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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交叉和平行(第1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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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在一九九年左右,洛杉磯附近的維當多海灘有一位經營潛水用品商店的美國人鮑勃,他同時也是一個狂熱的貝殼收集者。有一天他揹著沉重的潛水器材下到離岸二百米的海域,從一塊睡眠中的大石頭上採集他所要的東西。他無意中發現,幾塊形狀奇特的貝殼聚集在石頭的中央,呈圓形均勻分佈。他伸手摘取貝殼,才知道這些小東西盤踞的地方是一個圓洞。這塊中央留有圓洞的石頭造型規整,邊緣滑潤,看上去不像是天然生成。鮑勃心裡奇怪,圍著石頭轉了一圈,結果在附近海域又發現了更多類似的石頭,形狀有圓有方有長,無一例外的是中間都有一個掏空的圓洞。有心的鮑勃拍下照片,把其中一塊石頭帶上岸,取下部分石樣,寄給一位著名的考古學家。那位老先生會同中國學者考證,這些石頭來自古老的中國,漢代或者更早,是航海所用的石錨,一次意外的沉船事故留下來的遺蹟。

陳清風當時正在加州的一所大學做訪問學者,他從報上看到這個訊息,週末特意趕到唯當多海灘,見識了一千五百年前來自中國大陸的石錨。一共有兩塊,小的一塊呈不規則的卵形,大的一塊是圓形,卻只有一半。鮑勃告訴陳清風,因為石質不是太結實,又經過上千年的海水浸蝕,許多海洋生物在石塊中蛀了很多洞,所以把錨往上提時,中間斷開,另一半又落回海底。

陳清風蹲在鮑勃家的院子裡,抽著煙,喝著鮑勃拿給他的啤酒,一眼不眨地凝視這兩塊石頭。他腦子裡想象出無數久遠的歷史畫面:一千五百年前狂風肆虐的海面,身著漢服的中國人如何駕馭帆船與海浪搏鬥,歷經艱險跨越太平洋,最後飄流到北美的維當多海灘,又在這裡船沉人亡。他伸手撫摸鏽蝕斑駁的石錨,聞到了千百年中凝聚下來的海水的氣味,其中夾雜著歷史的沉默和悲壯。他想,一千多年前的中國人就有駕著帆船漂洋過海的勇氣,有闖蕩天下尋找人類最佳居住地的雄心,這種精神讓人多么振奮!

石錨的故事勾起了陳清風心裡殘存的那份行走世界見識天下的夙願,他很快結束了訪問學者的生涯,開始靠打工走遍美國。

第一站,他從洛杉磯沿著加州的海岸線北上,像很多闖蕩美國的中國人一樣,把舊金山作為第一個落腳地。

十九世紀中葉的加州還是墨西哥的領土,為了得到它,美國人和墨西哥人打了整整三年的大戰。舊金山被宣佈歸屬美國時,是一個海邊小小的漁村,沒有人確切知道它的價值。但是一九四八年結束戰爭的協定剛簽出第九天,一條訊息傳來,距舊金山很近的薩克鋸木場裡發現了蘊藏量巨大而且品位極高的金礦。訊息很快傳遍世界,各種膚色、各個國家的人蜂擁而至。一大批華人跟著從這裡登陸,把這塊象徵著財富與希望的土地取名叫「金山」。又過不久,澳大利亞墨爾本同樣發現黃金,美國的老黃金產地便改名「舊金山」。

陳清風踏上舊金山這塊土地的時候,金燦燦的礦藏早已被挖掘一空,留下來的只是無數淘金者的故事,以及當年他們生活和勞作的遺蹟。陳清風在漁人碼頭找到一份洗盤子的工作。他很快發現,在這個昔日的淘金之地,正在上演著一幕更精彩更有挑戰性的「淘金記」,那就是「矽谷」的誕生和發展。無數年輕的大學生把這個高科技產業區作為自己人生開始的演練場,成群結隊擁過來打工,創業,開辦資訊科技公司,在「英特爾」公司這樣的隙縫中尋求自己的發展機遇。

餐館的休息日,陳清風揣著不多的打工薪酬,搭車到舊金山東南部聖何塞市的聖克拉拉縣,想親眼一見矽谷風采。他坐在帕羅奧托鎮上的學院咖啡館裡,要了一杯口味濃烈的墨西哥咖啡,慢慢地喝著,抬眼觀察周圍西裝革履、神情冷峻的風險投資家們,還有他們面對的那些激動和興奮的年輕創業者。年輕是陳清風的第一個感覺。這裡所有的人,各種膚色各種口音的人,包括從紐約華爾街上趕到這裡尋求商機的風險基金投資人,無一例外的都是年輕。他們穿著體面的西服或是皺巴巴揉成抹布樣的休閒套衫,鼻樑上架著金邊的或是鈦合金的或是塑膠整體壓制的眼鏡,頭髮用摩絲打出昂揚挺翹的模樣,鼻尖上冒著可笑的汗珠,眼神中透出發現獵物的興奮和狂喜。他們一個個口若懸河,滔滔不絕,連說帶比劃,不像是在描述一個公司的產品和前景,而像是表演,用形體動作誇張地演示一種可能性。是的,每個人的手中都掌握了一到幾種正在開發研製的高新產品,每個人都缺少將產品投入市場的資金實力,誰能夠說服嗅覺敏銳的風險基金投資者,誰就有可能成為第二個「微軟」,第二個比爾蓋茨。這是現實一種,非常的急功近利,也非常的芳香誘人。

陳清風一個人獨坐。他發現自己融入不了那些談話。他甚至不能完全聽懂那些一串一串飄蕩在咖啡香味中的術語名詞。那些「軟碟機」、「主機板」、「記憶體條」、「顯示卡」、「光碟機」、「cpu」,等等等等,聽上去那么彆扭和陌生,他根本不知其所以然。他們臉上顯示出來的那種急切和慾望,他同樣難以理解。商機就是在咖啡館裡談出來的嗎?公司僅憑一個創意就能誕生嗎?勤勤懇懇的勞作,日復一日的積累,這些傳統發展的模式都會在矽谷顛覆嗎?

