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東]
我常常在人聲嘈雜的地方，偷偷地看著她。比如下課後熱鬧得像菜市場一樣的教室。我的眼光可以被很多人的身影遮蓋，放心地落在她身上。她還是老樣子，只不過麻花辮又長了些。她以前喜歡穿小圓領的白襯衣，今年跟學校裡的很多女孩子一樣換成了大領口。我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地打量著她，沒有我的日子還算平靜，她跟吳莉聊天，她歪著頭故作用功狀，她像最開始那樣每天跟周雷一起吃飯，一起回家。現在我得費很大的力氣來回憶，認識她之前，我是怎樣生活的。這是個苦差事，尤其是在準備高考的時候。
黃昏的教室裡瀰漫著一股花香。還有隱隱約約的肖強店裡的音樂。滅絕師太在教室裡兜圈子。「江東你發什麼呆？你是不是已經特別有把握了？不然怎麼這麼閒得無聊？」周圍一陣竊笑。師太的聲音永遠悠然自得，特別是在整人的時候。
記憶裡異常清晰的，永遠是這些沒有意義的片斷。那些日子，一九九七年三月一號，我對天楊說：「咱們還是算了吧。」之後的事情，我自己也很糊塗。可以肯定的只是在那段時間內，大街小巷都在放任賢齊的《心太軟》。我對肖強說：「求你別跟著起鬨行不行？至少我在的時候你別放，我實在受不了那個人。」
其實那段日子，我受不了任何音樂。難聽的自不必說，好聽的也不行。那些聲音，那些流暢的聲音就像是某種液體，不費吹灰之力就鑽到我心裡一個最軟、最疼的地方去。我還以為我已足夠堅強。至少我可以裝得若無其事。至少我可以對別人的語言、動作、表情或者別的什麼無動於衷。可是在音樂面前，我卻手足無措。因為這東西不是塵世中的東西，它從天而降。任何銅牆鐵壁的防守也奈何不得它。任何音樂，在那段時間，古典、爵士、華語歌，甚至琵琶獨奏，都讓我心生畏懼狼狽不堪。我怕它們。
某個午後，我路過音樂教室。音樂老師正在輔導我們高三一個準備考音樂系的女孩彈鋼琴。跟她說這兒快點，那兒慢點。兩秒鐘後，我就聽見一陣音樂，不知是貝多芬，還是莫札特，夾著音樂教室好得不能再好的共鳴。在狹長的走廊裡華麗地注視著我。我咬了咬牙，告訴自己再堅持一下就該下樓了。走到樓梯口卻終於忍不住，像逃命一樣地往樓下衝，直衝到完全聽不見一點聲音的那一層。喘著粗氣對自己說：丟人。
那天晚上我又夢見了我的火車站。天楊穿了一條鮮紅色的連衣裙，坐在火車頂上。汽笛悠長，我說天楊你要去哪兒？她說你沒看見我的紅衣服嗎？我要結婚了。我會寄明信片給你的。火車開了，我醒了。一身的汗，電話鈴就在這個時候響起。我「喂」了好幾聲，那邊一點聲音都沒有。
「天楊。是不是你？」我說，「天楊，我知道是你。天楊你怎麼不說話。天楊，我想你。我真想你天楊。」不管了，我終於說了。然後我聽見一個老頭兒的聲音：「不好意思，我打錯了。」
要是我今年不是十八歲，而是二十八歲就好了。我就有更多的辦法，更多的力量。那時我常常這麼想。不過我現在才明白，你永遠沒有足夠的辦法和力量，因為永遠沒有一件事是等你完全準備好了以後才發生。舉例說，那天下午，我又碰到了方可寒。
那是星期六的傍晚，老地方——籃球館的地下室，我看見方可寒和隔壁班的一個男生打得正熱鬧。那男生扭著她的胳膊，她也不是個省油的燈，用剩下的一隻手在那男生臉上留下五條美麗的血道子。那男人沒種，慘叫一聲把她推開，一轉臉看見了我，就狼狽地拎起書包躥了出去。她縮在牆角，頭髮滑下來擋住了臉。
