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廁大戰後的第二天，金貴得到了一個綽號，叫做「金左手」。這不是一個什麼光榮的稱號，因為大糞的顏色就是金子的顏色嘛，而金貴就是在糞坑邊上成名的。有什麼光榮可言呢，他依然是陶陶的手下敗將，而且他依然是一個鄉巴佬。金左手只是讓全校的學生都知道了，泡中新來了一個金貴，而金貴是一個悶頭悶腦的憨東西、死心眼、鄉巴佬和左撇子，一個讓人好笑，而自己卻一點不懂什麼叫好笑的人。
他用左手提「美少女」，用左手拿筷子，用左手握球拍，還試圖用左手寫字……反正，他的一切舉止都和大家是左著的。左著的，你可能不明白，在我們的方言裡，左的就是彆扭的。有一次英語課聽寫單詞，宋小豆一邊踱步，一邊咕噥著聲音。走到金貴跟前停了停，金貴趕緊抬起頭來，亂蓬蓬的頭髮下，滿眼都是惶恐。沒事，宋小豆做了一個手勢，而且她還笑了笑，說，金貴和國際接軌了，——克林頓也是用左手簽字啊。
全班自然大笑，金貴拿左手的手背揩了汗，也跟著傻乎乎地笑。他的同桌問他，知道笑什麼？他說，波，波曉得。
金貴是從大巴山來的。哦，你不曉得大巴山，是吧？我也只是曉得而已，沒有去過。對我們這座城市的人來說，每個人從小就聽說過大巴山，聽得耳朵裡邊都要長出黃土了。大巴山的巴就是鄉巴佬的巴，大巴山千百次從父母、鄰居、老師的嘴裡傳出來，大巴山就不是山了，大巴山就成了一個固定的說法：還有比大巴山更遠的山麼，還有比大巴山更窮的山麼，還有比大巴山人更鄉巴佬的麼……。而金貴就是大巴山來的人。他來到這裡，是因為他的哥哥死了。
這一切都是我們後來才曉得的，他的哥哥比他早三年下山、進城、打工。他生前做過的最後職業是清潔工，清洗玻璃幕牆的清潔工。這個工作要了他的命，當時他的身子正停留在33層的高樓外邊，捆住他腰桿的繩子突然斷了。金貴的哥哥從33層高的地方飄落下來，他飄落的時候一定就跟紙一樣輕盈的。因為物理老師堅持說，物體處於自由落體狀態中，速度都是一樣的，一團棉花，一坨鐵，一個人，或者一張紙……都是一模一樣的。唉，我但願金貴的哥哥飄落到地上時，他沒有痛苦，也沒有血流出來，他僅僅是死了。
保潔公司的老闆，當然是一個屁大屁不大的老闆，他提出只要王家不告到法庭去，他可以把金貴接進城來讀書、生活、工作。金貴的父親點了頭，只說了一句話，不要再做清潔工了。
我們問過金貴，你從小就是左撇子嗎？金貴說，我波是左撇子，我波曉得啥子是左撇子。我割草、砍柴，拿牛鞭子……都是左手是順手。
金貴的話很少，當然，反正也很少有人來找他說話。他是一個憨頭憨腦的的憨子。
陶陶在公廁大戰之後，就成了另外一個憨子。當然他不是真憨，他的憨是沉默寡言的憨，是河流被冰封了，天曉得下邊在折騰什麼的憨。他除了和阿利還能說幾句話以外，對誰都不理不搭了，上課是徑直而來，下課是徑直而去。他和伊娃的關係也徹底斷了，真的是斷得徹底，兩個人打照面，不是扭頭不見，而是視而不見，就像她是一棵樹、一把椅子，或者一張缺了腿的課桌。有一回課間休息，我親眼看見伊娃淚眼汪汪地揪住陶陶的領口，她說，我就算是一張缺了腿的課桌，它也能擋擋你的道啊，或者把你撞一撞啊。我現在算什麼，空氣，風，還是水？你從我身子裡穿了過去，又不留下任何痕跡是不是？
