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滔滔不絕，但我卻覺得有那麼一會兒，那間大約十五平米的病房裡充斥著一種尷尬的安靜。我不知道lyle是怎麼想的，我當時的念頭是：肯定搞錯了。直到二十分鐘之後，做完超聲波檢查，醫生遞給我一張黑白的小照片——一片模糊的黑暗當中，一個豌豆大的小恐龍蜷著身體，周圍繞著一圈朦朧的光環，告訴我：「胚胎很正常，差不多三十到三十五天。」
我心裡一個聲音說，這下糟了，尷尬地對lyle笑道：「我發誓，不是我事先導演好的。」
「caresse。」他說。
「什麼？」我莫名其妙。
「caresse，名字，男孩女孩都可以叫這個名字。」他回答我。
從知道懷孕的第一秒鐘開始，我就很自然地決定，在兩個禮拜之內解決掉這件麻煩事情。在紐約這樣的手術很方便也很普通，我沒有覺得自己冷血，只是有點害怕那個過程。
但是lyle給了它一個名字——caresse，是個法語詞，溫柔的愛撫，海上的清風。男孩子叫著似乎有點娘娘腔，我毫無理由地覺得它會是一個男孩子。不過，管它呢，我並沒有覺得這個小小的胚胎是個生命，也不能實實在在感受到它在我體記憶體在著，畢竟它小到看不見的心臟甚至還沒有開始跳動呢。但是為什麼，他給它一個名字？特別的名字，不像克拉克或是埃米麗那樣普普通通，而是特別的可以在人心裡多多少少落下一點溫柔的影子。
我們離開醫院的時候差不多是晚上七點鐘，藉著車窗外面路燈和霓虹燈晦暗多變的光線，我又偷偷看了一眼夾在病例裡的那張超聲波照片。車子駛過第五大道那些華麗櫥窗的時候，他問我：「tiffany還是harrywinston？」
我朝外面看看，那是個星期五，不管是tiffany還是harrywinston都已經關門了。只留射燈照耀下的櫥窗，和偶爾幾個流連忘返的奧黛麗·赫本。
「我很感動。不過替我到鴨嘴醫生的婦科診所約個時間才是當務之急。」我回答。
「我就這麼難推銷嗎？」他自嘲道，「我知道事情來得有些突然，我希望你再考慮一下。」
「我沒什麼時間考慮了，再過兩個禮拜我可能就要開始吐了。」我不當回事地笑笑，停了一下，然後告訴他，「我十二月底就要離開美國了。」
「去哪裡？」
「香港。去工作，長期的。」
車子開到格林黛爾酒店門口，我們下車上樓，一路上都沒有再講話。他打電話叫了晚餐，侍者在他房間的客廳裡擺好餐桌。他沒有要酒，兩個酒杯裡斟的都是清澈的琥珀色蘋果汁。我突然想到自己如今也算是個孕婦了，孕婦，陌生的字眼，無論如何都沒辦法和我聯絡到一起。我早就餓了，只是心裡好多事情，一直沒有注意到胃的反應。等上完主菜，侍者出去了，我一副無所謂的樣子，坐下來就開吃，突然記起來，最近總是很容易餓，而且那種飢餓的感覺會在嘴裡留下一點點苦澀，這種味道已經有十天半個月了。
我笑著對lyle說：「那個醫生肯定覺得我是個笨蛋。」
「你就是笨蛋。」他回答。
我沒有理會，低著頭繼續吃東西，淋上漿汁的鴨腿肉，配蘑菇和土豆泥，真得很好吃。但是，他的話，他說話時冷淡疲憊的語氣突然讓我覺得很難過。我努力睜大眼睛，想要忍住不哭，睫毛或是眼簾任何一下細微閃動就會讓眼淚一滴一滴地落在盤子裡。好不容易等到心情稍稍平復，眼淚也快乾了，他卻又走過來，跪在我身邊，伸手抱住我，像哄小孩子一樣輕輕的晃著我，低聲念著他的咒語：「答應我吧，說吧，e，說吧。」
我用手背擦了一下眼淚，推開他，說：「你真的不用這樣，你每次都做了該做的，這件事完全是我的責任，沒有認真把指甲拋光就不應該到處亂抓。」半是真話，半是玩笑吧。
他站起來，臉色和口氣漸漸地變了：「可能在你出生的國家墮胎不算什麼。」
這句話徹底把我變冷了，我哼了一聲打斷他：「你不用跟我說什麼生命或是人權，如果我想聽什麼基督教義，你是我可以想到的最後一個選擇。」
「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想說的不是這些，我不會管別人殺掉多少個胎兒，但這個是我們的。」他的聲音聽起來並不像吵架，但是我們確實是在吵架，「你是自私的女人對不對，你從來就沒有想過‘我們’。」
「‘我們’真的存在過嗎？」我冷冷地看著他反問，在他回答之前，就站起來走出去了。我沒有回頭看，聽得到他沒有跟出來。我一個人搭電梯下到底樓，心裡又冷又麻木。幾分鐘之後，我在門廳等計程車的時候，他卻也下來了，對我說：「至少讓我送你回去。」
他看起來很平靜，車子開到了我公寓樓下，我們告別的時候甚至可以說是友好的，接下去的整個週末他也沒有來找過我。星期一，我又打扮得很精神的樣子去上班，跟同事和上司解釋上週五昏倒不過是因為前一天加班加得太晚了。所有情節都讓我錯覺這件事情就這麼說定了，結束了。直到下午兩點鐘的時候，我收到一份快件，棕色瓦楞紙盒裡裝著兩樣東西——一個harrywinston的戒盒盒和一份起訴通知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