他看到咖啡館裡也有不少中國人來來去去,他們同樣年輕稚嫩,二十多歲,最多三十歲,穿牛仔褲和套頭毛衣,肩上背一個牛津布的大包,開啟來,會倒出一堆堆奇形怪狀的元部件。他們的目光只盯著投資人,苦口婆心地說服對方,把產品前景描繪得天花亂墜。沒有人走到陳清風的面前,問一問他的來歷,聊一聊家鄉,母校,和生活。他看上去像一個偶爾路過的開禮品商店的人,或者計程車司機,無意中闖進這個高科技人員的淘金之地,呆頭悶腦,手足無措,進退兩難。

終於有一個黑髮鬈曲、神情怯嫩的西亞小夥子站在他面前,操著口音濃重的英語問他:「你的晶片速度是多少?」

陳清風茫然抬頭:「什么?」

「速度!晶片速度!」小夥子以為是自己英語有問題,把音節咬得更重。

陳清風飛快地在腦子裡搜尋相關知識,思量如何回答才不至太過露怯。

對方卻已經沒有耐心等待,彬彬有禮地說了聲:「對不起,我大概認錯人了。」轉身離去,留下一個晃盪在寬大外衣裡的瘦小身影,和一股西亞人喜歡用的濃烈怪異的香水味。

傍晚的時候,陳清風離開聖克拉拉縣。他知道這裡不是他的久留之地,矽谷不屬於他。

一九八九年國慶節,艾早結婚了。新郎不是趙三虎,是年過五十的張根本。

誰都沒有想到事情會出現這種突變。艾忠義、李素清、我,我們全都瞠目結舌。李素清不敢跟艾早發難,跑過去詢問趙三虎。三虎坐在為結婚蓋的新房子裡悶頭抽菸,煙霧把他的面孔弄得模糊一團。他通情達理地說:「阿姨,艾早她不愛我,這事沒法強求。你放心,婚結不成,以後還做好朋友。」李素清當場痛哭,大罵艾早心毒面冷,做出來的事情太喪天良。三虎轉而又安慰李素清,替艾早說了幾簍子好話。李素清連聲感嘆:「放著你這樣的好小夥兒不要,去跟張根本那個畜牲混日子,她這是自己作死啊!」

作死的不光是艾早,還有張根本。也不知道他哪根神經搭錯了線,結婚前夕打報告辭了職,堂堂公安局長不做了,要去南方下海做生意。他沒有徵求艾忠義和李素清的同意,三下五除二地以十萬塊錢價格把艾家醬園賣給了一個告老還鄉的軍隊幹部。他要拿著這筆錢帶艾早遠走高飛。

可憐我的父母,被這一連串的驚變弄得三魂去了兩魂。老兩口把艾好託到了精神病院,收拾一個包袱到了南京,聲稱要在我這兒住幾天,躲開艾早和張根本的婚禮,來個眼不見心不煩。

所以,我也就不能如約回到青陽。我惟一姐姐的惟一一次婚禮,居然沒有一個孃家人露面。

艾早為此怨恨過我嗎?當她在孤清冷寂的婚禮上舉目無親、形單影隻的時候,她心裡有怎么樣的酸苦和悲涼呢?這一切我全不知道。她沒有對我提起過。一九九四年我去深圳過春節時,她忙著為張根本領養孩子,忙著為我置辦出國行裝,帶我逛各種商店吃各種美食,絕口不提五年前的那場變故。她跟張根本看上去琴瑟相合,她在他面前有絕對地位,說話一言九鼎,公司上下不怒自威。而張根本,他毫無疑問地寵著她,順著她,甚至還有一點小心翼翼地怕著她。艾早因為十六歲跟實習醫生的一場戀情,失去了生育能力,這絲毫沒有成為他們兩個人關係中的障礙,相反,艾早有恃無恐地把守著領養孩子的關口,一次又一次讓張根本美夢難成。

存在主義的祖師爺薩特說過:他人就是地獄。這個結論也許有點嚴重。最起碼可以說,每個人對於他人都是謎,我們永遠弄不清謎底是什么,何時出現,以什么樣的方式出現。

一九八九年國慶一過,艾早和張根本賣空了家當,坐車去上海,然後直飛海口,開始了他們艱難打拼的歷程。

一九八九年的海南,跟一八四九年的舊金山一樣,從全國各地絡繹擁去了數以百萬計的淘金者。他們之中有辭職下海的公務人員,有個體戶,有大學剛畢業的學生,有文化人,也有妓女、小偷、流氓、被通緝的罪犯、越獄者、和尚和道士。魚龍混雜,泥沙俱下。金錢的氣味蓋過了海水的鹹澀,成為那個熱浪滾滾的土地上惟一能呼吸到的東西。

但是海南不同於舊金山,它沒有巨大的金塊被源源不斷挖出,在那裡,人們挖掘的只是一個概念:改革開放。改革了幹什么?開放了又幹什么?問上十個人,有九個人保準答不出。答不出沒關係,只要膽子大,腦瓜子靈,交結上一幫朋友、老鄉、七姑八姨,茶館裡坐坐,海闊天空地一聊,幾把麻將一搓,妥了,一樁生意在口頭上完成,有了上家,也有了下家,還有了下下家……發愁什么呢?要是別人騙了你,你還可以轉手去騙別人,連環地騙,只要「改革」的神話存在,雪球就能夠繼續滾下去。開頭往大里滾,逐漸逐漸往小裡滾,最後冰雪消融,灰飛煙滅。

在那個昔日瘴癘叢生、如今騙局連環的冒險樂園裡,張根本和艾早是如何挖到了第一桶金?誰也沒有跟我說過。我估計那不是一場光彩的業績,那裡面說不定就有欺詐、矇騙、威嚇、血淚。共產主義的老祖宗早就說過,資本家的發家史就是一場血淚史。張根本他們以十萬元資本進入海南,以千萬元的身家成功而退,只能說明他們有足夠的聰明,懂得審時度勢,還通曉適可而止。

艾早從海南給我寄過一張照片,是她和張根本在自己公司門口照的。公司是一棟租來的米黃色小樓,窗戶上很愚蠢地鑲著綠色玻璃,爬山虎從牆基處蜿蜒向上,雖然肥厚蒼綠,卻是厚密稀疏不得章法,顯然缺少園林工人的細細打理。門口的粗糙水泥牆面上掛著一塊很嚇人的牌子:運通國際房地產開發總公司。牌子是銅色的,鐫刻上去的字型卻塗了紅,兩者搭配熱烈到豔俗。我不知道是海南那地方的審美環境要求如此,還是當地的工藝製作水平不能讓人有太高期望?更奇怪的是,門廊上還掛了兩個褪色的燈籠,一隻燈籠下垂著金黃色的絲穗,另一隻的絲穗已經不翼而飛。這是公司開張留下的吉祥物呢,還是節日剛過不久,裝點氣氛的玩意兒沒有顧得上拆除?

