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爾曼·肯特情報分析學校是中央情報局首間綜合情報分析培訓中心，設立於2003年5月。大衛田從車窗看出去，已經可以看到那棟五層樓的建築，這建築外表看來和旁邊的樓房沒有什麼區別，外牆還有新樓房的色澤，茶色玻璃也一塵不染。不過這棟樓的造價卻是它旁邊的樓房造價的20倍，總造價達3億美元。
拐了兩個彎，大衛田已經在車庫門口了，他停下車，掏出磁卡，輕輕在門柱上劃了一下，然後自若地等著自動門開啟。大約不到三十秒，門慢慢開啟了，大衛田輕輕踩下油門，車向車庫滑進去。如果不是樂在其中的話，正常人一定會嘔吐的，剛剛那三十秒裡，大衛田的脈搏、體溫、氣味、簡歷等檔案資料至少出現在三個電腦螢幕上被人盯著看。這裡是世界上保安最嚴密的地方，整個大樓是使用特殊材料製成的，僅僅外牆就隱藏著六十三個最精密的照相機，另外還有無數體溫探測，危險物件和化學氣體探測裝置。
肯特情報分析學校位於本樓的二樓，大衛田進入電梯，按了2字。他知道，這一按，指紋分析進一步證實自己的身份。記得以前第一次來這裡時相當緊張，當時按電梯的手指頭由於顫動，使得指紋讀取出現問題，被困在電梯裡十幾分鍾。大衛田在去年調到fbi中國科工作後，開始負責和cia的接觸，後來他經常和cia的情報分析專家東扯西拉，當然經常是雞對鴨講，常常爭論得面紅耳赤。但是在這些爭論之時，有一個人，美國中央情報局情報分析專家弗朗巴克注意到了他。弗朗後來成為肯特情報分析學校第一任校長後，誠邀大衛田作為情報學校中國情報分析培訓班的特邀教師。大衛田激動地把這個訊息秘密報回中國，從那以後，老同學就經常秘密傳遞一些「教材」給大衛田，讓他在肯特情報分析學校獨樹一幟，很快佔穩了腳根。中國情報分析培訓班兩年才有一次，為期六個月，在這六個月裡，大衛田每月來學校兩次，他的課程主要是討論性質的，拿中央情報局歷史上一些成功和失敗的對華情報分析例子進行討論。
電梯門開啟後，大衛田整理了一下領子，輕鬆地走出電梯。今天沒有看到幾個保安，不過他知道，那不能說明什麼問題，身邊的牆壁上處處是照相機，處處是**、體溫等高科技探測器，在這裡走廊上不小心放一個屁，在一樓保安室裡電腦螢幕前都會有好幾個大鼻子的化學氣味分析專家在那裡分析你屁裡的成分和資料。
中央情報局人員基本上由三部分組成。一部分是你整天在華盛頓電視螢幕上可以看到的，包括局長和一批行政官員。他們一會出入白宮，為總統出謀劃策，一會又出現在國會聽政會上，當然，最多的場合是他們到處做工作企求增加情報經費。這些人主管著中央情報局，負責中央情報局和白宮、國會的溝通和聯絡。他們上新聞的頻率很高，不過不幸的是，對於他們來說，沒有訊息就是好訊息，上新聞一般都是意味著哪裡出了差錯。
另外一部分人，叫做特務、情報員或間諜。他們為數大概有成千上萬，具體的數字連cia局長可能也搞不清楚，因為有些很可能是「編造」出來，為了領取經費的死人。這些特務散佈很廣，可以說是無處不在，可是你卻絕對在電視上看不到他們。想看他們，就只有在電影上看，不過那大多是好來塢電影塑造出來的。這些人有些屬於中央情報局正式編制的，有些則是他們這些正式編制人員在世界各地收買、發展的間諜。他們的任務是每年化掉300億美元的情報經費，同時把世界各個角落的政府、組織或者個人的行為舉止，思想狀況等等收集回來，送回到中央情報局的弗吉利亞總部蘭利。當然，那些花天酒地的間諜們從世界各地送回來的情報資訊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垃圾。只是他們才不理這些，因為花了錢總得送點東西回來，至於如何從成噸成噸的資訊中分出垃圾和精華的工作就是第三種人了。
