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一口深潭，站到潭邊，低下頭去，穿過漆黑的潭水，不要用你的眼睛，用腦子去看，用前額正中的第三隻眼，時光之眼，直抵深處。你會發現，從前經歷過的一切：城鎮，街道，房屋，樹木，水井，甚至曾經用過的一隻綁了鉛絲的淘米籮，一條趴在屋頂瓦楞草中的脊背灰黃的貓，它們都還存在，無聲地靜立在潭底，被穿過水麵的光線折射，發出幽幽的微光。如果風吹潭水，水波盪漾，潭底的風景會跟著搖曳生姿，有了聲色氣味，炊煙塵土，城鎮和街道彷彿活起來了一樣。
有一年我和艾早站在青陽城南那座三孔的閘橋上，手裡各抓一把甜蘆稈，一邊嚼，一邊噗噗地往橋下水流裡吐廢渣。那些被我們吸乾水分又吐出去的廢渣輕飄飄地毫無分量，在半空中飛過去一段短短的距離，搖搖晃晃落進水中，努力掙扎了一下，終於站不住腳，很被動地跟著水流遠去。
我們努力地鼓起肚子，比賽誰能把甜蘆渣吐得更遠。這不光需要力氣，還需要技巧，要用上舌尖的爆發力，彈射力。還有，如果不把蘆稈裡的水分吸乾，廢渣分量重一些，相比而言就容易吐出速度，讓它們在空中逗留的時間更長，飛行距離更遠。這是我在仔細觀察艾早的動作後得出的結論。她總以為我不夠聰明，可我的優點是善於學習，我會不聲不響把別人弄明白的東西拿過來，變成我自己的。這一點，在我以後的生活中會越來越多地得到彰顯。
艾早很快玩厭了遊戲，歪頭看著我：「你信不信？一個人要是跳進水中，有本事逆著水流一直上，一直上，終歸有一天能夠回到清朝、明朝、唐朝，能看見匈奴人騎馬打仗的樣子。你信不信？」
我目瞪口呆地盯住她的嘴巴。她的嘴週一圈被甜蘆稈戳得微微發紅，嘴角的某一處還破了口子，滲出血絲。這使我恍惚覺得她的話中有血腥味。
我為什么總是跟不上她的思路呢？她是一隻蹦跳的青蛙，行進過程呈現點狀的痕跡。而我，我是爬行動物，身後拖著蜿蜒的細線，不間斷，也沒有超越。
那一年我們上小學四年級，剛開始學歷史，開始背朝代、歷史年表、農民起義大事記。
我記得艾早穿著一件深綠和淡綠交織的粗格子布衣服，翻領，兩個貼袋塞得鼓鼓囊囊，裡面有橡皮筋、彈子球、米粒做成的沙包，還有路上揀到的玻璃糖紙。她的下身是一條草綠色的回紡布褲子，褲襠肥大，褲管挽了一道邊，膝蓋處兩個鼓鼓的包，而且往兩邊撇著，看上去好像長在她身上的是一雙古里古怪的羅圈腿。
她在橋上站著，綠色的，纖細的，又是迷狂和興奮的，被蘆稈戳紅的嘴巴像綠樹上開出來的一朵紅花。
從一九六六年開始，往前倒數二十年，艾家開著青陽城裡最大的一家醬園。起碼有半個城的人家，早晚飯吃的都是艾家醬園裡醃出來的甜瓜和蘿蔔頭。我媽媽李素清說，她小時候最喜歡的事情就是在醬園裡跟夥伴們捉迷藏。她們屏住呼吸，掩身在一人多高的醬缸後面，發現有人找過來了，一閃身就撲到另一口醬缸後，根本不擔心對方在那個迷魂陣一樣的園子裡能夠抓到人。
醬園的空氣鹹得叫人喉頭髮緊，打噴嚏，流眼淚。醬園出來的人皮膚都黑，吃東西口重，而且不言不語，像我爸爸艾忠義那樣。我媽媽說，那是他們習慣了閉著嘴巴做事，因為園子裡蒼蠅太多，嗡嗡地在人臉面前亂飛亂撞，張嘴的時候不留神，蒼蠅就飛進嘴巴去了，再不留神的話，還會嚥進肚子，叫人拉稀。蒼蠅多髒啊！
