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七年級是充滿變化的一年，但是最大的變化並非發生在學校，而是在家裡。鄧肯外公搬來和我們一起住了。
最開始的時候是有點奇怪，因為我們中間沒有誰真正認識他。當然，除了媽媽。雖然她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告訴我們他是個多麼偉大的人，但在我看來，他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從臨街的窗戶朝外望。除了貝克家的前院，那裡沒什麼好看的，但他不管白天黑夜都待在那兒，坐在和他一起搬進家門的大號安樂椅上，望著窗外。
好吧，他也讀湯姆·克蘭西的驚悚小說，看報紙，做填字遊戲，看看股票行情，但這些不過是對他看街景這件事的插花。沒人提出反對意見，這人總是看著窗外直到睡著為止。雖然也說不上有什麼不對，但這樣真的……挺無聊的。
媽媽說，他眺望窗外是因為想念外婆，但外公是不會和我討論這件事的。實際上，他從來不跟我討論什麼事，直到幾個月前，他在報紙上看到了朱莉。
不像你想的那樣，朱莉·貝克並不是作為八年級的未來的愛因斯坦登上了《梅菲爾德時報》頭版。不，夥計，她能登上頭版是因為，她不願意從一棵無花果樹上下來。
雖然我分不清無花果樹、楓樹和樺樹，但朱莉顯然知道那是什麼樹，並且守在那裡把這個常識分享給她遇見的每一個人。
所以，這棵樹，這棵無花果樹，長在山坡上克里爾街的一片空地裡，很大很大。而且又大又醜。它的樹幹扭曲，長滿節疤，彎彎曲曲，我總覺得一陣風就能把它吹倒。
去年的某一天，我終於聽夠了她關於這棵蠢樹的嘮叨。我徑直走到她面前，告訴她那棵無花果樹一點兒也不美，實際上，那是有史以來最難看的一棵樹。你猜她怎麼回答？她說我的眼睛大概有毛病。眼睛有毛病！這就是那個鄰里環境破壞之王家的姑娘說出來的話。她家的灌木長得比窗戶還高，到處雜草叢生，穀倉前面的空場快變成野生動物園了。我是說，她家有狗、貓、雞，甚至養了幾條蛇。對天發誓，她哥哥在臥室裡養了條大王蟒蛇。十歲那年，他們把我拽進屋子，強迫我看著那條大蟒蛇吞下一隻耗子。一隻活蹦亂跳的、眼睛滴溜溜轉的耗子。他們提著那隻齧齒動物的尾巴，大蟒一下子就整隻吞下去了。這條蛇讓我做了一個月的噩夢。
不管怎麼說，我平時很少關心別人家的院子，但貝克家一團混亂的院子是我爸爸最大的心病，而他則把這種挫折的情緒傾瀉在我家院子裡。他說，我們有義務讓鄰居看看一個正常的院子該有的模樣。
所以，當麥克和馬特忙於投餵蟒蛇的時候，我只好忙著給院子除草、修建草坪，打掃車道和水溝，而且依我看，我好像還真幹得越來越投入了。
如果你以為朱莉的爸爸——一位又高又壯的磚瓦工——會打理院子，那就錯了。據我媽媽透露，他把全部業餘時間都用來畫畫了。他的風景畫對我來說沒什麼特別的，但是從價簽上看，他很看重這些畫。每年梅菲爾德縣交易會上都能看到它們，我爸媽從來只說一句話：「如果他肯把花在畫畫上的時間拿來打理院子，世界會變得更美好。」
我媽媽和朱莉的媽媽有時聊天。我猜想媽媽比較同情貝克夫人——她說她嫁了一個夢想家，所以，他們倆當中總有一個人過得不快樂。
那又怎樣。也許朱莉對美的敏感正是遺傳自她爸爸，並不是她的錯。但朱莉總覺得那棵無花果樹是上帝送給我們宇宙中這個小小角落的一份禮物。
三年級和四年級的時候，她經常和哥哥們一起坐在樹杈上，或者剝下大塊的樹皮以便沿著樹幹滑到杈彎。無論什麼時候媽媽開車帶我們出門去，總能看見他們在那裡玩。我們等紅燈的時候，朱莉就在樹杈間盪來盪去，總是快要摔下來跌斷每一根骨頭的樣子，於是媽媽就會搖著頭說：「你永遠也不許像這個樣子爬樹，聽見沒有，布萊斯？我永遠也不想看到你這樣！你也是，利奈特。實在太危險了！」
姐姐一般會翻個白眼，說「廢話」；而我則把頭躲到車窗下面，祈禱在朱莉還沒把我的名字喊得震天響之前趕緊變燈。
我確實試著爬過那棵樹，只有一次，在五年級。在那之前一天，朱莉幫我把風箏從樹上那些會「吃玩具的葉子」裡取了下來。為了取我的風箏，她爬到特別高的地方，下來之後一臉淡定。她沒有扣下風箏作為「人質」，也沒像我擔心的那樣撅起嘴巴不理我。她只是把風箏遞給我，然後轉身走了。
我鬆了口氣，同時覺得自己太遜了。當時我看到風箏掛住的位置，馬上認定它已經回不來了。但朱莉不這麼想。她二話不說就爬上樹幫我拿下來。嘿，這真讓人尷尬。
我默默地計算了一下她到底爬了多高，然後第二天計劃至少爬到比她高出兩根樹枝的位置。我攀上了第一個大的杈彎，向上爬了兩三根枝杈，然後——只是想看看自己進展如何——我向下看去。