中央情報局肯特情報分析學校就是培養這第三種人的，他們叫做情報分析專家。他們一般不參與在世界各地策劃組織收集情報的活動，無法貪汙情報經費的他們自然只能靠微薄的工資過日子。同樣要想熬到組長、副局長甚至某一天被任命為中央情報局局長，那也是難於上青天的。他們沒有機會上電視新聞，更加不是好來塢導演們青睞的角色，由於長期對著大量的資訊埋頭閱讀，又因為保密原因不得不獨立工作，這些情報分析專家一般幹不了幾年幾乎都有痔瘡和口臭的毛病。對於他們，能夠過一兩年到這個情報分析學校進修一下，無疑是難得的機會。在這裡哪怕是上課，他們也喜歡端著咖啡，吊兒郎當的站在那裡，動不動就爭論不休，抬杆鑽牛角尖，有時讓你恨得牙根癢癢，恨不得想掐死他們。
但是，大衛田知道，他們是華盛頓最有影響力，也許是最有權力的團體之一。他們每天編寫這個世界上最昂貴的「報紙」——《總統每日簡報》，提供給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國務卿、國防部長、副總統等十二位最高權力者每天閱讀。《總統每日簡報》每天只印刷二十一份，每份平均七頁，附件包括照片不超過三頁，不過這東西每份造價平均三百二十萬美元！
大衛現在已經站在他們中間，清一色的白人，不過好在由於長期坐辦公室，這些白人不是有點駝背，就是身體發育不均勻，這讓目前已經減肥成功的大衛田感覺舒服些。
「上次我們講了從中國獲得情報的幾個來源，以及針對這不同來源得來的情報採取有區別的情報分析方法。」大衛田知道要想等他們安靜下來再講話的話，那可能要等到太陽偏西，於是清了清嗓子，對著二十幾位中國情報分析人員開始講話。「這裡先讓我們複習一下上次講課的重點。現在進入資訊時代，我們情報機關和情報人員每天都會向我們辦公桌上堆放成堆的檔案、報告以及各類資訊、訊息等原始材料。所以說，現在不是擔心沒有訊息，沒有來源，而是擔心訊息太多了。我們的任務是分別出哪些才是我們需要的情報，哪些才是真實的資訊。」
十一個男人和十個女人漸漸安靜下來。這裡除了基本訓練有常設老師外，很多科目都是臨時聘請華盛頓各行各業的精英專家來授課或者主持討論的。其中被邀請最多的是華盛頓的各個智庫，例如傳統基金會、國際戰略研究所、美國企業研究所、大西洋委員會等。大衛田被邀請不是沒有理由的，這也是從一開始就被楊文峰設計好了的。當初決定打入fbi而不是cia時田海鵬一度有些疑惑，後來楊文峰告訴他，以目前情況下打入cia臥底是不可能的，在那個地方半路移民的華人象田海鵬根本不可能有人敢用。就算是打入fbi，田海鵬也是在出賣小江西，並且坐了一年多冷板凳之後才被重用。而進入fbi後再接近cia就相對容易很多，因為自「911」恐怖事件後，兩方已經加強溝通和情報交換。在接觸cia的過程中，田海鵬開始很久一段時間都沒有信心，於是他每次都背熟那邊秘密傳過來的「議論」、「高見」，然後大膽地和cia人員接觸。很快他的「議論」就受到重視，不久就被專門請去發表高論了。現在講課，他雖然還是主要靠那邊傳過來的「教材」照本宣科，但有很多時候，也開始穿插自己的見解，畢竟自己也是學習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的。田海鵬越來越喜歡現在的工作。