我媽媽說這番話，其實有貶低醬園家族的意思，可我和艾早卻對那樣的生活羨慕不已，原因就是自從我們上了小學之後，老師號召「除四害」，每年九月開學的一天，交學雜費、領取新書本的同時，每人要交上一百隻裝進火柴盒的死蒼蠅，算是暑假中做的一項作業。一百隻蒼蠅很難打，如果不是胡媽幫我們的忙，我們就會像那些交不出蒼蠅的女孩兒一樣，開學第一天眼淚汪汪地豎在黑板下罰站。所以我們就想，要是爺爺的醬園還在，堂屋裡院子裡蒼蠅翻飛，伸手就能逮住一把，那多開心！
解放之後，醬園公私合營，後來完全收歸國有。院子裡數以百計的一人高的醬缸，統統搬到了城東醬菜廠裡，成為國家和人民的財富。我爸爸一點都不傷心，因為他從小就不喜歡呆在這個家庭式的作坊中，跟著爺爺學做大醬。他腦子聰明，讀書能讀得進去，一心一意要考進清華，學電機。可是他萬萬沒有料到，醬園消失之後，家中很快陷入貧困，他僅僅讀到初中畢業。他十六歲進郵局做事，拿薪水養家，養我那個癱瘓在床的爺爺。二十五歲上，他熬到科長的職位，從此不再動窩。他的家庭出身註定了他的政治生命到此為止。
然而我爸爸不是一個安於小城平凡生活的人，郵局職業開發出他的另一個愛好：集郵。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集郵是一個悄無聲息又帶著點奢侈的愛好，我爸爸不得不用每天早晨省下來的買燒餅錢，燕子銜泥一樣點點滴滴豐富他的收藏。
他書桌的抽屜裡有裝備齊全的一套集郵工具：金屬的鑷子夾，帶長柄的放大鏡，多功能的量齒尺，各種膠水紙。我還見過他自制護郵袋：用一張玻璃紙和一張襯紙，裁出所需要的尺寸，將它們的底邊粘合，再往襯紙背面刷上膠，晾乾之後，便可使用。他每天早晨上班之前，都要把幾本集郵簿小心收到床後箱子裡，掛上一把黃銅大鎖，箱子外面還要遮上一層油布。在我們那兒，油布是公認為可以防潮的。可是胡媽背地裡嘲笑他，說這叫「放屁拿手捂」，捂了以為人家聞不見，其實臭味照樣擴散。胡媽的意思是，我們家的房子實在太老了，「三年困難」時期把地板和板壁都拆掉了換山芋幹吃，房子裡面就更加潮溼，地氣沒有了木板的阻隔，磚頭地上永遠都汪了薄薄的一層水，像是老房子永遠都眼淚汪汪地悲哀著。這樣的房間，遮一層油布管什么用？
下班之後，我爸爸會開啟箱子，搬出集郵簿，再洗手，從胸前口袋裡掏出一個巴掌大的記事本，本子裡總是夾著一枚或者兩枚嶄新的郵票。他拿出小鋼鑷，小心地夾起郵票一角，屏住呼吸，把嬌嫩的郵票從本子裡轉移到護郵袋中，再放進集郵簿。有時候，他還會拿量齒尺測量一下新郵票齒孔的度數，也會把集郵簿舉起來，跟目光平齊，讓窗外光線水一樣地漫過冊頁，留心那些郵票表面是不是留下了汙漬或指紋。
如果我和艾早想看看那些郵票，他也能同意。他會讓我們在桌子對面站著，手背到身後，由他把集郵簿倒過去朝向我們，再輕輕翻動頁面。每頁的停留時間不超過一分鐘，好像多一秒那些郵票就會氧化得快一些。我記得他給我們看過一套「廣播體操」的特種票，全套總共四十枚，整整齊齊排滿了集郵簿的好幾頁。他還有幾大張沒有裁開的「蘇聯十月革命35週年」紀念郵票，面值是八百元。我們都以為八百元是個大得嚇死人的數字，可是爸爸說，這是舊幣的標價，實際上也就是現在的八分錢。