總之,他們公司的名頭嚇人,照片上呈現出來的境況卻是馬虎。

艾早很瘦,瘦而且黑,頭髮完全沒有打理,身上是牛仔褲,一件閃光面料的蝙蝠衫,光腳趿著拖鞋。張根本站在艾早身後,手扶著她的肩膀,穿著皺巴巴的西裝短褲和條紋襯衫,咧嘴笑著,額上的皺紋一根一根非常明顯。當年他們離開青陽時,艾早沒有這么瘦,張根本也沒有這么老,艾早的打扮一向新潮時尚,張根本的衣服也從來整潔講究,如今兩個人連拍張照片都顧不上修飾,可見他們打拼得非常辛苦。

我把這張照片轉寄給父母。我覺得這可能也是艾早的意思。艾早宣佈要跟張根本結婚時,艾忠義和李素清無地自容,當著所有親友的面斬釘截鐵說:從此我們跟她一刀兩斷!實際上呢?血緣終究是割不斷的,艾忠義和李素清可以一輩子恨張根本,但是他們沒法兒一輩子恨艾早。

李素清看了照片,從青陽給我打來電話,說:「你問問艾早,要不要給她寄點兒吃的用的?我怎么看著她一副營養不良的樣子?」

李素清希望艾早處境不好,這樣她可以重新接納女兒回家,還顯出她的大度寬容。可是我知道艾早的處境很好,辛苦不代表狼狽,艾早臉上笑出來的兩個酒窩便是證明。

有一天,我在省人民醫院看病時碰到了羅素一家子。

酷愛烹飪並沒有使我這個昔日男友發福起來,他依舊一副翩翩公子的清秀模樣,深灰色真絲雙縐的短袖襯衫,淺灰色的西裝長褲,不顯山不露水,與世無爭,隨遇而安。就連他雙手插在褲兜裡東張西望百事不管的架勢,也還是過去那個僅僅為論文而研究黑格爾的哲學系學生。與他閒適的表現相反,做妻子的程玲手裡抱一個生病發燒的女孩,在劃價、交費、拿藥的視窗奔來跑去,身上的一條花色豔麗的連衣裙使她看上去像一隻肥胖得飛不起來的大花蛾子,只能夠張開花翅膀貼著地面撲騰。那女孩看樣子也有五六歲了,滿臉通紅地趴在程玲肩上,雙手摟緊她的脖子,不管程玲奔來奔去多么費勁,孩子死活就是不肯從她身上下來。

這一家子的生活狀況可想而知。我有點可憐程玲,從當年費盡心機爭取留在南京開始,她為生活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如果不是她的樂觀心態和健壯體格,也許就堅持不下來了。

程玲終於看見了我。她抱著孩子大呼小叫地撲上來,一邊還招呼著角落裡望呆的羅素:「張小晚!天哪怎么會碰上你?羅素你快來,張小晚在這兒!」

羅素踱過來,很意外的樣子,卻是發自內心的高興,嘿嘿地笑。

「你哪兒不舒服?」程玲打量我,「不是結婚懷孕了吧?」

「你瞎說!」我嗔怪她。然後我告訴她,沒別的大毛病,就是經常頭暈,耳鳴,頭低得久了會眼前發黑。

「你這是長期營養不良,貧血。一個人過日子容易有這毛病。」她很有把握地下了結論。緊跟著她開始給我介紹一種美國生產的營養藥品,把它描繪得天花亂墜,說是治我這樣的毛病藥到病除,除了治病還能強身,她全家都在吃它。說著她回頭看一眼羅素,尋求對方應證。羅素不能不跟著點頭。

「我做這家公司的銷售代理,能夠七折拿貨。回頭我拿兩瓶給你送到家裡去。」她快人快語,爽直得可愛,也熱情得可愛。

我們在醫院門口分手。程玲懷裡的孩子一直趴在她肩上偷眼瞄我。孩子長得像羅素,皮膚白白的,眉眼清秀,但是神情平淡,沒有五歲孩子通常的嬌憨玲瓏。沒準兒是孩子正生病發燒的緣故。

到家後不久,我接到了羅素的電話:「艾晚,程玲說的那種營養品,只要辦張會員卡都可以七折拿貨。東西倒是好東西,可你別聽她亂煽乎,買了這樣再買那樣,圈進去出不來。」

我說:「羅素,謝謝你提醒。」

畢竟我們有過共同的初吻,私心裡他還是向著我。

程玲果然送來了兩大瓶她說的那種藥。是片劑,黑乎乎的,一天兩片,一瓶吃三個月,兩百塊錢一瓶。程玲信誓旦旦說,她做了這么多年藥品銷售,可以保證這種藥的質量。她還說,她正在考慮從醫藥公司辭職,專門做國外藥品和醫療器械的代理商,現在的人比以前有錢了,生病後懂得選擇用好藥了,做代理絕對有前途。

「是有錢途吧?」我笑著。

她不在乎地聳聳肩:「沒錯兒。一回事。」她對我推心置腹:「中國正處在一個充滿機遇的時代,遍地都能找到黃金,就看你肯不肯把握機會彎下腰去。清高是一個過去分詞,清高的結果只能是清貧,沒這個必要嘛,是不是?」

她裡裡外外打量我的屋子,嘖嘖地嘆息,嗔怪我太不把自己當女人心疼。「這樣不行。」她用家長式的口吻,「女人不能夠單身過一輩子。包在我身上吧,我認識好幾個不錯的醫生,都是鑽石王老五,你可以見見,做個選擇。」

我應該為了求偶去跟那些陌生男人見面嗎?應該的。陳清風已經出國,這輩子都不可能再回到我這間屋子,我跟他之間有了結果,已經比艾早幸福許多,我不可以再用自己的堅守拖累他,給他壓力。

