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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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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在我跟著他走過村街的時候,我發現女人們的笑臉像葵花一樣處處開放。我知道,那都是對著老姑父的。女人們親切地、暱暱地叫著:老蔡,老蔡耶……而老姑父卻昂著頭,一路「嗯、嗯」地走著,有時候還會說:嗯,記著呢。十三,我記著呢。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老姑父已經很習慣地把村裡的公章拴在了褲腰帶上。最初當然是為了方便群眾。那會兒需要蓋章的事情特別多,哪怕出一趟遠門,也是要蓋章的。老姑父人好,有人找到他,無論黑天白夜,老姑父都要從家裡爬起來,跑到大隊部去給人蓋章。次數多了,他也有些煩了,後來就乾脆把村裡的公章拴在了褲腰帶上。有人來找,就給人蓋一下。那公章終日拴在褲腰上,磨來蹭去的,總是缺油,於是老姑父就「哈」一下,再蓋。所以,每當有女人來找,只要不違反政策,老姑父就問:哈一下?人家會說:老蔡,哈一下吧?於是就「哈」一下。

在無樑,「哈」也有親嘴的意思,次數多了的時候,不知老姑父是否使用了「延伸義」?

漸漸地,我還發現,老姑父「領席」的時候越來越多了。夏天的時候,老姑父常常領著一張席到瓜地或是蘆葦蕩裡去。有時候,他是陪縣上或公社下來的駐隊幹部。有時候,他是領著村裡的一群編席的女幹部們開會。還有的時候,他領著一張席到處走,從樹下到場院,又從場院到水邊……他常說的一句話是:蚊子。他說:有蚊子。

他心裡有蚊子。

我說過,老姑父所謂的「作風問題」,最早是因我而起。那是他在慌亂中端錯了「奶子」……後來的事就難說了。後來人們傳的那些,都是添枝加葉、捕風捉影、經過渲染的。那年秋天,我高中畢業的時候,村裡小學校長苗國安(他也是無樑的女婿)在縣上開會的時候突然得到了一個訊息:大學要招生了!是推薦招生。一個公社分了三個名額。得到訊息後,他就急急忙忙地騎著腳踏車回來報信兒,希望老姑父親自出面,為我爭一個。

是啊,在全村人的眼裡,我是一個禍害。是一隻吃遍全村的蝗蟲。如果能把我推薦出去,全村人就都「解放」了。當然,這對我來說自然是天大的好事。那時候上大學不但不要錢,還給生活費呢。就此,我也充分理解了人們的善意。可小學校長又說,雖說一個公社三個名額,可有兩個已被公社幹部的孩子佔去了,就剩下一個了。這一個指標三十個大隊去爭,能不能爭到手,還很難說……快找老蔡!

可是,就在這時候,老姑父不見了。全村人到處去找,一百個喉嚨四下喊,可怎麼也找不到。最後,小學校長苗國安說:敲鐘吧,一敲鐘,他也許就知道有急事了。

那天傍晚,當鐘聲響過三遍之後,終於把老姑父敲出來了。老姑父是從葦蕩裡走出來的,他一手領著席,一手還提著褲子……他沒想到村街裡會站這麼多人,他愣了一下,忙解釋說:媽的,撒泡尿,把褲腰帶給弄斷了。

人們都望著他,人們根本不聽他的解釋,人們都去看他的褲子……前後村都喊過了,鍾也敲三遍了,他才出來,這泡尿有這麼長麼?

就在這時,吳玉花牽著孩子從人群裡走出來,抖手給了他兩耳光!……爾後,她一句話也不說,牽著孩子扭頭就走。

老姑父就此蹲了下來。在無樑,老姑父入鄉隨俗的第一個姿勢就是「谷堆」。「谷堆」是個象形詞,就是蹲下的意思。老姑父「谷堆」在地上,很狼狽地靠著那棵掛鐘的老槐樹,平著臉色,略顯尷尬地說:啥事?啥事吧。

老姑父的褲腰帶斷了,誰都知道這不是尿尿的問題,可人們還是信了。在無樑,凡是有職務的,只要給一個理由,人們就信。人們是心裡不信,臉上信。於是人們不再研究「褲腰帶」的問題了。

小學校長苗國安給老姑父說了推薦上大學的事……爾後說:抓緊吧。三十個村子,就剩一個指標,聽說明天就上會定了,是不是得送點禮呀?