九十年代，我父母到南京小住，偶爾逛進了一個郵票市場。他在市場裡看到一張「集郵報」，報上的訊息說，四枚一套的「十月革命35週年」紀念票，拍賣價五點五萬人民幣。我爸爸當時就血壓升高，頭暈要吐，叫了計程車才勉強回到家。
原因是，早在「文革」中的一九六八年，隨著「清查階級隊伍」運動的深入，我們家中被抄，爸爸的十幾大本集郵簿全部不知去向。從此之後，他再也沒有見到過他的那些寶貝。他一直懷疑是張根本暗中搞鬼，聯手那些不諳世事的紅衛兵，掃蕩了他的家。這樣的懷疑不無道理。如果是張根本搞鬼的話，不知道他把那些集郵簿藏匿在哪兒，因為我在他家中生活了十多年，從來沒有見過一張郵票的影子。
我媽媽李素清說，張根本是當公安的，他多鬼呀，他昧下了你爸爸的東西，會讓你看見？
絕對是這樣。論心眼兒，我父母鬥不過張根本。
我媽媽的家族歷史跟艾家截然不同，不是那種靠家庭作坊辛勤工作而成殷實的，她家族的一夜暴富帶著更多的機緣和偶然，有著接近於民間傳說的濃烈色彩。
李家本來世代務農，養一頭騾子，支一盤小磨，閒時做做豆腐掙幾個銅板。可是有一年鄉間土匪橫行，官兵大肆圍剿，眼見得包圍圈越縮越小，土匪頭子成了甕中之鱉，無處可逃。那天夜裡李家老爺子聽見磨房裡騾子把門板蹬得咚咚直響，他膽小，沒敢出去檢視。天亮後才發現騾子不見了，是被人割了韁繩強行牽走的。磨房草堆裡卻藏了一袋東西。他彎腰去拎，手裡一沉，差點兒閃了老腰。開啟看，光燦燦一袋金銀珠寶。李老爺子心中狂跳，知道是土匪頭子用這袋財寶抵押，換走了逃命用的騾子。
老人家擔心土匪報復，不敢報官，小心地挖個坑藏起錢袋。他等了一年又一年，鬍子都等得白了，取錢的人始終不來。他於是想到，那人肯定早已被官府逮住，砍掉了腦袋。藏在他家磨房裡的寶貝，就這樣成了無主之財。
李老爺子當然不夠高尚，沒有做到「拾金不昧」。他小心翼翼地開始花掉這筆天上掉下來的鉅款。怕人起疑，他不敢在鄉間買地，就背了錢袋進城，買房子，買店鋪，買一堂又一堂的紅木傢俱，買昂貴的古董字畫。老爺子讀過鄉村私塾，頗識文墨，知道錢財要怎么花出去才有價值。李家境況最火時，城南綿延一條街都是他的房產。
然而俗話說得好，最富不過三代。日本人佔領縣城時，我舅舅才不過十五歲，卻已經是青陽城裡赫赫有名的敗家子。他吃喝嫖賭不算，還抽大煙，賣空了家中一切，最後為了爭一個窯子裡的女人而當上漢奸。新四軍打過來時，一顆子彈結束了我舅舅的小命。青陽城解放，李家的房屋店鋪全部作為漢奸敵產沒收，寡居的外婆只能帶著我的媽媽李素清賃屋而住。我媽媽還有個表妹叫李豔華，自小父母皆亡，外婆好心收留她在身邊，飯一口粥一口拉扯長大，我們稱她做「小姨」。
我媽媽靠外婆變賣首飾一直讀到師範畢業。李豔華的學歷稍低，卻也讀完了小學。在當年的青陽城裡，這已經是女孩子當中數得過來的文化人了。我媽媽畢業後在縣中當老師，教歷史。李豔華參加工作，當縣醫院的外科護士。
外婆死前曾經囑咐我媽媽，李家就剩素清和豔華這一對錶姐妹，無論什么時候兩個人都要互相幫襯，同心協力地過好日子。所以，我媽媽嫁給艾忠義的同時，也給李豔華找到了一個物件，那就是剛從部隊轉業到青陽縣公安局的科員張根本。