「我們再回顧一下，然後我們進行討論，我希望大家提供例子來討論。當然，請不要拿太**的例子來說。」大衛田表面平靜地講，心裡可不平靜，眼前這些情報分析人員比任何一位特工間諜都知道更加多的有關中國的情報。大衛田喜歡這個學校以現實中的失敗和成功的例子為教學主軸的教學方法，他可以從中獲得很多想要的東西。雖然無論是校長還是他自己本人都事先向學生們強調了不要拿最近的例子做分析，可是這些單獨工作寂寞了這麼久的分析專家們又哪裡會錯過這個顯示自己無所不知的機會？
「我先發問，大家自由回答，不必舉手。」大衛田說：「先說說最大量的情報來源——各種檔案。」
「我來說吧。」站在中間的一個胖白人把咖啡放下來，大衛田記得他是個博士，中文閱讀能力很強，但開口能力差。「來自中國的各種檔案是我們目前最大的情報來源，這些檔案獲得方式各種各樣，有靠收買中共官員，有自動送上門，還有通過技術手段獲得的，當然也有從中間人手裡買過來的。這些檔案性質的情報一經鑑別真偽後最大的特點就是可靠，可是我想大家都知道，他們那個國家確實太多檔案了，動不動就標上絕密，以致有段時間我們的情報員不得不對中國政府內部想出賣檔案的人說‘兄弟，你們出賣檔案的人太多了，你們的檔案數量也多得讓人懷疑，降點價吧！’」
大家聽到這裡都笑起來，胖博士很得意：「告訴你們一個不是笑話的笑話，由於中國大陸的檔案太多，過來聯絡我們想出賣檔案的人也越來越多，使得我們局裡有人懷疑，是不是北京政府在耍弄我們呀？也許在他們發現隨便搞幾行方塊中文字，然後打上絕密件的字樣就可以賣個上萬美金之後，他們政府在暗暗印刷檔案出賣吧。哈哈——」胖博士還沒有講完就先笑起來，「你們難道沒有發現，中國政府印刷檔案比印刷鈔票還賺錢？」
「接著說吧。」大衛田提醒胖博士，不想自己的課堂被笑話和幽默淹沒。
「正如田先生上次所講，在分析這些檔案情報時也有陷井，最重要的就是這些檔案雖然都標識絕密、機密，但很多卻僅僅是官方華而不實的宣傳和希望，根本不反應中國的現實，有些甚至並不代表中國領導人的意思，這成為他們那種體制下的怪胎。如果把這樣的檔案報給總統，是會鑄成大錯的。」
「不錯！」大衛田肯定了胖博士，又等另外幾位補充了幾點後，他說：「檔案作為情報確實有可靠的一面，畢竟是白紙黑字，就算中國政府經常口是心非，但虛假的東西搞久了，也會時時漏出一些真實的玩藝，我還是覺得檔案這種情報在未來是重要的。現在的問題是，很多重要的決定，不一定形成檔案，或者那檔案閱讀範圍極其小，根本無法得到。所以我們第二個要總結的情報來源，就是根據中國官員或者其他人士口頭訊息整理出來的情報。誰來說說？
坐在前排的女情報分析員傾了傾身子，「由於中美人員交流增加，我們獲得的這種情報越來越多，可是我總覺得很困惑，我覺得中國人很不可信。」
又是一陣鬨堂大笑，大衛田也笑了，還笑得特自然。他清了清喉嚨，大家聽到後，笑聲漸漸平息，「如果他們講的都是真的，那我們直接列印出來上報就行了，還要我們這些情報分析員幹什麼？」
那女情報分析員臉紅了紅，接著說：「我真覺得中國人特別複雜，前些年我們中央情報局不是沒有教訓的。那時候冷戰剛剛結束，我們把注意力轉移到中國，那個政權鎮壓異議人士到了瘋狂的地步，我們中央情報局當時見到有反對中國政府的中國人，就急急忙忙拿一包錢去資助他們，可是一轉眼，也許就在第二天，這些滿嘴反對中國政府貪汙，要求民主的中國人就用我們的錢買起了好車好房，真是讓人失望得很。」
