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夜晚。除過個把秋蟲的聒噪聲，天地間一片死氣沉沉。遠處的山崗黑幢幢地屹立著，月光照出的半面山坡，收穫過莊稼的土地顯得很荒涼。城市是寂靜的，但潛伏著危險。這時間，「孫大聖」和「千鈞棒」們說不定在每一個角落裡活動著。黑夜是屬於他們的。
馬延雄順著城牆下的小路，步履蹣跚地走著。好在這地方荒涼，又是夜晚，所以沒有什麼人，他的精神暫時不那麼緊張了。城牆上和小路邊長得正茂的苦艾散發出濃烈的味道，直往他鼻孔裡鑽。多香！他在這秋草叢生的小路上走著，高一腳，低一腳，踉踉蹌蹌。脊背像揹著一捆葛針，疼得萬箭鑽心。路啊睡啊！你將通向何方？對他這樣一個為黨奮鬥了二十多年的人來說，黨的命運、國家的命運、革命事業的前途，永遠在他個人命運之上。目前社會的現實狀況使他不寒而慄：天啊！怎麼人民和人民打起來了？群眾批他、鬥他，他想得通——共產黨員嘛，怕群眾批評還行？可是，怎麼壞人也趕來鬥上好人了？好人打好人，壞人打好人，這成了什麼社會了！這樣下去怎麼行呢？他嘴裡喃喃地呼喊著：毛主席！你老人家知道不知道這情況呀？
他有經驗：黨的歷史上任何群眾運動都有一些不正常的現象出現，最後總是能糾正的。這次運動目前實在是太過火了，但他相信最後也一定能糾正的。眼下，他不因為自己受了罪就懷疑這運動本身的偉大——這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啊！他對黨對毛主席的感情和信賴是幾十年革命鬥爭的血汗凝結成的，是不可動搖的。他個人捱打也罷，受氣也罷，只要這些對黨有好處，他也心甘情願。
他，一個共產黨員，一個黨的縣委書記，在這場也許是偉大運動的不正常情況中，在這些流血的日子裡，應該怎樣呢？他想：一個共產黨員最基本的黨性原則還不就是為大多數人民群眾謀利益，保護人民群眾，勇於為人民群眾獻身嗎？他現在也完全應該這樣做。當然，他知道他是當前全縣矛盾的焦點，一切災禍都可能由他身上引起。他個人又對現在任何事態的發展無能為力，他只有捱打和被批鬥的份。但是，他在內心中要求自己：要在這最複雜、最困難的時候，盡他的一切可能力量保護人民群眾，他漢有胡說、胡表態、胡應承，不能為了自己的安危考慮，而造成人民群眾的不幸。就是這個原則。他這樣想著，走著；走著，想著。已經快到城牆的豁口了。出這豁口就到了城外。出豁口下個坡，就是他的家。家啊！現在成了個什麼樣子呢？他三個月沒有回家了。那三口人現在怎麼樣了呢？正在他這樣想的時候，路邊的草叢裡突然嗦嗦地鑽出一個人來，一下子撲在他懷裡，抱住他「哇」一聲哭了！
這是一個女孩子的哭聲，悽切而又可憐。他感覺到那個小小的腦袋在他的懷裡痙攣地顫抖著！
啊，在月夜的朦朧中，他認出，這是他的女兒！是他的小梅！他伸出兩條柘瘦的胳膊，一把把孩子抱起來，他自己跟著又摔倒了——一顆石子正墊在脊背的傷痂上，痛得他幾乎大聲喊出來。他咬著牙坐起來，頭上泌出了一層冷汗。
孩子還在他懷裡——她已經顧不上哭了，兩隻小手在他身上摸索著，一雙驚慌的淚眼望著他，嘴裡呢喃著：「爸爸！爸爸！跌痛了沒？跌痛了沒？……」
他垂下頭，把自己蒼白的額頭貼在孩子的額頭上，親暱地摩擦著。半天，他才說，「不要緊，不要緊……小梅，告訴爸爸，你怎麼一個人這時候跑到這兒來了！」
孩牙啜泣著，小嘴唇發著顫，說：「媽媽的胃病又犯，打發我到中學做飯的劉伯伯那裡尋幾顆止痛片。返回來時，我看見城牆根下過來一個人，我嚇了一跳，還當是個討飯的呢！後來才認出是爸爸……爸爸呀！」孩子又一次嗚嗚地哭起來。
兩顆淚珠從他眯縫著的眼睛裡湧出來了，從白蠟一樣的臉頰上淌下來，滴在了孩子的小臉蛋上。
一陣嗚咽從他胸脯裡升起，哽在了喉眼上。他不能放出聲來！他又把這嗚咽咽回到肚子裡去了。他枯瘦的手撫摸著孩子的頭，問：「媽媽在家嗎？哥哥在家嗎？」
「媽媽在哩，病了，一直在炕上躺著。哥哥不在了，說劃清界線哩，給人家造反派提漿糊桶哩……那天你遊街，他還喊打倒你哩，可罷了我見他藏到城壕溝裡放開聲嚎哩……」
馬延雄鼻子一酸，帶著嗚咽的聲音問：「……那……誰給你們……鬧糧鬧柴……哩……」
「糧站不給咱家賣糧了，炭也只剩了一點點，我們一天才吃一頓飯，也吃不下喀……我也不敢到學校裡去，也不敢到街上去，人家娃娃們打我，說我是反革命的女子……」
她小小的肩頭劇烈地聳動著，淚水像斷了線的珠子在那張小臉上滾淌。在那大動亂的十年中，有一批孩子就是這樣長大的。他們和父母共同承受著巨大的社會壓力，在擔心驚怕中度過童年。馬延雄的心像刀絞一般痛楚。他想說幾句安慰孩子的話，但他又說什麼呢？他枯的手只是神經質地輕輕揪著她小腦袋上的羊角辮，嘴裡喃喃地說：「別哭了。小梅，別哭了。爸爸不是回來了……」「咣！咣咣咣……」一陣敲擊金屬的響聲，突然從城牆的豁口裡傳過來。
悲痛的父女倆一驚：只見豁口裡走出來一個高大的人，光頭，駝背，嘴裡機械地重複著一句話：「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
「老高！」馬延雄忍不住脫口喊出了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