我媽媽和爸爸住在艾家從前的醬園裡，醬園前面有三間門面房，讓李豔華和張根本住著。五十年代的年輕人都單純，對私有財產的厭惡遠遠超過渴望，房子給李豔華兩口子住就住了，誰也沒提過交房錢的事，更沒有提過產權歸屬的問題。
張根本那時候赤貧。胡媽不止一次講述給我們聽：張根本頭一次上我們家的門，穿著一件部隊裡穿舊的絎縫棉襖，棉襖的領口、袖管、前襟是成片的油漬，梆硬梆硬，湊近前都能聞到那股油哈喇味，脫下來隨便一扔，棉襖支稜著都不帶歪倒。胡媽嫌惡地說，他怎么就不洗一洗啊！他居然能穿得住啊！那身衣服能叫衣服？根本就是油坊裡的抹布！
很久之後艾早跟張根本提這事，他嘿嘿笑著，解釋說，就那么一件棉襖，罩子是它，裡子也是它，怎么洗？洗溼了穿什么？
我媽媽當年沒有以貌取人。李豔華也沒有。她們都從這個嘿嘿乾笑著的年輕人身上看到了他日後的能力和前程。我媽媽做主，把李豔華風風光光地嫁了出去。沒有如王洛賓的歌中所唱：帶著你的妹妹和嫁妝，而是帶上了三間修葺一新的青磚小瓦房。
艾家醬園的房屋格局是這樣的：三間門面房臨街，其中一扇後門通向大院。大院極深極闊，中間有石頭砌出的一條路。順著這條路往前走，是一溜五間朝陽的正房。院子的左邊還有三間廂房，比較破舊，沒什么用處，平常就堆堆柴草雜貨。院子的右邊有兩間廚房，那是胡媽的領地，得不到她的允許，連我媽媽都很少進去。院子的南邊是大門，門開在狀元巷的巷口，門樓極高，門扇也厚，門軸有一點緊，小孩子一個人根本沒辦法開門和關門。有時候胡媽會拿個油瓶過來，把瓶裡的油腳子滴上幾滴在門軸上。木門再開啟時，就滑溜了許多，發出令人愉悅的「咿呀」聲。
大門從前上的是黑漆，漆皮很厚，現在雖然剝落了，一道一道斑駁開裂，威嚴卻仍然還在，鄰居們推開大門進這院子的時候，不由自主地還有一點肅然起敬。
沒事幹的時候，我喜歡用指甲摳東西。牆壁上的石灰啦，腳趾裡的汙垢啦，鉛筆上的橡皮腦袋啦，磚縫裡的泥土啦。摳東西的時候我很專心，精神集中，情緒安寧，目光深邃，完全是享受一種難以言說的愉悅。我特別喜歡摳家裡的那兩扇黑漆大門，漆皮剝落後，門縫裡的油泥乾透了，變得生脆，用指甲去摳，喀嘣下來一塊，喀嘣又下來一塊，爽得不行，非常有成就感。
胡媽見不得我碰那兩扇門，我只要一伸手，她就會大呼小叫地衝上來，拽住我的胳膊把我往旁邊扯。「你這個小把戲！」她恨恨地叫。她大概是揚州人，說話總有一點揚州腔，「好好的門都要被你摳出一個洞啦！賊要鑽進來啦！要不要剁了你這雙手？」
我趕快把兩隻手藏到背後，用勁地絞在一起，不讓她看見。
胡媽對我和艾早的態度明顯兩樣，因為艾早是她奶大的，我不是。我媽媽生下我們兩個孩子時，國家正在困難時期，糧食定量不足，副食品少得可憐，媽媽奶水不夠我們兩個人搶，就把艾早寄放在胡媽家裡養。艾早斷奶之後，胡媽又跟著過來，帶孩子，做家務，儼然成了一家之長。艾早小時候皮膚黃，眉眼也不如我清秀，我媽媽說，可能因為吃了胡媽的奶，多多少少有一點隨胡媽。胡媽聽了就高興，嘿嘿地笑，想方設法把好吃的東西藏在廚房裡，再偷著把艾早喊過去，一個勁地往她嘴裡塞，還催著：「快吃！快吃！」
也不怕噎死了她的寶貝兒。
如果艾早用指甲摳門板，胡媽是肯定不會罵她的，最多把她拉到懷裡，心疼地舉起她的手指頭看，怕她摳壞了那一片片粉白透明的指甲蓋。
胡媽最看不入眼的人是張根本，提到他，她就要撇嘴，鼻子裡重重地哼一聲，表示這個人不值一說。