一個炎熱的晚上,我拿著程玲給我的電影票,坐車到勝利電影院,去跟紅十字醫院的趙平安醫生見面。程玲說,趙平安也有一張電影票,座位跟我緊挨著,如果我們互相看上了,可以不等電影散場就出去,溜公園,去酒店咖啡廳喝點冷飲,怎么都可以。「千萬別帶他回家啊,不能這么著急。」她用過來人的口氣貼心貼肺地指導我。

她把我當成了那種不諳世事的傻瓜,簡·奧古斯汀時代的老小姐,見到男人就犯暈的結婚狂。我笑笑,什么都沒說。讓別人感覺良好不是件壞事,我這么想。

電影院裡有冷氣,剛進去時汗毛乍起,肌肉不由自主地緊縮起來,生理反應是防禦性的。我用雙手抱住肩膀,強迫自己鎮靜,慢慢地往裡面走。我看見了我的那個座位,兩邊都空著,說明趙平安醫生是個矜持的人。不過也可能他被病人耽擱了,或者坐公交車不順。一兩次約會遲到不能說明什么。我甚至慶幸我比他先到,這樣的話,他從過道里尋尋覓覓走過來時,我會早早地看見他,提前有一個預審。

結果,我看見的是我和艾早少年時代的熟人——青陽醫院的實習醫生。他曾經讓艾早懷孕,又用土法上馬替艾早打胎,造成了她的終生不孕。這個人的面孔我記得非常清楚:圓臉,圓眼睛,肥嘟嘟的鼻子,俗稱的「娃娃臉」。艾早第一眼看見他的時候,驚歎他的眼皮不是雙層,是三層,重重疊疊如迷宮,把艾早的魂兒收進去了。現在已經十多年過去,實習醫生老了很多,嬰兒般光潔的皮膚堆出很多細碎的皺紋,圓圓的眼睛和鼻子跟他滄桑的神情很不相稱,彼此形成錯位,好像他身體的一部分在大踏步前進,另一部分卻死賴著不肯挪腳。這樣的對峙呈現在一個男人臉上,很不協調,甚至顯得怪異和恐怖。

趁他還沒有找到座位號碼,沒有發現我,我迅速站起身,貓腰從另一邊的過道逃出電影廳。

走到外面炎熱的空氣中,熱浪像一個巨大的氣球瞬間包住了我,滿身汗水「譁」地一下子流出來。我獨自站了一會兒,感覺不那么頭昏眼花了,才慢慢地走向公交車站。

我在想,要不要把這次的奇遇講給艾早聽?如果告訴了她,她的表情會是什么樣?

一九九一年初秋,陳清風離開舊金山,向北穿過俄勒岡州,越過哥倫比亞河,從西雅圖起飛,跨越茫茫無邊的加拿大國土,來到美國最北部的阿拉斯加。

陳清風說不清楚自己為什么單單挑選了這個冰天雪地的世界作為自己的旅行目的地,難道是那裡廣袤的原始松林給了他一種啟示,他要去實現給我和艾早的許諾:尋找兩塊一模一樣的琥珀?

應該不是。陳清風沒有那么傻。男人們對於諾言從來就沒有女人看得重。他飛到那個人跡罕至的地球邊緣,只因為他想要從頭到腳地看遍世界。

「阿拉斯加」是阿留申語,意思是「白色的陸地」。當年阿留申人來到阿拉斯加半島,看到了這片白雪覆蓋的無邊大地時,嘴巴里喊出一個驚歎詞:「alaska」!這個詞便成為美國最大的一個州的州名。

在十九世紀上半葉,阿拉斯加還是俄國的領土。雄心勃勃的彼得大帝一直想知道北美大陸是不是跟亞洲大陸連在一起,又想找到一條從俄國通往中國和印度的海路,就派出維圖斯·白令率領船隊極地探險。他們穿越白令海峽之後,發現了阿拉斯加。一八六七年,美國國務卿花七百二十萬美元從俄國人手中買下了這塊土地。當時俄國人自以為既拿到了錢又甩掉了一個麻煩的包袱,誰知一百年之後,阿拉斯加盛產的黃金和石油使老毛子懊惱得要打自己耳光,因為他們丟棄的其實是一個裝滿了金幣的錢袋。

初秋的這一天,陳清風揹著一個半人高的雙肩背的旅行包,走出繁忙的安卡雷奇國際機場。他嗅到了夾雜著冰雪和松針清香的氧濃度極高的空氣,那種獨特的使鼻腔刺癢的清洌氣息令他渾身一震,他的心臟因為激動而緊縮起來,他的思維卻在湛藍的天空下發散開去,探觸到一種混沌初開的自由和快樂。

他沿用著自古到今無數背包客用過的方法:邊打零工,邊一步步地深入阿拉斯加山脈和伯羅克斯山脈之間的遼闊谷地。一路上他在餐館端過盤子,幫人做過油漆工,替養老院劈過木柴,為農婦修過柵欄,還在奶牛場擠過牛奶。天氣一天比一天寒冷,陳清風學會了許多當地人取暖的辦法,還購買了毛皮的帽子、手套、靴子和坎肩。他還買了雪天用的護目鏡,這樣的話,當他極目遠眺皚皚雪山時,他可以長時間地睜大眼睛,把他從未見過的北極風光盡攬在心。

初冬,他進入了全美最高山峰德納利山。古老的冰川如傳說中的睡美人,披著銀光閃閃的長袍,千年萬年保持著同一種矜持的睡姿。走在積雪齊膝的森林中,四周安靜得能聽到美人的呼吸和心跳。從樹枝上撲簌簌掉落的雪團驚起機靈的松鼠,它們高豎著毛茸茸的尾巴,哧溜一下子從雪地上竄過去,留下幾行淺淺的爪印。一頭馴鹿從大樹後面轉出來,腦袋上的鹿茸像縱橫交錯的發報機天線,陽光下閃出一種銀灰色的柔滑漂亮的光澤。他站住不動,欣喜地盯視這頭會拉聖誕雪橇的溫順的動物,想象它的祖先是不是真的跟聖誕老人有過交往。他跟它招呼:「嘿,夥計!」馴鹿歪著頭看他,烏黑的眼睛裡是孩子般的好奇,因為在它有限的生命裡還沒有見過一個黑髮黃膚的中國人,也沒有聽到過「夥計」這種奇怪的語言。