「方可寒。」我走過去，拍拍她的肩膀。還真是有緣分，我想。不僅是和她，還有和這個地下室。她抬起頭我才發現，血從她的鼻子裡不斷地湧出來，襯得她臉色慘白。
「把頭仰起來。」我說，「要不要緊？」
「沒事。」她的聲音有點啞，「是剛才那傢伙一推我，我撞到牆上去了。」
很多張可憐的餐巾紙變成了桃花扇。「要多仰一會兒頭。」我對她說。從我站的角度，正好看見她漆黑的眼睛。
「拜託你幫我看看，我衣服上有沒有血？」她說。
「有一點，在裙襬上，不過不要緊。」
「媽的。」她罵著，「這條裙子是我今天剛剛換上的，得乾洗。」
「你還來幹什麼？」
「你以為我想來這鬼地方？」她瞪著我，「那個傢伙在我這兒賒了n次賬，我當然不能就這麼算了，結果他還要和我耍賴。我就說我要去跟校長講你也是我的客人，我是詐他的，他就急了，真是個傻。」
「上樓去洗個臉吧，」我說，「要不怪嚇人的。」
「不用。」她說得很乾脆，「不想撞見人。」
「那你就這樣走到大街上會影響市容，不信？」
她笑了。
我們穿過走廊的時候，夕陽西下，讓許多投在我們身上的驚訝的眼光變得不再那麼刺眼。她今天沒有化妝，很簡單的黑色上衣和粉紅色的半身裙，看上去沒有平時那麼妖。
「你有什麼打算？」坐在麥當勞裡的時候我問她，「你準備考大學嗎？」
「當然要考。」她笑，「這個地方已經快把我憋死了，我現在做夢都想去個大城市。」
「我也是。」
「而且要是我考上大學再去坐檯的話會賺很多的——女大學生嘛，你知道嗎？在北京有些夜總會，比如‘天上人間’，一晚上三千不算什麼。」
「真是三句話不離本行。」我打趣她。
那天晚上我們就這樣聊了很久，氣氛不可思議地平和，一點沒有我們往日的那種劍拔弩張。我們聊的都是筒子樓裡的夥伴，她告訴我誰當兵了，誰考上大學了，誰在酒店做服務員，還有那個小時候總是聯合所有女孩子孤立方可寒的「小特務」，她曾經跑來求方可寒「帶她入行」。
「你知道‘小特務’那時候為什麼那麼恨我嗎？」她笑著問。
「小的時候哪個女孩不恨你？」
「才不是。」她故作神秘地停頓，「因為‘小特務’喜歡你。可是每次都是我去你們家寫作業。」
「有這事兒？」
「怎麼，動心了？這容易，我有‘小特務’的呼機號，不過她現在比我混得好，跟她睡一晚上可貴了。」
「別胡說八道，我他媽不是公牛。」
「就是，讓你的宋天楊知道了還不吃了你。」她說，「忘了問你，宋天楊小朋友好嗎？」
「散了。」我勉強地笑笑。
「為什麼——」她大叫一聲，惹得鄰桌的人都看她。
「沒什麼為什麼。」我胡亂地應付著，「就是沒意思了。」
「你哄鬼。」她打斷我，「別拿我當傻子，你才不是那麼隨便的人。」
她緊緊地盯著我。我低下頭，撥著杯子裡的冰塊。
「江東，你跟我說實話。」她不依不饒，「是不是跟我有關係？」
我猶豫了一下，點了點頭。
我不敢看她的臉。只是注視著她略略痙攣的手指。我還以為她會把她手裡的漢堡對著我的腦袋扔過來，但是她半天沒有聲音。
兩行淚從她的臉上滑下來，她看著我，慢慢地說：「媽的江東，你怎麼這麼傻？」
[天楊]
我坐在臺階上，臺階很涼。晚自習的鈴聲響過，走廊裡寂靜了下來。我沒有跟著人流回到教室，變成這寂靜的百分之一。我知道這種行為叫「逃課」。可是我得等他。下午上課前他出去了，就一直沒回來。
「天楊。」他站在十幾級臺階下面望著我，「你怎麼不上課？」
「你不也沒上課嗎？」
不對。我不能第一句話就搞出這種氛圍。我說：「我等你。」
「等我？」
「星期六的時候我看見你和方可寒在一起。」