大——錯——特——錯！我彷彿站在帝國大廈的頂層，沒系安全帶。我試著抬頭尋找昨天風箏掛住的位置，但是根本看不見。我是個不折不扣的爬樹白痴。
上了初中，我以為朱莉會從此消失的夢想也破滅了。我需要坐校車，而那個名字也不能提的人也是。我們這一站大概有八個學生一起等車，總是吵吵嚷嚷的，算是緩衝地帶，但絕不是個安全地帶。
朱莉總想站在我身邊，跟我說話，或者用別的什麼方法來折磨我。
最後她選擇了爬樹。一個七年級的女孩，開始爬樹——爬得高高的。為什麼？因為這樣她就能居高臨下地衝我們喊：校車離這兒還有五……四……三條街！一個掛在樹上的流水賬式交通崗哨！每個初中同學每天早上聽到的第一句話就是她說的。
她想叫我爬上去跟她待在一起，「布萊斯，上來呀！你絕對無法想象這兒的景色有多美！太神奇了！布萊斯，你一定要上來看看！」
是啊，我都能想象出來：「布萊斯和朱莉坐在樹上……」二年級的往事，難道還陰魂不散嗎？
一天早晨，我刻意地沒有向樹上看去，她忽然從樹杈上從天而降，生生地撞到了我。心臟病都要犯了！
我的背包掉在地上，還扭到了脖子，都賴她。我再也不願意跟這隻從精神病院跑出來的發瘋的猴子一起在樹下等車了。從此以後，我總是拖到最後一分鐘才從家裡出來。我設定了屬於自己的校車站，看到校車快到了，就衝到山坡上去登車。
沒有朱莉，就沒有麻煩。
這種狀況貫穿了七年級和八年級的大多數時間，一直延續到幾個月前的一天。那天，我聽到山坡上一陣騷動，幾輛卡車停在克里爾街平時的校車站。一些人仰著頭衝朱莉喊著什麼，而她當然是在五層樓高的樹頂上。
孩子們也慢慢朝樹下聚攏過來，我聽見他們說她必須從樹上下來。她很好——對於任何一個耳朵沒有問題的人來說都聽得出來——但我不明白他們在吵什麼。
我衝上山坡，當我離得近一點兒、看清那些人手裡拿的是什麼，我立刻明白了為什麼朱莉拒絕從樹上下來。
那是一臺鏈鋸。
千萬別誤解。這棵樹長滿了多瘤的樹脂，糾結成難看的一團。和那些人吵架的人是朱莉——全世界最麻煩、最霸道、永遠全知全能的女人。但是一瞬間我的胃就抽搐起來。朱莉愛這棵樹。雖然聽起來很蠢，可她就是愛這棵樹，砍樹就等於在她的心裡砍上一刀。
每個人都勸她下來，包括我在內。但她說絕不下樹，永遠也不，然後她試圖說服我們。「布萊斯，求你了！上來跟我一起。如果我們在這兒，他們就不敢砍樹了！」
我思考了一秒鐘。但這時校車來了，我告訴自己不要捲進去。這不是我的樹，而這也不是朱莉的樹，雖然她表現得好像是她的。
我們登上校車，把她一個人留在那裡，但這些都沒有用。我忍不住一直在想朱莉。她還在樹頂上嗎？他們會不會把她抓起來？
放學後，當校車把我們送回來的時候，朱莉已經不見了，一起消失的還有上半棵樹。頂部的樹枝，我的風箏曾經卡住的地方，她最最心愛的棲身之地——統統消失了。
我們在那兒看了一會兒，看鏈鋸如何開足馬力，冒著濃煙，就像在把木頭嚼一嚼吞下去似的。大樹看起來搖搖欲墜，毫無還手之力，沒過多久，我就非得離開那裡不可。這活像是在觀察一個分屍現場，有生以來，我第一次有種想要尖叫的感覺。為了一棵愚蠢的、我痛恨已久的樹而尖叫。
回到家裡，我試著忘掉這一切，但總是不由自主地想到，我是不是應該爬到樹上，和她在一起？那樣會有用嗎？
我想給朱莉打個電話，說我很抱歉他們還是把樹砍掉了，但始終沒有打。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會顯得，呃，很奇怪。
第二天早上，她沒有出現在校車站，下午也沒有坐校車回家。
那天晚上，快要吃飯之前，外公把我召喚到前廳。他並沒有在我經過那裡的時候叫住我——那樣就顯得我們已經是朋友了。他只是告訴了我媽媽，然後媽媽再轉告給我。「我不知道他想幹什麼，親愛的，」她說，「也許他準備更進一步地瞭解你。」
很好。他已經認識我超過一年半了，卻選擇眼下這個時候來了解我。可我又不敢放他鴿子。
我的外公是個高大的人，長著一隻肉乎乎的鼻子，灰白的頭髮向後梳成背頭。他常年穿著室內拖鞋和運動衫，我從來沒見他留過鬍鬚。鬍子確實在長，但他幾乎一天要刮三遍。對他來說，這是一種休閒娛樂活動。
除了一隻肉肉的鼻子，他的手也又大又厚。我想人們大概不會太在意別人的手，但那隻結婚戒指會讓你意識到他的手有多結實。它從來沒有被摘下來過，雖然媽媽說婚戒本來就不該摘下來，但我想恐怕只有切斷它才能從手上拿下來。如果外公再胖上幾磅，戒指就會勒斷他的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