他掰下一根折斷的樹枝當棍子,藉助它的支撐,一步一步艱難地往前走。積雪下面全都是倒塌的樹木和絆腳的荊棘,每踏出一步,都有可能落入一個小小的陷坑,鹿皮靴子卡在雪下的樹叉中,轉前轉後好不容易才能拔出來,皮帽子裡已經熱騰騰蓄滿了汗。體力消耗太大了,如果不是經常想到鮑勃家院子裡的那兩塊石錨,他沒有勇氣穿過這片原始狀態的森林。

然而他還是不幸地陷入了絕境:當他舉目眺望一頭在雪地奔跑的銀色的北極狐時,他的一條腿忽然踏空,陷進一個大樹傾倒後留下的雪洞。他的整個身體跟著倒過去,不由自主地下陷,溫柔而舒適地墜落。他越是掙扎,墜落的速度越快,像是雪洞裡有一雙強有力的手,抓住他不由分說地往下扯,一定要把他拉進洞中同歸於盡。他感覺積雪沒過了他的腰際,又迅速沒過他的雙肩。他趁著還能呼吸,張開嘴,嘶聲高喊:「救命!救命!」他的聲音驚動了四面樹上的積雪,雪團爭先恐後地啪啪墜落,打得他張不開眼睛。松鼠們不知所措地四處逃竄,雪粉飛揚起來,周圍的世界暗無天日。

當陳清風在絕望地墜落、沉沒、陷入滅頂之災時,他腦子裡最後想到的一個人是誰呢?幾年後,當他在布法羅大學我租住的宿舍裡把這件事講給我聽時,我很想就這個問題問一問他。可我的話幾次湧到嘴邊,最終又咽回肚裡。他想起誰,那是他的權利,我不應該逼他回答。回答的話也未必是真。不管他想到了誰,他最後擁在懷中的那個人是我,這就夠了。肌膚相親是愛的終極狀態,跟精神的渴求也許一致,也許不一致。我希望是一致的,萬一不是,我也該滿足。

陳清風大難不死,是因為他的呼叫聲引來了不遠處的另一個旅行者——為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拍攝阿拉斯加麝牛照片的亞當斯先生。亞當斯常年在野外行走,生存經驗異常豐富,他奔過來喝令陳清風別動,然後把一根樹棍伸過去,讓陳清風雙手抓緊,拼出全力把這個臉憋成紫色的中國人拉出雪坑。

亞當斯把癱軟無力的陳清風半拖半拉地弄到附近一個私人農場,灌下一茶缸熱騰騰的牛奶,又讓他睡足一覺,確信無事後,才留下一張名片,重新進入森林。

陳清風驚奇地發現這個小農場以飼養麝牛為主業,場主是一對叫喬治的中年夫婦。麝牛的外形有點像西藏犛牛,但是犛牛角彎曲向上,麝牛角卻像耳朵一樣地耷拉下來,只在末端抬起,跟地面平行。據說這是一種史前動物,大概在第四紀冰川結束時,從亞洲和歐洲遷移到美洲。最早的美洲人,很可能就是追著這些牛群來到這片大陸的。現在麝牛在歐亞已經絕跡,殘留在阿拉斯加的這部分,因為人類大量捕殺,正在日益稀少。喬治夫婦所做的完全是公益事業:人工繁殖麝牛,待小牛長大後,以低廉的價格賣出去給別的農戶飼養,目的僅僅是維護阿拉斯加的麝牛種群數量。

喬治先生身材高大,灰白色頭髮,一個大大的酒糟鼻,左邊臉上缺了一隻耳朵,是幾年前在一場暴風雪中活生生凍掉的。喬治太太面相和善,臉頰終日通紅,是紫外線灼傷和野外凍傷留下的印記。夫婦倆終日樂哈哈面帶微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過著發達社會里的最原始的生活,毫無怨言地為生態環境奉獻精力財力。

陳清風被這一對純樸夫婦的高尚行為深深打動,他留了下來,在農場度過了一個冬天,不收分文地幫喬治夫婦照顧那些懷孕的母牛。來年開春,他伺候的母牛接二連三生下了小牛之後,他把那些牛犢親了又親,抱了又抱,又等著亞當斯來幫他拍下好些照片存念,這才戀戀不捨地告別農場,搭便車返回安卡雷奇。

一九九二年秋天,我在南京大校場機場接到了艾早。

艾早在海南生病了,病得很重,每隔兩天就要發高燒一天,體溫超過四十度,像是瘧疾,又不很典型。用了治瘧疾的最好的藥,卻無緩解。西醫猜測說,怕是海南瘧疾的亞變種,一時間還摸不著治癒渠道。又看中醫,中醫說是溼熱蘊聚,疫毒熾盛,什么什么的,開了方子,煎藥吃下去,依舊見不到療效。艾早黃皮寡瘦,下樓梯腿都打抖,高燒一起來,人像是架在蒸籠上,周身通紅,譫妄胡話,輾轉不安,有一次在昏迷中還莫名其妙地喊出「艾多」。艾多死去快二十年了,家裡人很少再提起他,艾早忽然喊他的名字,使張根本心驚肉跳,汗毛凜凜。他不敢再耽擱,買了兩張飛機票,趁艾早不發燒的時候,把她送回南京。張根本說,海南那地方,醫生是半吊子水平,折騰多時連個病因都查不出,回家鄉住院他才能放心。

可是張根本把艾早扶出出站口,交待給了我,轉身又上到候機廳,搭原班飛機回去了。

我目瞪口呆地看著他的背影,再看我身邊瘦弱得風吹就要倒的艾早,切齒大罵:「還有沒有人性啊?就這樣拍拍屁股走路,不怕飛機掉下來摔死?」

艾早虛弱地倚住我,竭力幫著張根本說話:「艾晚,你不做生意你不懂,公司裡的事情一天都離不開人,我們有個專案正做到關鍵上,一眼盯不住,別的人就把專案搶走了,之前的幾個月就白忙活了。」