他不說話。
「這就是真正的原因吧？你可以跟我分手，但是你不能拿我當傻瓜。你必須告訴我，你是不是因為她才——」
「是。」他乾脆地承認。
我笑笑，「還好你沒騙我。你是真的喜歡她，對不對？」
他說：「天楊。」
我問：「那你還喜歡我嗎？」
他說：「天楊，實話告訴你我今天特別累，我現在不想說這些。」
「你必須說，我有權利知道，你還喜歡我嗎？」
他艱難地點點頭，「當然。」
「你喜歡我，可是我愛你。這就是咱倆的區別。」
「天楊，你這樣說，你想讓我回答什麼呢？」
好問題，我到底在等待什麼？
「天楊，要是我真像你說的拿你當傻瓜的話，所有的事兒就沒那麼難辦了。肖強就說我傻，說我為了打蒼蠅打碎了花瓶。我本來可以撒謊，對你撒謊也對我自己撒謊，但是我不願意。因為我和你的……事情，是我心裡最乾淨最珍貴的東西，我寧願不要也不能弄髒它。信不信由你，天楊。」
「我信。」我笑笑，「我還沒看出來你這麼偉大。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是吧？然後你就這麼偉大地把我犧牲掉——為了你心裡最乾淨最珍貴的東西，這樣你就平衡了滿意了因為你已經付出代價了而且還是挺大挺疼的代價，很多年後你回想起來也可以自我安慰：畢竟你自己懲罰過自己了。可是你怎麼知道我願不願意當你的‘代價’？你們男人就是這點賤，明明是自私沒用還非要硬逞英雄。」
「你知道你這叫什麼，天楊？」他停頓了一下，「你這叫自說自話。」
「隨便你怎麼說。其實我早就發現了，你可以沒有我，我不行。不管你心裡多難過，你也還是可以沒有我，就像你自己說的：寧願不要也不能弄髒。可是我和你不一樣。我是寧願怎麼樣也不能‘不要’。你知道我看見你和方可寒在一塊兒的時候，我第一個念頭是什麼嗎？我想：這下好了，我終於找著一個理由去跟你再說兩句話，吵架也好，哪怕對罵也行。這些日子我想和你說話想得整個人都快爆炸了。」眼淚突然湧上了我的眼眶，我咬著牙把它嚥了回去，「江東，我要你回來。」
他從樓梯下面走上來，緊緊地摟住了我，那麼緊，也不管這還是在學校，也不管要是讓老唐或者其他老師撞見的話絕對吃不了兜著走。他說天楊要是現在來一場大地震就好了，他重複了很多遍這句莫名其妙的話。我狠狠地咬他的肩膀、他的胳膊，他也不放開我。
「你知道我這幾天多想你嗎？」
「知道。」
「可是你不能體會。」我抬起頭，看著他。
「天楊。」他捧起我的臉，「告訴你件事兒：方可寒她可能快要死了。」
[江東和天楊]
那天晚上從麥當勞出來的時候，方可寒異常地安靜。晚風吹上來，這個城市難得有一點閒適的味道。她把頭髮紮起來，衝我一笑，眼睛亮閃閃的。我以前從來沒有這麼細緻地觀察過她——我是說在床上的時候。
我送她回家。穿越最繁華的商業街，路過北明，抵達沒有人的堤岸。曾經你只要走上這個堤岸就能聽到工廠裡機器的轟鳴，不是那種刺耳的轟響，那聲音遠遠的，沉沉的，好像來自地心，聽慣了之後還覺得它很家常。
「江東你還記不記得？」沉默了很久的她突然開了口，「高一的時候，地理課，講城市佈局，老師就拿這間工廠舉例子。」
「怎麼不記得，」我說。我到現在也能想起那個老師的語氣，「開什麼玩笑？河邊也能蓋印刷廠？幸虧那廠子如今倒閉了，否則讓來旅遊的外賓看見，笑話不笑話？」那年我們這兒辦國際旅遊節，來了好多鬼佬和小日本。
老師話音落下，大家鬨笑。在我們學校，大家嘲笑起我們所居住的這座城市都是毫不猶豫的。鬨笑聲中我環顧四周，突然發現原來沒有人認為自己屬於這個地方。