伊娃的聲音不大，實際上她的聲音總是很小的，小得剛好能夠讓全教室裡的人聽清楚。果然，大家開始竊竊私語，並且用目光又把他們兩人綁在了一塊。我的腦子總是要比別人少根弦，我沒有聽出伊娃的弦外之音，只是佩服她真不愧才女的稱號。我就對朱朱說，人家當怨婦也當得那麼有文采，發牢騷也跟他媽做詩似的。朱朱聽了，皺著兩條細眉毛沉思了一小會，很認真地問我，她媽媽真是一個詩人嗎？我愣了愣才回過神來，哇哇大笑，在她的臉上狠狠擰了一下，我說，你這個假眉假眼的傢伙，也學著搞笑了。但朱朱沒有笑，好象還在沉思或者期待著什麼呢。她說過她喜歡我罵她、擰她，但願她不是故意說傻話來討打。誰會認為朱朱是個神經病的女孩呢，她是那麼漂亮，招人心疼，而且大多數時候都是怯生生的。
後來我才發現，朱朱恐怕是又裝了一回胡塗了。因為包京生給我們提了個問題，伊娃幹嗎要罵陶陶從她身子裡穿過去？我覺得包京生真是蠢到了頭，我說罵架就跟打架一樣，揀到什麼就使什麼，石頭、刀子、媽的×，哪個還去多想為什麼？但是包京生卻擠了擠一隻眼睛，很壞地笑起來，他說，別看你留板寸、穿皮靴，像個嬉皮士，可你還沒長醒啊，你還是個沒見過天的青屁股。他朝朱朱撇撇嘴，他說，你說對不對，小美人？
朱朱沒吭聲。我看看她，她的臉都紅了。我不曉得幹什麼她的小臉要假眉假眼地紅，不就頂多是一句粗話嘛。況且陶陶對這句話根本就沒放在心上啊。
那天，陶陶把伊娃的手從自家的領口上扳下來，再把她輕輕一推，她就一屁股跌在了座位上。伊娃就咿咿呀呀地哭起來，她是想用哭聲來把陶陶圈住，可陶陶丟下她已經走了，哪管她在哭什麼。
這一次伊娃哭得細聲細氣，但又哭得意外的長，綿綿的雨水一樣，不能讓人驚心動魄，卻把人搞得心煩意亂，永無寧日似的。就連上課的時候，她也在抽抽啼啼，沒完沒了。好在伊娃的哭聲掌握得很有分寸，剛好在不干擾教學的範圍內。泡中老師的涵養也真的是不一般，他們聽見了也就跟沒有聽見一樣。在泡中當老師，蔣副校長曾在廣播裡說過，第一是要涵養好，第二是要涵養好，第三還是要涵養好，我們泡中的老師，就是涵養最過得硬。這番話，蔣副校長在每年的教師節時都要重複好多遍。既表揚了老師，也討好了學生。而宋小豆說過一句更為精彩的話，涵養不好早見鬼了。
這還是陶陶轉述給我的，宋小豆罵他，罵著罵著，就先後用雙語嘆息了這麼一句。宋小豆說出來的那個鬼是西方人的鬼，不是我們的鬼，叫個什麼蛋，也許是傻蛋或者鳥蛋吧？陶陶也沒有搞清楚。陶陶現在再不會給我說什麼了，他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了。陶陶大概想和所有人都把關係了斷了，他站在那兒，坐在那兒，就像沒鼻沒眼、沒心沒肺，就像一團氣。
但是伊娃是不依不饒的，這個瘸腿女孩的想法總是非凡的。她把她的想法、她的秘密，都記錄在了她的《小女子大印象》裡，不過她再也不會由誰朗讀給我們聽了。她除了哭泣，就是埋著頭，一個勁地寫啊寫啊。她的臉色是煞白的，臉頰薄得像一把刀子，鼻尖上的彎勾和魚鉤一樣尖銳。我們都想曉得她寫了些什麼，任主任的侄兒說，憤怒出詩人，伊娃的憤怒肯定更讓她妙語連珠吧。但是她不讓任何人碰她的《小女子大印象》，她走到哪兒都拿雙手把本子抱在胸前，和電影裡日本、韓國的女孩子一樣，活脫脫成了個假眉假眼的淑女了。不過，至少我當時是這麼認為，這全都是他媽的假像啊。不然，伊娃如何是伊娃呢？
有一天阿利告訴我，他親眼看見，伊娃在十三根泡桐樹揪住陶陶，扇了他一個耳光。
我並沒有吃驚。我只是問阿利，陶陶也沒還手嗎？
阿利軟軟地吐口氣，他說，陶陶沒還手。陶陶連什麼話都沒有說，就騎著腳踏車走了。
可憐的阿利，在公廁大戰之後他也連帶著給廢了，就像捱了一頓黑打的傢伙就是他本人。