我依舊忿忿不平:「老婆重要還是錢重要啊?」

艾早露出一個慘淡的笑:「都重要。要不是為掙錢,跑到海南幹什么呢?」

幸好那時候南京已經有了計程車,我可以一個人從從容容地把艾早帶回家。

張根本在艾早的包裡放了兩萬塊錢,準備讓她住院治病用。但是奇怪的事情是,艾早住到我家裡,當晚就食慾大開,就著揚州醬菜喝了一碗白米粥。第二天她沒有發燒,要求我去買巷子裡的蝦皮小餛飩給她當午飯。晚上的胃口更好,自己走出門,在「劉長興麵館」裡吃了一客小籠湯包,還要了個餐盒,給我帶回一客。

「我怎么回事啊?」她驚奇地說,「我到了南京,怎么覺得樣樣東西都好吃呢?明天我還想吃鴨血粉絲湯和牛肉鍋貼。我饞死了,幾百年沒吃過好東西一樣。」

我取出體溫計,強迫塞進她的嘴巴。幾分鐘後取出來,三十六度八。

「真是見鬼。你不會是因為想回南京,變出招兒哄弄張根本的吧?」

她哈哈大笑:「有可能。水土這玩意兒就是怪,我一喝上長江裡的水,上下都通了氣一樣,要多舒坦有多舒坦。」

張根本來電話,問艾早有沒有住院。艾早搶過電話,把自己的情況略帶誇張地描述一遍。張根本也覺得奇怪,他說,這可能是個提醒,他們要考慮接下去往哪兒發展,海南那地方看起來不適合他們呆下去。他問艾早:深圳怎么樣?要是做完這一單專案,把公司移到深圳,你願意嗎?艾早鼻子嗯了一聲,說,再看吧。

艾早在南京住了一個星期,眼見得臉頰上有了肉,皮膚繃起來,白亮亮地閃著光,眼睛裡也不像剛來那么乾澀,汪出兩潭盈盈的水。她自己對著鏡子看,樂滋滋地說:「我都以為自己是老太婆了,現在看起來還算不錯,是不是?打扮打扮走出去,還能騙到一兩個小夥子吧?」

我逗她:「離婚吧,我幫你介紹我們學校的研究生。」

她拖著聲音:「晚啦,你這個媒婆早幹嗎去了?」

身體養好了,她就閒不住,一個人在家裡折騰我的傢俱,全部拖出來,按她的標準重新擺佈,還登高爬下,洗窗簾,洗被子,洗沙發套,弄得自己蓬頭散發像個鐘點工。

我下班回家時,她迎著我,手從背後伸出來,攤開,掌心裡是一把生鏽的簡易剃鬚刀。她的指尖也染了斑斑鏽跡,血褐色,像是被刀片不小心割開了口子。

「交待吧,給誰買的?」她笑嘻嘻地追問我。

我猛然一愣,剎那間心臟都要停跳了。剃鬚刀是那年陳清風留下來的東西,我從商店裡親手買來,看著他用它颳了鬍子。四天,他一共用了它四次。

「哪兒來的?」我屏住呼吸,盯著她的眼睛。

「衛生間找到的呀!瞧你嚇的,臉白成這樣。你要是有個男朋友,我只會為你高興。」她把剃鬚刀舉在手裡,左看右看,很好奇,「艾晚,你的男朋友什么樣?」

「不是……」我撒謊,「是爸媽在這兒住的時候留下來的。」

「哦……真掃興。」她把生鏽的剃鬚刀隨便扔進了垃圾桶。

趁她在廚房做飯時,我藉口下樓倒垃圾,把剃鬚刀揀出來,藏到我上班用的拎包裡。第二天我把它帶到學校,鎖進辦公室抽屜。

我們教研室主任病了,大便出血,走路很彆扭地岔著個腿,還弓著腰,整個人都要往地上出溜著墜下去一樣。他告訴教研室裡年紀大的老師:「痔瘡發了,真難受。」

我年輕,沒得過痔瘡,不知道那玩意兒發作起來什么感受。可我看他走路的彆扭樣,知道患上這種病很痛苦。

主任經常跑校醫院,拿痔瘡膏回去擦。前後擦了有一個月,效果不顯著,弄得人都瘦了,臉也黃了。有一天葛一虹在路上碰到他,站著,看他從遠處弓腰夾腿地走過來,斬釘截鐵說:「你給我去省人民醫院,掛專家號,徹查一次。」

葛一虹的話誰都不敢不聽。主任去大醫院看完病,傳出來一個驚天訊息:他患的是腸癌。當天他就被留了院。他老婆哭哭啼啼往醫院裡送了他的換洗衣物和日用品。

教研室裡年長的老師個個自危,總覺得自己身體裡同樣也有癌細胞在虎視眈眈著,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抬起頭咬上一口。年輕的老師則覺得不可思議:一個好端端的人,怎么突然之間就會得癌?突然之間就會死去?

葛一虹到我們教研室來視察,呵斥大家:「都亂什么亂?腸癌又不是肝癌,治癒的可能性很大,不能為了一個腸癌影響教學工作。」她抬眼在辦公室裡巡視一週,目光落在我的身上:「艾晚,這段時間你代理教研室主任,把工作先抓起來。」

老太太就是這樣,不單單一言九鼎,而且喜歡「一言堂」,什么事情她一個人說了算。

所有的老師都盯著我看,目光中什么內容都有。幸虧我的新任職務前面有個「代」,照他們的理解,「代」這個詞明擺著就是暫時的,臨時工性質的,打雜受氣的。

我不知道葛一虹看上我的哪一點好,她這么不避嫌疑地重用我,真的是對我有信心?