起因是張根本白住了艾家的門面房不算，幾年之後，又不打招呼地佔據了一角院子。
院子從前真的很大，幾乎比半個足球場還大，因為艾家從前開醬園的時候，要在院裡放置大大小小的醬缸。後來醬缸搬走了，地方就空出來了，就長樹，長花，長草。胡媽總是向包買我們家糞水的吳麻子討樹苗。石榴，枇杷，泡桐，桔樹，什么都要，甚至還要過一棵很稀罕的無花果樹。
張根本是這樣佔據院子的：他藉口李豔華神經衰弱，怕吵，找人把門面房朝街的大門砌死了，改由後門進出。後門進出要借道我們家的院子和大門。兩家人走一個門總是不方便，所以他在院牆上靠近他家那邊重新開個洞，安上門。新門跟那扇黑漆大門並列，當中隔了十步距離。在這十步距離中，張根本再砌一道牆，拐一個直角的彎，連線到他的山牆上。醬園大院的四分之一，就這樣被張根本活生生地切走。他的三間門面房轉眼間改造成為一幢獨門獨院的舒適雅居。
「這人太不要臉！」胡媽忿忿地說，「世上竟有這么不要臉的人！我把話說在這兒，姓張的就是一隻喂不飽的狼！你們都看著吧。」
不識字的勞動婦女有時候就是厲害，胡媽提前看穿了張根本的狼性，也預言了我們家日後可能會有的災難。
我爸爸當時坐在正房窗前，舉著夾郵票的鋼鑷子，一臉的息事寧人：「圈就圈了吧，這院子本來也太大，打掃起來都不方便。」
我媽媽站在朝南的廊下，張開五指當梳子，攏了攏齊耳的短髮，隔著窗戶對他說：「至少他該先徵求我們意見。」
爸爸嘿嘿一笑，從胸袋裡掏出那個記事本，小心翻開，夾出裡面的郵票，一邊往他的集郵簿裡倒騰，一邊有口無心地替張根本辯護：「不就因為是親戚嘛！如果拿我們當外人，他還真不會這么幹。」
瞧，本來一樁很窩火的事，被我爸爸一說，倒變得美好起來，像饅頭沾上一層糖汁一樣，蜜意流淌。
但是好好的院子被切掉四分之一，就不成方圓了，看上去委實彆扭。胡媽是這院子的熱心經營者，她那樣生氣是有道理的。
在我和艾早兩個人中間，小姨李豔華比較喜歡我，有時候她會把我叫到她房中，開啟一個紅色的玻璃糖缸，拿出一塊上海軟糖，笑眯眯地看著我吃。
「別告訴艾早，」她說，「昨天她對我吐唾沫了。以後小姨只給你一個人吃糖。」
我剝開糖紙，把淡棕色的奶糖咬下一半，剩下的仍舊包好。
李豔華笑得下巴直抖。「你這個小東西，還知道細水長流啊。」
其實我一回到家，就把那半塊糖呈給了艾早。我習慣了有好東西跟她分享，她對我也是同樣。我們之間沒有欺騙和隱瞞。
我曾經在張根本的家裡看見過他的一把槍。當時那把槍連同槍套擺在矮櫃上，我走過去的時候，鼻尖剛好跟槍套平齊，於是聞到了一股奇怪的皮革味，還有夾雜在其中的鐵器味和機油味。那些氣味十分陌生也十分怪誕，濃烈燻人，聞過之後我覺得頭暈想吐。
張根本出現在門口，嘿嘿地笑著，對我說：「哈，這東西會咬人的，你可千萬別碰。」
他穿著乾乾淨淨的白襯衫，襯衫下襬束在藍色的褲子裡，一條褐色的皮帶有我的手心那么寬。自從住進艾家之後，他變得講究衛生了，衣服從來都穿得一絲不苟。在李豔華的督促下，他還習慣了回家洗手，習慣了把頭髮梳成三七分，再抹上一點點頭油，不讓那些髮絲翹起來亂成喜鵲窩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