「那時候我才突然發現，」方可寒繼續說，「所有同學裡只有我是從那間工廠的子弟中學來的。」她微笑。
「子弟中學那年考來北明的，是不是隻有你？」
她點頭。我突然想：要是那天，在鬨笑聲中環顧四周的我撞上她美麗的眼睛，那我高中三年經歷的，也許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筒子樓裡的燈光悠長，走廊裡堆得滿滿的舊報紙、大白菜、腳踏車零件、蜂窩煤。水房的管道一定是又堵過了，地板上還是溼溼的，凹陷的地方汪著一攤一攤的水。小時候水房堵塞的日子是大人的災難孩子們的節日，在大人們汙言穢語的詛咒聲中，我們高興地脫了鞋襪，踩著運氣好時能淹沒到腳踝的水在走廊裡一邊追逐一邊喊：「水災——發水災了——」
方可寒那時不屑於跟著我們瘋，只不過有一個夏天的晚上，我無意中開門看見了她。那天水房堵得超常的嚴重，直到晚上髒水還不退。漂了一地的爛菜葉菜幫，還有一樓道的潮氣。她走出來，左右看了看，長長的走廊寂靜無聲，沒發現我，然後她拎著她那雙紅色的小塑膠涼鞋，輕輕地但是興奮地踩進了水裡。劉海垂下來，遮住了她專注的眼神，那個場景就像做夢一樣。
一個四五歲的小姑娘站在走廊裡，用稱得上是警惕的眼光看著我們。方可寒笑笑，「你能不能認出來她是誰？」我當然認不出。方可寒說：「她就是戴明和武豔的女兒。」戴明和武豔，是我們筒子樓裡的「梁祝」。那時候他們倆也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年紀，戴明很英俊，武豔很豐滿。戴明為了武豔腰裡別了三把水果刀單槍匹馬去和七十二中的一群人叫板。那天晚上靜靜的樓層中迴盪著他們兩家大人打人罵人的聲音。後來他們倆一起離家出走，又一起被大人捉回來；再後來，我就不知道了。
「那個時候。」方可寒說，「我做夢都想長大以後像武豔那樣遇上一個戴明。」
「他們倆現在在幹嗎？」
「開始都在工廠，現在戴明就在樓下開了間小賣部，武豔好像是在飯店上班，他們住的是你們家原來那間房。」
「噢。」
「進來坐坐吧。」她開啟了日光燈。
「你爺爺奶奶呢？」
「爺爺前年死了，奶奶現在常常住我姑姑家。」
「噢。」
「喝水嗎？」
「行。」
她倒水的時候突然彎下了身子，蹲在地上一動不動。我說：「方可寒？」然後看見一滴血滴在地上。
「沒事。」她仰起頭面對著天花板，「都是那個狗雜種，推得也太狠了。」她潔白成蒼白的脖頸上有一抹血痕，延伸著，直到她美麗而嶙峋的鎖骨。
「要不還是去醫院看看吧，可能是碰傷了，得上點藥什麼的。」
「哪兒那麼嬌氣。」她笑笑，「我又不是你的宋天楊。對不起我忘了，不該戳你的痛處。」
「去死吧你，」我說。
「江東。」她把一團衛生紙塞進鼻孔，「我會記住，你是第一個為了我跟自己女朋友分手的男孩。」
「誇我呢還是罵我呢？」我笑，「有第一個就會有第二個，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兒。」
「媽的你取笑我——」她大笑，一小股血又濺出來，那團衛生紙一下就變紅了。
日光燈在我們頭頂嗡嗡作響，那響聲由無數聲音的斑點構成。急診室年輕的小醫生躲閃著方可寒熱辣辣的眼神，「要是像你說的，你最近還常常發低燒的話，星期一來查個血象。」
「血象？」方可寒綻開了她註冊商標式的微笑，「那是什麼東西？」她特別把聲音調整到一個微妙的角度，完全是出於職業習慣，就像某種本能。
