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前整條弄堂住著白俄人。他們在相鄰的淮海路開了一些小商鋪，五十年代後逐漸搬遷回歐洲，最後離開應該在六十年代前期，但七十年代仍能在南昌路上看到一位衣裙襤褸的白俄老太太。也有白俄和上海人通婚，我朋友中便有中俄混血的女生。
南昌路曾經不通機動車，馬路窄房子矮，法國梧桐站在兩邊，夏天，便是一條綠色的林蔭道，它象徵了今日上海漸漸消匿的街區，有最典型的上海市民生活圖景。我一位弄堂鄰居，八十年代去美國嫁了華人醫生，住在山林邊高尚社群，夜晚通向她家的車路漆黑一片，路燈開關由她家掌控。她不習慣只見動物不見人的環境，懷念弄堂旺盛的人氣，婚後多次換房，從獨棟房搬到排屋，再從排屋搬到城中心的公寓房，當然社群的階層也越來越低，但她並不在乎，後來索性搬回上海。
無疑的，弄堂承載了許多故事，留在記憶裡的歡樂多在童年。前些年在美國時，我曾向一位美國醫生太太描述弄堂場景：如同公共大客廳的空間，緊密的人際關係，日常裡的熱鬧。她那般羨慕嚮往，她家住樹林邊，美景是真，但沒有人影。事實上，弄堂這個場景早已遠離我自己的生活。
當然，弄堂熱鬧是表象，童年歡樂很短暫，許多故事漸漸從弄堂深處浮現，或正在發生。
南昌路在七十年代便被本街區人自傲為引領淮海路時尚。當時的美女沒有時裝和化妝品，但留在記憶裡翩若驚鴻的身姿卻讓我追懷了很多年，遇上一起長大的舊鄰居總要互相打聽一番。相近的幾條弄堂都有自己的佳麗，風情各異，似乎個個完勝當時電影上的女主角。現在想起來，那時候洗盡鉛華的美貌是多麼賞心悅目。
群星拱月，可以稱為月亮的那一位住在隔壁弄堂，喜歡穿一身藍，藏藍棉布褲和罩衫，腳上是黑布鞋，走起路來十分緩慢並盈盈搖擺，有人說她的腳微跛，可女生們卻在人背後學她的行姿。她並非一直穿藍，偶爾也會一套白色，當然是舶來品的白，那份華貴雍容令路人駐足讚歎，那已經是「文革」後，親戚可以從香港寄來衣物。她是幸運的，沒有離開過家，可她的大弟卻在黑龍江農場伐木時被倒下的大樹當場砸死，她的小弟與我同班。
美女們漸次消失。有一位皮膚雪白性情孤傲，也去了黑龍江。聽說她後來是直接從東北坐火車去香港和早已定居在港的母親會面，初夏她還穿著臃腫的黑棉褲，母親在羅湖橋抱住她大哭。她弟弟也是我同學，高考恢復後曾報考大學英語系，政審未通過。他不久去了香港，卻在那裡跳樓自殺。
那些年的某一天我們在上學路上，看見一家屋前簇擁著行人。在臨街天井，一位美麗的中年婦人穿著有摺痕的舊旗袍，抱著枕頭當作舞伴在跳交誼舞。天井留著大字報的殘骸，天井的雕花鐵欄隔開的窗內，有一位青年的側影，他正對著牆呆滯地笑著。人們說，這家人家只剩兩個瘋子了，男主人早已在「文革」初期自殺，接著老婆錯亂，後來兒子也傻了。婦人穿著色彩鮮豔的羊毛衫裙子、高跟鞋，手肘上挽著精巧的手袋，在她的已被卸去鐵門的天井抱著枕頭跳舞。我們不明白的是，她怎麼敢穿得這麼漂亮？她怎麼敢跳舞廳舞？然後又突然意識到她只是個瘋子。
那時候，我們常常無聊卻無比耐心地站在她的天井前，像觀劇一般看著她從房間裡換出一套又一套衣服，那些陳舊的也是摩登的衣服。她從房間走出來的時候，就像現在的模特兒從後臺出來，而我們的神情卻漸漸呆滯，我們比她更像夢遊人。
這些年常常離開上海，當我在異國，在另一座城回望自己的城市，感受的並非僅僅是物理上的距離，同時也是生命回望。我正是在彼岸城市，在他鄉文化衝擊下，獲得嶄新的視角去眺望自己的城市。故城街區是遙遠的過往，是年少歲月的場景，是你曾經渴望逃離的地方，所有的故事都從這裡出發。
我在閱讀和寫作中感悟，唯有通過文學人物，去打撈被時代洪流淹沒的個體生命。馬塞爾·普魯斯特早就指出：「真正的生活，最終澄清和發現的生活，為此被充分體驗的唯一生活，就是文學。」
二〇一七年三月
the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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