此時此刻,全村人異口同聲地說:送!這得送。

這一個「送」字,經全村人的熱喉嚨喊出來,顯得鏗鏘有力。

那會兒我就躲在老姑父的背後,他靠著樹的陽面,我靠著陰面。我不禁臉紅了,心裡怦怦亂跳。那時候,我還會臉紅,此後就不會了。

人們都在等著老姑父說話,可老姑父就是不開口。我知道老姑父不開口的原因,這是逼著他去找公社武裝部長老胡,老胡是他的戰友,這是讓他去給老胡送禮……他不願去求老胡,他還想給自己留一點尊嚴。

可這一次,全村人不答應了。人們像「森林」一樣地圍著他,立逼他說話。「送」是必須的,人們甚至開始議論送什麼的問題了。有的說,隊裡不是還有幾桶小磨油麼?有的說,代銷點有煙,賒上幾條好煙。有的說,光煙不行,還得有酒……

事關前途,我心裡很急。我喉嚨是恨不得伸出一隻手,把他從地上拽起來。這時候,我是多麼感謝村人哪,我看見我的心都跪下來了!

人們的目光再一次把老姑父給淹了。在目光的海洋裡,不光是一個「送」字,還含有「褲腰帶的問題」。老姑父再三說是「繃斷的」,可人們不聽他解釋……這幾乎是一種威脅了。再說了,這裡邊還有善的含意。我是一個孤兒,他們是在幫助一個孤兒,這就是道理。在這個世界上,每一個道理後邊都包含著很多因素。可人們只說道理,不說「因素」。老姑父顯得很無助,他「谷堆」在那裡,就像是一個犯了錯的孩子。

老姑父已無處可藏。這時候,他不可能回家,他回不去了,家裡也面臨著一場戰爭。老姑父很艱難地站了起來,用帶著哭腔的聲音說:我不要「臉」了。

這天夜裡,老姑父騎著那輛破腳踏車給人送禮去了……老姑父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回來。也許,那天夜裡他在老胡的門前蹲的時間太長了。他是很想要「臉」的,可他沒有辦法。他跟公社的老胡喝了一夜酒,回來把腳踏車一撂,就癱倒在場院的麥秸窩裡,人像是生了一場大病!

可人們還等著他回話呢。當人們把他圍起來的時候,他眼都沒睜,只喃喃地說了兩個字:妥了。

我承認,我上大學跟你們不一樣,我不是考上的,是「送」出來的。那時候三十個大隊搶一個名額,可這個名額最終讓我得到了。那是用全村人的油,還有菸酒和老姑父的臉面換來的。當那張薄薄的「紙」發到我手裡的時候,你知道我是什麼感覺麼?我心裡說:拜拜了無梁,我再也不用看人的臉色了。

我告訴你,不要輕看任何形式,在某種意義上說,形式就是內容。待我拿到那張「紙」之後,我又一次吃遍全村!人們開始用最好的飯菜招待我,用最優美的語言誇讚我,我在無樑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都被人們無限放大,我不再是禍害了,我成了一個最聰明、最懂事的孩子。每一次到村人家吃酒,都由老姑父作陪。那一天,老姑父又一次喝醉了,醉了的老姑父拍著我的肩膀說:兄弟,我冤哪,我的褲腰帶真是繃斷的。

在我走的那一天,全村人都來送行。我得說,這裡邊的情愫是很複雜的。首先,這又是一次善的集中體現。其次,在他們心裡,我已約等於「官」了,他們送的是一個未來的「預備役官員」。可不管怎麼說,我的被褥,是村裡女人們套的,我的臉盆,是村裡給買的,還在我的兜裡塞滿了柿餅和雞蛋……女人們哭了,我也掉了淚。女人們圍著我問:丟兒,還回來麼?我說:回來,放了假就回來。可我還是有一種「放生」的感覺。我心裡很清楚,如果沒有那張「紙」,我什麼都不是。我不會再回來了。

我以為,這將是一次成功的逃離。可是,我錯了。

老姑父跟吳玉花的戰爭是曠日持久的。

那天的「褲腰帶事件」是個導火索。當老姑父回到家之後,吳玉花突然做出了一個驚人的舉動,她一把把剛一歲多的小三兒從床上拉起來,倒著提在手裡,惡狠狠地說:一窩吃裡扒外的貨,摔死算了!