我們都在肖強的店裡，我，江東，還有肖強。方可寒不會再來了，至少近期內不會。
肖強已經抽到第五支菸，還是一言不發。
「就像演電視劇一樣。」江東突然奇怪地笑笑。
室內寂靜。只有蔡琴在唱歌。
「當我與你握別，再輕輕抽出我的手，是那樣萬般無奈的凝視，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野花——」
我又感覺到了那種巨大的寂靜。江東的手突然摸索著伸了過來，掃著我的指尖，最後終於抓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還是那麼大，可是很涼。
周雷的手很細緻，但絕不娘娘腔，它有種烘乾機裡的熱氣的質感，讓人舒服。雖然「幸福」和「舒服」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但至少這舒服令人快樂。
我說：「周雷，張雯紋死了。」
他問：「誰是張雯紋？」
我原諒他。他最近被簡歷面試招聘會搞得焦頭爛額找不著北，總是喜歡把頭枕在我的腿上裝死。
「什麼記憶？就是那個《藍色生死戀》！」我一點一點撫弄著他的頭髮。他閉著眼睛，很舒服的樣子。「想起來沒有？」我問。
不回答。原來睡著了。這人真有福氣。
病房裡的樓梯很長，有時候我總覺得只有音樂才能把這種長描繪出來。我站在樓梯的拐角，身後是我現在工作的地方，多年前，方可寒就是從這兒離開的。
楊佩寧靜地對我笑笑，「宋天楊，我還真挺捨不得你的。」她終於要跟著小杜走了。葉主任對她說：「咱們科的護士，只有你和天楊是大學畢業，留下來的話會很有前途，其實出國很辛苦。」她說我知道。我總覺得是張雯紋最終促成她這個決定的。她問我：「宋天楊，你是不是覺得我這人——有勇無謀？」
其實我知道她一定會後悔，但是我還是真心實意地說：「‘謀略’這東西，怎麼說也可以培養；可是‘勇氣’，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她含著淚給了我一個百分之百的擁抱。
沒有了楊佩大說大笑的聲音的走廊空了很多，夏日的陽光細碎地斑駁著，我背後那扇門上的白色油漆已經黯淡，在我第一次推開它的時候它還整潔如新，還靜若處子，梳著兩條麻花辮的我站在它面前，正午的三月的陽光像瀑布一樣傾瀉著。
方可寒半躺在病床上，黑髮垂了一枕頭。「宋天楊？」她很意外，「怎麼是你？」
「你，好嗎？」當然不好，但我該說什麼？我不像她，我應付不來這種場面。
「好。」她細細地端詳著我，「宋天楊，好久不見，你好像瘦了。」
其實這話該我對她說才對。我說：「都是高考鬧的。」
「你準備報哪個大學？」她問。
「沒想過。」
「那總想過想去哪個城市吧？」
「大點兒的，人多的。」
她笑了，「我也一樣，喜歡特別大的，人特別多的地方。」
在後來的日子裡，陌生的城市變成了我們經常討論的話題。我說經常，沒錯，漸漸地，我每天都會去看她，跟她待一會兒，到後來是真的聊得很熱鬧。有時候我會問自己，我為什麼要這麼做，是因為我可憐她，還是因為我好奇，還是因為我想知道是什麼讓她拿走了我的江東，還是因為——我知道她也許快死了，我對「死」這樣東西心存敬畏？可能都有，可能都不是，我想不起來了。
有一次我無意中說起我的爺爺奶奶，無非是些關於老人家的記性和笑話。我爺爺打電話給一個老同學：「你老伴兒身體還好吧？什麼？不在了？什麼時候的事兒怎麼也不通知我？」奶奶在旁邊急得跺腳，「你上個月不是剛剛參加人家的追悼會嘛！」