我去醫院看望老主任。他正在一項一項地接受各種身體指標檢查,準備開刀割去直腸部分。他擺出一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樣子,苦笑著安慰我:「艾晚老師啊,教研室的事情要難為你了。」又說,「這段時間別的也沒什么大事,就是評職稱……」

評職稱是天大的事,尤其相對高校老師。按這回下達的指標,我們教研室裡可以有兩位副教授的名額。九十年代初,教授在高校裡寥寥無幾,屬於稀有動物,副教授就成了香餑餑,誰都要上去搶,誰都認為自己能夠搶得到。葛一虹在這種時候叫我代主任,我懷疑她是存心用難題考驗我。

教研室這回有把握參評副教授的總共三個人:我一個,還有兩個四十歲左右的老師,一個是上基礎課的,另一個是不上課、專門負責實驗室雜務的。我最年輕,可我有研究生學歷,那兩個老師僅僅是本科,我比他們有優勢。從科研成果看,上基礎課的老師有兩篇教學論文發表在地方刊物上,管實驗室的老師在兩個集體專案上掛了個號,談不上有個人成就,兩個人之中很難排定誰優誰劣。

我不知道怎么辦才好。去找剛剛開完了刀的老主任出主意,他虛弱地說了幾個字:「投票選。」

可是我思來想去,總覺得不妥。去年我們學校有個老師,科研能力很強,人緣不好,結果投票選副教授時,大家故意把票投給了另外的人,那個老師一氣之下跳了樓,鬧出很大的動靜。我害怕我們教研室的兩個老師到時候也來個「模仿秀」,那樣的話,我這個「代」主任就難辭其咎。所以我經過痛苦的權衡,決定自己放棄這次評審,把名額讓給這兩位老師。

結果卻是事與願違,兩位老師的材料送交省教委的高評委投票時,統統落馬。訊息傳來,教研室怨聲一片。沒評上的老師以為我表面謙讓,心有不滿,背後在材料上做了手腳,是「陽奉陰違」,極端的虛偽。其餘老師認為我是為了沽名釣譽而活生生浪費了兩個名額,這一年評不上的人積壓到下一年,這會影響到來年他們的提升。

我自己做了犧牲,換來的是所有人的不滿,這使得我非常鬱悶。

幸好很快到了暑假,我像逃亡一樣收拾東西回青陽老家。

回家的日子也不輕鬆。父母年紀大了,艾好的病情越來越重,已經開始吞嚼書頁,把家裡能找到的書都撕得沒頭沒尾。艾早從海南打來電話,指示我一定要說服父母送艾好去精神病院,所有住院費用由她負擔。

一個異常痛苦和艱難的過程。艾好每次到了精神病院都要殺豬樣地嚎,頭在牆上撞得鮮血淋漓,拉住李素清的衣服死活不肯鬆手。李素清過不了這一關,只好把艾好又帶回家。幾天之後,覺得不送還是不行,然後叫了車送過去,然後再次重複這慘烈的一幕。我和李素清都要崩潰了,我們都覺得再這樣下去的話,全家人都會成神經病。

最後是艾早用電話委託了趙三虎,趙三虎帶了精神病院的醫生上門,用「束縛衣」套住了艾好,替我父母送他去病院。我事先把李素清哄進裡屋,用鑰匙把屋門鎖上。艾好嚎叫得驚天動地,李素清出不了房門,也只好硬著頭皮充耳不聞。

「這是惟一的辦法。」事後我做她的思想工作,「他住習慣了就好了。精神病人到最後其實已經沒有思想,他習慣了就不會感覺難過。」

「艾家沒有人傳宗接代了。」李素清眼淚汪汪地說,「你為什么就不能結婚生個孩子?」

瞧,這樣的話題,到最後總要落實在我的身上,這讓我面對父母壓力沉重。

暑假結束返回學校後,我們欣喜地發現教研室主任已經面帶紅光地坐在他的辦公桌前。他的直腸連同肛門都割掉了,在肚皮上新開一個排糞口,掛了一個糞袋,預後情況不錯。他笑眯眯地告訴我們說,醫生認為他的癌細胞沒有擴散,活個十年八年應該沒事。如果這樣的話,他就得上班,工作,不然的話,悶在家裡,感覺就是個等死的人。

我們一致同意他的說法。人到了這個時候,所有的行為都是正確的,決無非議。

所以,我雙手奉還了「教研室主任」的職位。

我們都覺得老主任幹得比以前還要賣力。他肚皮上的那個糞袋,很神秘地掩在衣服下,誰也沒有幸見過。走近他的時候,如果心裡不去想那件事,好像也聞不見什么異味。他有時候會一個人躲到廁所裡,反鎖上門,處理一下身上的東西。別人要上廁所,推門不開,便知道怎么回事了,就知趣地下樓去另一個廁所。

只有葛一虹對我說過一句話,她說的是:「艾晚,今年是我耽誤了你,我會做出補償。」

我回答她:「葛教授,您別多想,這不值得您放在心上。」

陳清風離開阿拉斯加,計劃著繼續搭便車,打零工,從鹽湖城到堪薩斯,再到芝加哥、匹茲堡、費城、紐約;最後去波士頓,在哈佛和麻省理工的校園內逛一圈,結束他橫穿美國的行程。

但是他女兒的狀況讓他改變了主意。女兒自從被班主任當做「性奴」折磨了一段時間之後,性情大變,整個人從裡到外都萎謝了。她轉到離家十多里的學校繼續上高中,卻讀不進書,高考的分數連專科線都到不了。復讀一年,依然如此。女兒沉默寡言,幾次想要自殺,嚇得陳清風老婆寸步不敢離她的身邊。這個優秀的女兒曾經是陳清風的希望,是他引以為驕傲的未來,如今希望破碎,而且是以這樣令人心痛的方式,陳清風無論如何不能接受。他盤算著要把女兒弄出國讀書。只要換一個環境,忘掉那場噩夢,女兒依舊是塊讀書的材料。

女兒這樣的情況,接她出來,就不能不把她母親同時接出來,因為陳清風對女兒恢復健康沒有絕對把握。要把這一對母女同時辦到美國,不是一件短時間的、容易做成的事情。這樣,陳清風聽從朋友勸告,決定去加拿大落腳。那時候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相對寬鬆很多,辦他們一家人的身份不會有太大問題。

他在舊金山漁人碼頭打工的時候,認識了一個華僑老鄉,老鄉的一個親戚在加拿大埃德蒙頓當移民律師,陳清風從美國過境到加拿大之後,第一站別無選擇地去了這個一百年中因為淘金和石油發展起來的城市。

季節已經進入五月,可是埃德蒙頓遍地的積雪剛剛融化,草從地皮下冒出一個瑟瑟發抖的尖尖,試探著能不能把全部身軀從泥土中鑽出,享受一個短暫的春天。走在路上呼一口氣,眼前立刻飄起一團白濛濛的霧。立法大廈的樓頂依次排開著三面旗幟:英國國旗、阿爾伯特省的省旗、埃德蒙頓的城市立法旗,它們在寒風和陽光中獵獵飄舞,抬眼看上去,藍天忽然多了很多色彩,變得鮮活和年輕。陳清風曾經在一張畫片上看到過這個城市大片的鬱金香,那些整齊劃一像士兵列隊的豔麗花朵,如同用色塊拼成的抽象油畫,那樣的蓬勃和熱烈。可是當地人告訴他,鬱金香要到五月底六月初才能開放,那時候加拿大各個城市都會舉辦鬱金香節,也是全體加拿大人的迎春節。