老姑父嚇壞了,老姑父最喜歡的就是這個小三兒。吳玉花一連生了五個孩子,五個全是閨女,雖然只活下來三個,可終日里擦屎刮尿,她早就煩透了。在她眼裡,每一個孩子都是禍害,都是老姑父帶給她的災難。所以她很輕易地攥著小三兒的一隻腳脖子兒,倒著提在手裡,好像隨時都會鬆手!

然而,這小三兒雖整個倒垂著,可那兩隻杏仁眼卻忽靈靈的,像是在笑……

老姑父急忙衝上去跟吳玉花搶孩子,他就像一顆出膛的炮彈,倏爾就把小三兒奪在了手裡,同時用腳勾倒了吳玉花。於是,在把孩子撂回床上的那一刻,兩人同時倒在地上,就此廝打在了一起。兩人先是碰翻了木製的洗臉盆架子,踢倒了一卷編好的席捆,撞散了一排葦子稈,爾後又用屁股拱倒了屋角里的水缸,像兩隻泥母豬一樣在地上滾來滾去。

老姑父家的牆上已掛滿了人生的「腳印」。那腳印蜿蜒曲折、忽高忽低、且重且輕,全是在搏鬥中一腳一腳踩出來的。老姑父與吳玉花的每次搏鬥都是以命相抵的,兩人總是頭頂著頭或是相互揪著頭髮在地上滾來滾去,屋子裡邊的四堵牆成了他們隨時借力的地方,每一腳都跺得牆咚咚直響,牆上的石灰末四濺!那時老姑父常年穿一雙兩塊半的解放鞋,那些帶膠底花紋的半個腳印都是他踩出來的,而布底或牛皮底(兩人結婚時,老姑父給吳玉花買過兩雙皮鞋)的腳印則是吳玉花踩出來的。兩種腳印又常常會交叉重疊在一起,迴環往復,就像是倒掛著的人生曲線圖。

最初兩人只是在屋裡打,暗打,臉上會帶些傷而已。後來就打出了院子,打到了村街上。可一旦到了村街上,老姑父就決不還手,那就成了吳玉花一個人的死纏爛打。吳玉花的罵聲就像是村中廣播碗裡的「新聞」一樣,每晚準時播出。那罵聲像爆豆一樣從她的薄嘴唇裡迸發出來,鮮豔、凌厲、脆!就像是相聲演員說繞口令,既含蓄而又潑辣,既生動而又斑斕。有人說她是得了村裡最會罵人的七奶奶的真傳。她打頭的第一句總是:你還是人麼,你蕎麥麵打糨子,你兔子屎編辮兒,你城隍廟貼膏藥,你還要臉麼?!豬、狗、黃鼠狼!……開初時人們還勸一勸,此後就不再勸了。

其實,老姑父早就不要臉了。他的臉已煙化在無樑那無邊的田野裡了。

客觀地說,雖然是傳聞,老姑父也許難免會有作風問題。而我不想再說傳聞中那些跟他有牽連的女人的名字了。她們是我的鄉親。也許吧,在物質極端匱乏的日子裡,她們是很需要「哈一下」的。再說,老姑父的日子也太困頓了,他在無樑村的歲月裡終日苦哈哈的,回到家不是吵架,就是打架,也太需要宣洩和滋潤了。或許,這裡邊還有風俗的原因,有情感的原因,那由一個人「領」出來的席,在無邊的田野裡,在綴滿星星的夜空中,鋪下的一張張流動的床,不就是讓人睡的麼?在無樑,「睡」也是有兩說的。

此後就是「游擊戰」了。老姑父每晚領著一張席到處走……吳玉花就四處偵察、圍追堵截。吳玉花常常是一手夾著那最小的孩子、一手打著手電筒在暗夜裡快步走著,從場院到河邊,再從河邊搜到葦蕩,她的搜尋範圍不斷地擴大,她的長杆子腿一個晚上可以圍著村子走幾十裡地仍不知疲倦。有時候,已是下半夜了,她還會去拍一個寡婦的門,看老姑父是不是睡在了人家的床上!

