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從小長大的街區是過去的法租界，與淮海路相鄰。我住的那條弄堂，曾經住滿舊俄人家，然後陸續回國。與我家住同一層樓的舊俄女子，我們叫她麗麗，他的丈夫是猶太人，叫「馬甲」（滬語發音，也許是邁克的譯音？），他曾在淮海路開著一家只有一個門面的珠寶店。但我的父母和鄰居一概把他們稱為羅宋人。
經過「文革」，這些人或事，有一種隔世的遙遠。
白俄當年窮困潦倒，上海人把他們稱為羅宋人其實帶有歧視。弄堂對面有一家賣油鹽醬醋廉價酒的小店，上海人稱糟坊，這糟坊每個街區都有。糟坊有高高的木製櫃檯，很像今日酒吧間的吧檯。羅宋男人在糟坊買一兩（50克）廉價白酒，斜倚在高高的櫃檯旁，一條腿是彎曲的，手肘擱在油跡斑斑的檯面上，手裡握著酒杯，就像靠在吧檯旁。這就是羅宋人，喝著劣質酒穿著破西裝，有時還小偷小摸，卻把糟坊櫃檯站成了酒吧吧檯。那條充滿往昔回憶正在衰敗的街道，襯著舊俄貴族浪跡天涯的身影，有一股傷感的浪漫，我要到很多年以後才知道，他們正是時代變遷時被放逐的一群，身世故事都是生離死別的大悲哀。
後來上海開了多少間酒吧，好像從來沒有看到一個上海男人可以像羅宋男人那般帥氣地斜倚在吧檯旁喝酒。
因為羅宋人家，我們的走廊終日漂浮著很異國的氣味，那是羊牛肉夾雜洋蔥和狐臭及香水味。生活困窘的白俄鄰居，仍不放棄週末派對。來的多是同胞，他們喝酒放唱片跳舞，然後摔酒瓶打架，歌聲變成哭聲，一些人互相攙扶著離去。媽媽全部的努力是把我和妹妹阻止在她家房門外一公尺，她不要我們看到這些情景，那樣一種放浪形骸跟整個時代的嚴峻是多麼不相稱。不過，我也是現在回想當年，才有這樣一種驚異，比起那些落魄的白俄流浪者，我父母那一代上海人，才是那個年代更不快樂的人群。
在八〇年代的出國潮中，我那條街區走了太多人。然後，直到二〇〇〇年，我第一次到紐約，幾乎每天晚上有電話進來，他們是這十多年來陸續去海外留學或移民的故人，在我那條街區多年不露面的鄰居，卻在紐約地下鐵甚至長島的小鎮上邂逅，其中有一些，家族全部成員都已出來，上海的房子都被沒收了。他們已很多年未回去，那一口上海話，有些詞語上海已經不用，卻讓我感受道地的上海氣氛，那種在今天的上海正在稀薄的氣氛。
多年的美國奮鬥，現在的他們都有一份高學歷，住在東部或西部郊區的house，週末時在自己的花園修剪草坪。他們費盡周折遠離家園時就希望過這樣一種生活，有自己的房子和花園，還要有尊嚴隱私，不再被暴力威脅並且可以以自己的意願說「不」的人生。很多人與家人一別十年，甚至失去家庭，就是為了從這樣一個人生開始。
以今天上海人的價值觀，他們不可謂不成功，但在與他們邂逅的瞬間，我怎麼突然記起很久以前的舊俄鄰居來？令我感慨的是，比起蘇維埃時代的流亡者，今天寄居他鄉的上海人的生活，是要優渥穩定得多，可快樂的感覺為何仍然握不住？他們臉上那樣一種落寞，是我在美國的任何地區都能辨別的我的同鄉特有的神情。
說起上海，他們臉上有一種遙遠的憧憬，和一些迫切的小願望，回憶著只有我們自己懂得，住在同一街區經歷過同一時代的人才會有的往事。但我知道他們是不會回去了，他們寧願一邊回憶著自己的城市，一邊在他鄉漂泊，過去的記憶太深刻了，深刻到成了生命的全部真實，眼前這一個急速變化的上海，卻更像個夢幻。
二
約翰·厄普代克曾說：「我真的不覺得我是唯一一個會關心自己前十八年生命體驗的作家，海明威珍視那些密歇根故事的程度甚至到了有些誇張的地步。」他認為，作家的生活分成了兩半，在你決定以寫作為職業的那一刻，你就減弱了對體驗的感受力。寫作的能力變成了一種盾牌，一種躲藏的方式，可以立時把痛苦轉化為甜蜜——而當你年輕時，你是如此無能為力，只能苦苦掙扎，去觀察，去感受。
這多少解釋了為何我故事裡的人物總是帶著年少歲月的刻痕。
我的「雙城系列」小說《阿飛街女生》《初夜》《另一座城》再版之際，我去走了一趟從小生活的街區，在我住過的弄堂用手機拍了一些照片。奇怪的是，離開這條街區很多年，我竟然沒有要去拍一下舊居的念頭，事實上，我總是下意識地遠離它。
我的這三部長篇，便是以我年少成長的街區為重要場景，更準確地說，是在創作過程中作為虛構世界的背景，在記憶和想象中，它已經從真實世界抽離。因此，在漫長的寫作過程中，我曾經試圖通過肉身的遠離獲得精神世界的空間。
我出生時就住的這條弄堂叫「環龍里」，在南昌路上，南昌路從前就叫「環龍路」。「環龍」是法國飛行員的名字，上個世紀初，這位法國飛機員因為飛行表演摔死在上海，這條馬路為紀念他而命名。
環龍里的房子建築風格屬新式里弄，有煤氣和衛生間，安裝了抽水馬桶和浴缸（當時上海人稱抽水馬桶為小衛生，浴缸是大衛生），每層一套，這煤衛裝置很具有租界特色，因為傳統的上海石庫門房子並不安裝煤氣和衛生裝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