這個笑話讓方可寒開心得很，然後我才知道，她和我一樣，也是跟著爺爺奶奶長大的孩子，於是我們就談起了我們的童年。我說我覺得跟著老人長大的孩子，會對「歲月」這東西更敏感。
「真的？」她歪著頭想了一會兒，「我倒不覺得。」
「不過，」她繼續說，「上了年紀的人有他們自己的那一套。你覺得是跟‘時間’啦，‘歲月’啦這些東西有關，他們自己倒是不會這麼覺得，就好比——你覺得什麼‘歲月如梭’，什麼‘逝者如斯’這種詞兒是講他們，可他們覺得這些詞兒說的是另外的東西，我也說不好，給你講件事兒算了，」她笑笑，「我從來沒跟任何人說過。」她講話的時候眼睛會奇異地發亮，像是停電的室內突然有人按亮了打火機。
她說她十二歲之前，一直是跟著爺爺奶奶睡一張大床，因為她們家只有一個房間。十二歲之後，她奶奶在家裡掛上了一個布簾，晚上簾子一拉，就把她到晚上才撐開的行軍床和爺爺奶奶的床隔開。房間被擠得滿滿的，她的身體緊緊地貼著冰冷陳舊的牆壁，那是她十四歲那年。
「那天夜裡我是突然間醒的，睡得迷迷糊糊的，都沒完全清醒。我聽見我爺爺奶奶的聲音，我還以為他們倆誰的病犯了。」她詭秘地笑，「剛想喊——幸虧沒喊，因為我馬上明白了那到底是什麼，你懂我的意思不懂？」
我愣了一下，點點頭，完全呆掉了。
「那時候，」她臉紅了——仔細想想我從未見過她臉紅的樣子，「那時候我特別、特別，感動。你知道那個時候我剛剛開始有‘客人’，當然是瞞著爺爺奶奶。那件事兒讓我一下子明白了：每個人都在‘活著’，按自己的方式活著，誰也不需要別人來理解這種方式。什麼‘溝通’，什麼‘同情’，什麼‘設身處地’，這些詞兒都被人用濫了，其實這些詞兒根本不是那麼廉價。」
「字典，是吧？」我說，「我早就覺得，這個世界是本字典。」我一直都在等一個跟我一樣發現這個秘密的人。我曾經以為這個人是江東，沒想到是方可寒。
「沒錯，字典。」她眼睛發亮，「我找了好久了，怎麼就沒想到這個詞兒呢。」
從那一天起，我們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交談」，這讓我快樂，快樂得幾乎忘了她是我的情敵——能這麼說嗎？快樂得幾乎忘了她的病。
江東站在我家樓下，一棵楊樹的陰影在他腳下閃爍著。他笑笑，「天楊。」
「你幹嗎不給我打電話？」我說。
「我想著你反正是這個時間回來。」
那是個星期天，高三的時候我每個星期天都要去補習班上課。我說：「平時我不會這個時候回來，今天我們那個英語老師病了，所以只上了一節課。」
「我就是想看看你。」
「上來坐坐？」老實說我不知道該用什麼樣的語氣跟他說話，是像以前一樣親近，還是客氣一點，最終我選擇了介於親近與客氣之間，結果變得非常尷尬。「待會兒我要去看方可寒，跟我一起去嗎？」
他點點頭，「行。」
在電梯裡我抱住了他的背，臉頰正好貼在他的心跳聲上，「江東，你現在還算是我的男朋友嗎？」
他說：「我覺得不算。」
我們的身影映在四面的鏡子裡，我看見四個我同時輕輕地微笑：
「我覺得算。」
「為什麼？」
「因為那天我說我要你回來的時候，你‘回來’了。當時我還想，要是你真把我晾在那兒，我該怎麼辦？」
「實話告訴你，那天我腦子裡亂成一鍋粥，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所以你是憑本能。」我得意地說，「說明你還是捨不得我，對不對？」
「就算是吧。」
