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袁世凱不同。私宅致意，還不甚要緊，公然車站送行，顧慮甚多，亦因為袁世凱的仇人太多。因此上車之時，情景淒涼，除了家人至戚之外，只得兩個僚友送行。
一個是學部侍郎嚴修。他在北洋為袁世凱專管學務，由此而得循資晉升為學部侍郎。就私誼而論，對袁世凱自不無知己之感，所以前幾天特為袁世凱打抱不平，抗疏相爭，說「進退大臣，應請明示功罪，不宜輕加斥棄。」其功當然不必再談，其罪又何可明言？攝政王看的這個摺子，唯有把它「淹」了。而嚴修因其言不用，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已在考慮告病辭官。
另一個是楊度，現在以四品京堂派在憲政編查館行走，九年立憲，細列按年應辦事項的「清單」，就出於他的手筆。此人如在戰國，早已肘懸斗大金印，無奈他得識袁世凱時，已無開府北洋的風光。不過以他策土的眼光來看，可成大事者，始終只有一個袁世凱。
這天特地來送行，一則有傾心結交之意，再則亦有自高聲價的作用，「世人皆欲殺，我意獨憐才。」他之來送袁世凱，若能予人以這樣的印象，便是絕大的收穫。
嚴修一上了花車就表示，要送到保定，楊度自然追陪。袁世凱卻大為不安，「兩位厚愛，我自然感激。不過流言甚多，連我都被中傷了。」他很懇切地說：「兩位請吧！」
「聚久別速，後會又不知在什麼時候，趁此機會，多談一談！」
「別自有說，禍不足懼！」楊度接著嚴修的話說。
袁世凱知道他「別自有說」是由於梁啟超在善耆面前很下了工夫，所以立憲派的中堅分子，不管是到京請願，或者著書立說，都在暗中很得善耆的照應。所以他敢大言：「禍不足懼！」
然而自己不也是立憲派嗎？襄贊其事，很出了些力，也發生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善耆受了康梁的影響，處處跟自己作對。同樣是立憲派，何可有兩種絕然不同的待遇？
袁世凱由這一點聯想到大行皇帝的哀詔初頒時，康有為竟發通電，指他「弒君」，益覺不平。於是徐徐說道：「立憲的呼聲，高唱入雲，這是千秋萬世的一件大事，我袁某人幸參末議，對歷史是交代得過的。我之被禍，未嘗不由改革官制，設憲政編查館而來，不過清夜捫心，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張四先生跟我交誼不終，通國皆知，而自朝廷宣佈立憲，他寫信給我，說‘昔日之窺公，固不足盡公之量’。二十年不解的誤會，一旦渙然，實在是我平生的快事！」
這是指張謇與他絕交二十年而復交一事，袁世凱得意之情，溢於詞色，臨歧話別，而有此豪情快語，自然使人高興，楊度不由得從馬褂插袋中，掏出一扁瓶的白蘭地，以蓋作杯，快浮一白。
「不過，如今談立憲，亦猶如三十年前談洋務，太時髦了！是故立憲派亦有真、有假。」袁世凱拍著楊度的手背說：「晢子是五大臣的幕後英雄，可稱憲政的保姆，自然是立憲派。我看康梁就不見得了。」
「康梁師弟，似乎應有所區分。」嚴修說道：「如混為一談，稍欠公道。」
「誠然，誠然！」袁世凱很快地說，然後轉臉問道：「有個叫胡衍鴻的革命黨，晢子，你熟不熟？」
「怎麼不熟？他是廣東人，一名漢民，字展堂。筆下很來得，我們在東京常有往還的。」
「好！」袁世凱略一躊躇又說：「我是開了缺的，不在其位，不妨談談，三年前有人拿了一份《民報》給我看，其中有一篇文章，我還記得題目叫做《記戊戌庚子死事諸人紀念會中廣東某君之演記》，這‘廣東某君’據說就是胡衍鴻。其中記戊戌那年的內幕，頗得實情。」
這一說，嚴修跟楊度都大感興趣，因為天下皆知，戊戌政變由袁世凱告密而起，如今由當事人親口道來，自非道聽途說可比，所以都凝神靜聽。
「這胡衍鴻，我很佩服他！他說康有為一變再變，自欺欺人，一點不錯。康有為前後有‘五個退化’。」
所謂「五個退化」是胡衍鴻的批評：「康有為初時，說要創一個大教。他見中國用孔子教，幾千年人心晦塞，民氣奄弱，他說弟子之不肖，未必因為師傅之不良。孔子的教，非不大純，現時中國卻用不著，必得大加改良，兼取一切佛、老、耶、回諸教的精義，融造參合起來，做一新教。平心論之，康有為此時志氣真是不可及的。」
「他自號‘長素’，爭長素王，語雖狂妄，志氣之高確不可及。」嚴修問：「‘退化’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