，亦沒有膽量去薦他。」
「再說，」楊度介面：「翁師傅豈不知康有為有野心，就不忌他？」
「康有為如果得志。自然要爬到翁師傅頭上。此人名心甚熾，利心亦不淡，只要看他用‘衣帶詔’行騙就可知道。」袁世凱緊接著說：「不但衣帶詔無其事，就是所謂‘兩奉密詔’亦不盡不實，第一道硃諭是給四京卿的，與康有為無干。而且到底有沒有這道硃諭，亦是疑問。」
談到這裡，是個叩問戊戌政變的好時機，楊度不肯錯過機會，且趁勢問道：「怎麼，不是說譚復生去訪官保時，曾經出示硃諭嗎？」
「不是！」袁世凱想了一下說：「這一重公案，我受謗已久，不妨談一談當時的真相。」
據袁世凱說，戊戌年七月底，他奉召進京後，八月初一召見，即有上諭以侍郎候補，專責練兵。八月初三晚上，譚嗣同訪袁世凱於海淀旅寓，要求他殺榮祿並派兵包圍頤和園。出示的硃諭，乃是墨筆所書，大意是說：「朕銳意變法，諸老臣均不甚順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聖不悅，飭楊銳等另議良法。」
於是袁世凱表示，既非硃諭，亦無圍頤和園、殺榮祿之說。譚嗣同說：「硃諭在林旭手中，此為楊銳所過錄。」袁世凱認為變法宜順輿情，末可操切。而譚嗣同則頗為激動，以為自古非流血不能變法，須殺盡老朽，方可辦事。當夜無結果而散。
八月初五，再次召見，袁世凱陳奏，變法尤在得人，須老成持重者襄贊主持，並曾推薦張之洞，皇帝頗為動容。
「兩位請想：康有為叫譚嗣同來勸我造反，而且這樣子造反，決無成功的可能，只會害死皇上，我能聽他的嗎？所以一回天津，我就跟榮文忠密談，榮文忠從座位上站起來說，‘我已奉懿旨進京，這個位子就歸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