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為地利也，貴其志也。
所以皇上定下大明以農為本的國策，就是以農之質樸以定國之根本。縱然商者可以利富國，終非長久之計。二世三世則亂。」
對於朱植的口誅筆伐已經不僅僅限於簡單的罪名爭論上，焦點已經轉移到關於重商的爭論上來。
以茹瑺為首地保守派對朱植進行了全面進攻，如果說這些人存在燕王一黨的可能的話，那麼連劉三吾也跳出來就實在讓人看不懂了。
劉三吾道：「古人云，金銀珠玉，飢不能食，渴不能飲，不如穀物絲麻。如開興商之風，民間必重利輕義，此乃取禍之道也。
重農抑商乃長久之計，農稅也是將百姓固定在土地之上，否則連農稅都不徵，天下萬民則沒有了忌憚，到時候朝廷如何能管束之？望皇上三思。」
這就有些不好辦了，在朱植內心最深層的地方，何曾不懂得這個道理，明朝的既得利益集團都是植根在農村地大地主集團，他們從農田獲得利潤，也構成了帝國最基本的結構。
這個結構最下層是億萬農民，上面是自耕農，再向上是小地主，再到大地主。這個結構之所以穩定，是結合了儒家君君臣臣的禮法基礎，從而形成了異常穩固的結構。
朱植意識到，在一個朝代建立之初，這樣地結構尚未鞏固，也許在這個時候改變它才是最好的時機。只是眼前這關又該如何過呢？
朱元璋哪裡料到朱植的思緒已經飛到九霄雲外，只道他無言以對。茹瑺又道：「現在遼東地多人少，自然不會感覺到多少問題。
然一旦商人勢力強大了，他們自然求政，亂政，大秦有呂不韋，正是以商而亂的先例。現在商人們在遼王殿下支援下竟然敢與北元韃子通商，正是無法無天之狀。
如此禍患不得不除。」
御史胡廣又道：「我朝立國以來，威甲海內，四夷臣服，蒙古來朝。依臣之見，對外派良將嚴守四境，對內廣修仁德，自可不戰而曲人之兵。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倭寇掠我海岸，圖我財貨。
不正是因為遼東重商輕農，如今遼東窮兵黷武，以暴制暴，長此以往如何行我天朝王道。」說完商業，火力又轉移到遼東兵事上。
武定侯郭英出列道：「陛下，臣嘗在遼東行走，邊地之險非廟堂之上可以感受。
自洪武十五年遼東迴歸我朝疆域，無一日無烽煙，北有女真，東有高麗，西有北元，海上還有倭寇之亂。四面受敵，岌岌可危。如不修兵甲，造戰船，如何能令四夷拜服。
遼王殿下就藩四年，北平女真，東降高麗，西拒北元，蕩平倭患，無一不是殿下經略之功，所憑著乃武備而非仁德。
我郭英是個大老粗，自幼從龍起兵，只知道只有一手麥穗一手刀劍，對方才會恭敬地獻上麥穗。
昔日大宋何嘗不是行堯舜之道，可是最終如何？韃子跟咱們漢人講仁德嗎？」郭英這麼一說，班中武將無不哂笑。
今日文官們火力雖然猛烈，但在朱植看來並沒有觸及問題核心，所以他心裡仍然十分輕鬆，正盤算著該如何回應。
文官班內又有一人閃出，此人身材瘦小，但面如冠玉，三縷長鬚顯得格外瀟灑，不是別人正是御史解縉，解縉可是歷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
史稱「縉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裡洞達。引拔士類，有一善稱之不容口。」他還以自己的才智左右過太子的廢立。
永樂皇帝喜歡小兒子朱高煦，欲行廢立之事問於解縉，縉稱：「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
」說的是宣宗朱瞻基，當時朱瞻基年少英偉深得朱棣喜愛。於是朱棣便徹底斷了易儲之心。
解縉道：「依臣之見，郭老侯爺所言甚是，胡大人所講亦不無道理。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
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興商者，必與民爭利，動搖國之根本，正如是。
遼王殿下其意也在富國，只是路走得不對，如果因為富國而動搖了國之根本，卻不知道這樣地國富了又要資於何人？
至於兵事，不可否認邊塞之上兵兇戰危，然自皇上登基三十年，玉宇澄清天下歸心，正是與民休息之時，再重兵事非久安之道。
而且如果興兵事還要以興商業為代價，那更加捨本逐末。此二者皆亡國之道也。」
果然是一代名相，語語中的，句句誅心。朱植甚至起了收服之心，這樣的人材佐了燕王實在是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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