陳清風想起了南京,五月底六月初的時候,南京已經開始進入初夏,滿街陽光會讓行人出汗如油。跟埃德蒙頓人盼望著春天和夏天一樣,南京人進入夏天后就盼著秋風送爽,冬季來臨。兩個多么不同的城市啊。

把母女倆辦到加拿大要花錢。找律師要錢,辦移民手續要錢,來回地打電話寄資料要錢,將來的飛機票安家費還是要錢。陳清風學的是中文,也不再年輕,無法進入那些專業性的領域找到工作,更沒有本錢開餐館和洗衣房,只能打工。那段時間埃德蒙頓的購物中心正在分期建設的過程中,一部分餐館、商店、電影院、主題遊樂園已經建成開業,另一部分還在加緊趕工完成。這個佔地四十八萬平方米的世界最大購物中心像一個巨大的玻璃暖棚,建成之後將提供全城人在漫長的冬季裡消磨時間的所有吃喝玩樂的設施,這裡面有太多的工作崗位需要人手。

陳清風早晨六點鐘起身,搭公交趕往購物中心。先在咖啡店跑堂,給同樣是趕工的顧客們端上咖啡,烤得焦香的麵包,火腿煎蛋,將懸掛在頭頂的電視機調到「早間新聞」頻道,為他們在「pos」機上刷卡結賬。九點之後,這一撥客流高峰過去,陳清風有一個短暫的喘息,可以跟店裡的員工們一塊兒坐下,給自己倒一杯咖啡,吃兩片夾燻肉的麵包,隨便開幾句玩笑。

然而陳清風不敢久坐,因為他就著咖啡吞下一份麵包後,還要趕往室內遊樂園,做幾小時保潔工作。他會拎著一個很大的橘紅色的提桶,桶裡放著各種型號的刷子拖把和清潔劑,穿皮製的防水工裝褲,下到衝浪池或者兒童嬉水園裡,清理水面和水底那些幾乎看不見的汙物,把不鏽鋼的把手擦得鋥亮,把各種造型的救生圈充滿了氣,擺放整齊,等待著下午三點過後那些像小企鵝一樣搖搖擺擺撲下水中的孩子。當那些孩子的媽媽衣著閒適,三三兩兩地湊在一起談論育兒經和某一種甜品的做法時,她們會招手喚來清潔工陳清風,指著腳前的一塊水跡請他擦乾,免得滑著了身邊更小的孩子。

傍晚過後,吃過一份簡單的熱狗,陳清風走向燈光璀璨的華納電影院,圍上一條淺黃色的圍裙,開始操作爆米花機。當巨大的玻璃器皿中盛滿白花花香氣誘人的膨化食品後,晚場電影漸次開場。這是埃德蒙頓的年輕男女最喜歡光顧的娛樂場所。他們穿牛仔褲和短袖套衫,頭髮用摩絲打出雞冠的形狀,露出刺青的胳膊,晃盪著銀閃閃的鼻環,買大桶的爆米花和大杯的可樂,把自己埋在電影院舒適的軟椅中,一邊看銀幕上的明星決鬥或調情,一邊吃著喝著,不時地跟情侶接吻,撫摸,弄出比電影臺詞更加刺激的聲音。

陳清風爆出了足夠當晚出售的玉米花,就可以下班走人。但是他還不想回去。回去不過是在租住的地下室裡倒頭睡覺,這對於他是一件太過奢侈的事。抓緊這段時間,再掙一份工資吧。於是他在九點之後趕到購物中心裡燈光最是幽暗的「casino」,做低等級的侍者——當賭客們進門後,雙手接過他們脫下的厚重外衣,掛好,等待對方盡興出門時再微笑著遞上。逢到老年婦女,還要拎著衣領等待她們把胳膊伸進衣袖,幫她們圍好圍巾,戴上帽子。他沒有固定工資,酬勞全靠小費。他希望這些賭客贏錢,贏了錢他們的出手才會大方。有一次曾經有一個老太婆給他一百加幣,因為那天她把老虎機玩「爆」了,一個二十五分的硬幣誘使機器吐出四千塊加幣,她尖叫著在大廳裡親吻每一個人,給所有的侍者都付了一百加幣的小費。只不過,這樣的幸運實在不多,大部分人走出賭場時,臉上帶著的是悻然和失落,他們肯付給陳清風的小費也就少得可憐。

巨大的購物中心是城市的吞噬者,無數建築群以通道相連,人在其中不見天日,不知道世間冷暖飢寒。陳清風每日穿行在咖啡味、香水味、炸雞味、爆米花味和「casino」的錢幣氣味中,他覺得自己的肺腑就是一塊吸收各種氣味的海綿,也像一個氣體攪拌機,過濾了這些活色生香,留下的只是空虛茫然。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棲居的地方,他總是倒頭就睡,中間沒有一分鐘的時空轉換和過渡。

那些艱辛寂寞到能夠讓人發瘋的日子裡,陳清風想到過青陽廣播站院子裡寬大的迴廊嗎?想到過紫金山上的林海嗎?想到過南京工業大學那套公寓裡的四天四夜的纏綿嗎?

他不可能不去想。如果不想,他就不是陳清風。

他也不會想得太多。人在極度困頓和疲勞的時候,精神的東西會萎縮到最小,在身體中不成比例。

如果他的全部精神如一顆核桃,我會是桃仁中的幾分之幾?

一九九三年,國慶節剛過,我在實驗樓裡碰到了系主任葛一虹。

「艾晚,」她叫住我,「你過來,我跟你說件事。」

我忐忑不安地朝她走,手裡抱著一摞學生交上來的實驗報告。不知道為什么,每次見到她,我都感覺不自在,會下意識地審視自己的儀容、姿態,怕她挑剔。她這個人氣場太大,總是把周圍的人壓得無法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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