公廁大戰其實是好事者們瞎叫起來的，哪有什麼大戰呢？誰都沒有挨黑打。如果按麥麥德的說法，一盤棋才剛剛落子，就已經成了殘局了。沒有誰遭到黑打，也沒有誰為此受到警方、校方的懲罰。這種事對泡中來說，說到底，也沒什麼好說的。只不過它發生在高二?一班，我、陶陶、金貴，還有包京生、朱朱湊巧算是它的當事人，所以它才對我們幾個少而又少的人產生了一丁點兒的影響吧。我還是我，我和陶陶的事情早在這場所謂的大戰之前就結束了，我從來沒有好好地瞭解過他。當然，他可能也從沒有了解過我吧？管它呢。我失去的僅僅是那把獵刀，十八歲生日的禮物。那天我從糞池邊直起身子的時候，獵刀就已經不在我的手裡了。也許誰把它揀回去了，也許誰把它一腳踢進糞池了，這和我已經沒有了關係了。反正，我手裡已經沒有這把刀子了。
有一回麥麥德單刀匹馬去劫持一支富商的駱駝隊，在格鬥中他把刀丟了。把刀丟了，他還在和他們拼命搏殺，他們嚇壞了，說，這個人真要命，這個人連刀都不要了！他們就發一聲喊，跑了個精光。噢，也許，一個人到了不要命的時候，就連刀都不要了，就把自己也變成了一把刀了？這個情節我記得最熟，因為我至今也沒有弄懂這到底是為什麼。
我勞神費時地想過，該怎麼處置剩下的那把刀子，就是那把鑲嵌有紅寶石、綠寶石的土耳其彎刀。最初我想將它扔進爛腸子一樣的南河去，由它在汙泥濁水中埋葬吧，讓噁心來沖刷噁心。但我終於沒有扔，扔了對不起打造這把刀子的師傅了，他一定是個很有耐心的老年人，披著和麥麥德一樣的袍子，有著和麥麥德一樣灰色的眼睛，那是像沙漠一樣滾燙、柔和的眼睛。他打造刀子的時候，一錘一錘地敲，一刀一刀地刻，才把它做得這麼漂亮的，漂亮得就像彎曲的月亮，就像朱朱的眉毛。朱朱的眉毛是不該沾上汙泥濁水的啊。因為我想不明白，我反而每天晚上都把彎刀攥在手心裡摩挲。我還從來沒有這麼親近過一把刀子，過去我是不厭其煩地觀賞它，現在我是長久地在黑暗中撫摸著它。就像一雙嬰兒暖洋洋的手在撫摸著一朵花，直到花也變得暖洋洋的了，盛開了，並且萎靡下去了。
爸爸躺在隔壁翻來覆去睡不著。他不停地咳嗽，吐痰，起床喝水，上盥洗間……他做這一切的時候，都小心翼翼，剋制著減少響動，生怕驚擾了我的好夢。他哪裡曉得，我有什麼好夢，我一直睜大眼睛等待天亮呢。我默數著他發出的每一個聲音，我曉得是他壓抑的聲音，裝得跟小貓一樣的腳步，真正使我有了說不出的傷心。我想趴到他的床頭上去給他說說話，可我不曉得應該說些什麼才好。已經記不得上一次趴在爸爸床頭說話的時間了，也許是十幾年前的事了吧。丫丫谷的潮溼和陰暗完全把爸爸給廢了，他總是在陽光遍地的天氣也嘆息關節痛、肌肉痛和皮膚瘙癢。他的軍帽、軍裝就掛在門後的衣鉤上，帽徽和中校肩章在閃閃發光。爸爸每天的功課就是擦拭它們，乾乾淨淨，保持著明亮。
我已經好多天沒有買過鮮花了。爸爸老是打噴嚏，呼吸急促。爸爸說，他可能是對花粉過敏。他已經被轉業辦安置到一個信箱工作了。信箱的首長說，老何你還是老本行吧，做做保衛工作，軍人嘛，就是這些特長，不衛國了還可以保家，因為這個信箱就近在我們的家門口啊。首長還當即發給爸爸一套嶄新的灰色制服，就是那種泡中灰狗子保安的制服，還有一根電筒一樣的電警棍，一雙大得不得了的白手套，爸爸的手放進去，就像耗子鑽進了棉被窩。我問爸爸你是怎麼想的呢，爸爸不說話，爸爸只是用使勁的噴嚏和咳嗽來答覆我，他把臉咳得通紅，眼窩裡都要濺出血來了。他擺擺手，我就把桌上那束百合從視窗扔了出去。從此我就沒有買過鮮花了。真的，我一次也沒有買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