長年累月的家庭戰爭把吳玉花鍛鍊得就像是警犬一樣,她能隨時隨地在風中分辨出老姑父的氣味。她還能從氣味中發現異樣的情況,比如沾在老姑父身上的一根長頭髮,或是在葦蕩裡發現了空火柴盒子,或是掛在蘆花上的一節紅絨繩……一旦發現了這些蛛絲馬跡,她就高度興奮,窮追不捨。有時,她甚至還會在黑夜裡對著星空不管不顧地大聲喊道:抓賊呀,抓光屁股賊呀!她的手電筒是加長的,能照出半里遠。那一條光的長線一次次拋在夜空中,照得無樑人四下躲閃。

老姑父也有一支手電筒(那是我上大學後的第一年用助學金買來送給他的。老姑父雖然每月有七塊錢的傷殘補助,可這錢他一分也得不到,都攥在吳玉花的手裡),無論是在場院、葦蕩或是田野裡,每當兩支手電筒照在一起的時候,你就會看到他們兩個臉上那刻骨的仇恨。每一次,當吳玉花手裡的手電筒照在老姑父臉上的時候,吳玉花臉上就會出現一絲詫異的神色,她像是在問自己:我怎麼跟這個人在一起呢?而老姑父卻是沉默的,他總是很快就把手電掐滅了,彷彿不忍看那歲月的殘酷。

這仇恨都是在困頓的日子裡一天天積攢下來的。日積月累,久而成仇。我猜,在他們兩人之間,仇恨竟然演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有時候,兩人從一起床就開始對罵,你罵我,我罵你,就像是吃炒豆一樣。他們二人常用的話語是一個字:死。每當這個字從牙縫裡跳出來,都像鋸齒一樣節奏明快、鏗鏘有力:「死鱉。」「死去吧。」「死外邊。」「死心眼子」……可兩人自始至終誰也沒有提出過離婚,誰也不說離婚。

也許,在精神層面上,老姑父需要「戰爭」。他打過十六年仗,如今在沒有炮彈呼嘯的日子裡,他有些無所適從?難道說他已習慣於「緊張」,他仍需要一個敵對者,需要時刻繃緊腦海裡的那根弦麼?不然,如果哪一天,老姑父回家後發現吳玉花不在,沒有人跟他聒噪了,他就會忍不住問上一句:你媽呢?

後來,我發現,在情感上,「仇恨」和「依存」居然可以結伴而行。對於吳玉花來說,那是一種日子與日子的對壘。是精神上的糾結與膠著。你看著我,我盯著你,寧可化成灰,誰也不放過誰。這裡邊竟然還有溫情的成分,有對既成事實的預設,有以敵對為外殼的相互間的照應,還有一種看似荒唐的對手間的默契……比如,冷不丁的,吳玉花也會問一句:那老不死的,你爸呢?

日子像流水一樣,那無盡的詈罵就成了不斷泛起的一朵一朵的浪花;是用鋸子拉出來的如歌的行板。如果哪一天兩人沒有吵架,倒成了很讓人詫異的事。連村裡人都會說:稀罕,咋沒聲了?

最可怕的事情還是發生了。老姑父最小的女兒,就是那個出生第五、排行老三發高燒僥倖活下來,僅有六歲名叫葦香的孩子,居然在一天晚上趴在老姑父腿上咬了一口,幾乎咬下一塊肉來!

葦香從一歲起就偎在母親的懷裡去尋找父親。她的眼睛特別適應黑暗,在黑夜裡她的兩隻眼睛炯炯有神,兩隻手緊拽著母親的衣襟,任吳玉花帶著她到處奔走。吳玉花的咒罵聲伴著她走向田野,走向葦蕩,走向炕屋和磨坊……在長達五六年的時光裡,小葦香在母親的咒罵聲中茁壯成長。母親從來沒有給過她好臉色,不是打就是罵;而雖然很少回家,卻特別疼愛她的父親每次都會偷偷地給她塞塊糖吃。

可是,當她長到六歲的時候,一天晚上,兩人在葦蕩裡又廝打在了一起……而此時此刻,小葦香突然跑上來,趴在老姑父的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當時兩人都愣住了,老姑父已伸出了打人的手,可他的手還是無力地放下了。他突然大聲咳嗽著,滿眼都是淚水。因為他看到了一雙噴濺著仇恨的眼睛,這雙眼睛裡爬滿了蜇人的螞蟻,那都是在黑夜裡一點一點積攢下來的。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吳玉花已成功地把仇恨種植在了這個小女兒的心裡。

從此,吳玉花有了幫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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