「叮咚」一聲，電梯門慢慢開啟，就像某種陰謀。我們趕緊分開，所以電梯門外大人們看到的是兩個乖乖的，穿校服的好孩子。
她說：「江東，我要你回來。」
我害怕她那時的眼神，讓我想起——我爸爸，我不是說江校長。
他死命搖撼著媽媽的肩膀，媽媽像是個木偶一樣無法反抗。他的臉直逼到媽媽的鼻尖，「把存摺給我。」媽媽不說不，也不順從，任他把自己搖晃成一棵狂風中的樹。那時他的眼神就是這般不管不顧，眼裡狂奔過一種灰飛煙滅的慾望，那不是某種可以命名的慾望，如食慾、性慾、表現欲等等——可以命名就表明這慾望可以滿足，不是。
她就以這樣一種眼神看著我，託著腮，麻花辮垂在胸前，卻還是她一如既往的安靜的坐姿。這眼神出現在那個齷齪的男人那裡你還可以用「獸性」這個詞一筆帶過，可是天楊這麼幹淨。在籃球隊訓練，老師告訴我們有一種「體能極限」，當你累得恨不能馬上躺在地板上的時候，只要再用盡全力撐一會兒，這極限就會被跨過，你的身體就變成了不知疲倦的機械運動。那滋味我嘗過，雖說是不累沒錯，但那感覺就像靈魂出竅，因為你的身體似乎不再是你自己的。我只能說，那種眼神出現在天楊的眼裡時，我想到的，就是這樣東西：靈魂的體能極限。
她顫抖的身體在我懷裡融化。她說：「江東，你知道我這幾天有多想你嗎？」我知道。「整個人都要爆炸了。」真貼切，我就想不出來這種形容詞。「可是你不能體會。」那你能體會我嗎？你就知道像小狗一樣咬人，我們誰也體會不了誰，天楊。
我們一起出現在方可寒的病床前。她在睡，美麗而嶙峋的鎖骨露在病號服外面，皮膚呈一種透明的色澤。床頭坐著的那個大概是她姑姑的女人麻木地看看我們，然後低下頭繼續打她的毛衣。天楊把花留下，我們就走了。那花是剛剛從天楊家的陽臺上剪下來的。扎得歪歪扭扭，不過顏色倒還鮮豔。
我的手指纏繞著她的。醫院的走廊裡瀰漫著一股怪味兒，天楊說那是她最喜歡的味道。「你現在常常來看她？」我問。
「嗯，幾乎天天。」
「為什麼？」我怎麼問了這麼一個蠢問題。
果然她看看我，「這有什麼為什麼？不只我，肖強也是天天來，還常帶來他媽燉的湯。」
「江東。」沉默了半晌，她說：「要是，我是說要是，她好了。你想選擇她，可以的。」
「你這麼有風度？誰信？」我笑。
她毫不猶豫地給了我一拳頭。其實我們之間很久沒有這麼輕鬆過了，哪怕那段最好的日子，也是讓「幸福」壓得大氣不敢出。
她說：「現在先什麼也別想，江東，等高考完再想。」
那段日子她總是把這句話掛在嘴邊，「高考」既是一個最巨大最冷冰冰的現實，又是一個逃避現實的絕好理由。很多個星期天的下午，她把書本一合，頭枕在我腿上，迎著陽光閉上眼睛，「江東，那些歷史書為什麼怎麼看也記不住呢？」那語氣絕對不像是個焦頭爛額的高三學生。我的手滑過她的手指，她的牛仔褲，最後停在她的光腳丫上一捏，她笑著坐起來拿那本厚厚的《中國古代史》打到我擋在臉前的手臂上。我嘆口氣，「幸虧我聰明地護住了臉，我英俊的相貌才得以保全……」她果然笑得前仰後合。就在這笑鬧聲中她突然安靜下來。
「停電了？」我笑著拍她的頭。
「江東。」她專注地看著我的眼睛，「方可寒她會不會死？」
「這得問醫生。」
「真是的，」她深呼吸一下，重新躺到我的膝蓋上，「‘死’這玩意兒，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啊？」
「你想試試？」我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