「我們目前利用的中國線人很多都是經濟有問題的，就是中國政府所說的貪汙犯罪份子。」另外一個沉穩的男人說：「但是他們總是故意歪曲一些事實，讓我們糊里糊塗的。」
「這是個問題。」大衛田說：「其實在所多情報來源中，人力情報是最不受信任的。前線或者敵人後方的情報人員總有誇大事實的傾向，對於他們來說，那也許是和經費掛鉤的。例如一箇中國逃亡出來的貪汙犯會把中國政府描述得十分可惡，這樣在顯得他們沒有錯的同時也可以得到我們更加多的重視，給予更加多的經費。可是這也是需要我們這些情報分析人員的主要目的呀，不是嗎？」
「我補充一句。」那個沉穩的情報分析員說。「雖然現在國家安全域性和五角大樓的技術情報越來越重要，他們獲得所有情報的百分之四十五，我們單單靠秘密人力情報收集的情報才佔20%（另外的則是公開的情報分析），並且大家都吃過假情報的苦頭，可是我們不要忘記了，人力情報仍然是最重要的，我們的失敗也主要在人力情報的失敗上。」
「講得非常好！」大衛田提高嗓子，「我們有精密的間諜衛星和最先進的竊聽電子攔截裝備，這個世界上哪個國家想調兵遣將的話，都別想瞞住我們的耳目。通過技術情報，我們幾分鐘之內，就可以瞭解到世界各個角落有些什麼人在幹什麼，擁有什麼樣的武器。具體說到中國，我們知道他們的幾乎每一種武器裝備，通過分析比較，我們還知道他們現在所擁有的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臺灣所擁有的，更別說和我們美國相比了。那麼誰可以告訴我，既然這樣，我們還需要秘密人力情報幹什麼？」
大家交頭接耳議論了一會，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情報分析員開口了：「我們知道中國人的武器裝備是沒錯，可是我們並不完全清楚控制這些武器裝備的那些人的腦袋在想什麼。」
「很好！」大衛田拍了一下桌子，其實大衛自己早知道眼前的人都是情報界的精英，藏龍臥虎的，到這裡能當老師並不說明你就博學或者知道的比學生多，而是因為你在某方面有特長而已。大衛田欣賞地看著那個老者，眼睛盯住他胸前掛的藍色名牌，「您的話非常發人深思，請允許我借題發揮一下。對於中國，我們確實知道他們手中的武器都落後美國至少二十五年以上，這是衛星照片和電子攔截技術獲得的情報每天都在告訴我們的事實。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根據這些情報得出這樣的結論：就算我們美國支援臺灣宣佈獨立，中國大陸政府也只能忍氣吞聲，不敢搞軍事冒險？因為只要是正常人都知道拿美國二十五年前的武器來對抗美國和臺灣，無異於是以卵擊石。」
停了一下，喝了口咖啡，大衛田又說：「我想各位比我清楚，那樣的結論是致命的，因為掌握中國那落後我們二十五年武器的那些腦袋並不象我們的腦袋一樣運作。在中國大陸，涉及到民族尊嚴和民族主權，他們相信任何玩藝都無法戰勝他們的腦袋！他們現在仍然時不時在宣揚‘小米加步槍，打敗美帝和老蔣’——這就是我覺得剛剛的先生髮言很好的原因。作為一名情報分析人員，我們是否可以這樣定一條座右銘：不但要知道他們口袋裡有什麼武器，還要了解他們腦袋裡是怎麼想使用這個武器的！想知道人家有什麼武器那可以靠金屬探測器，至於想知道人家腦袋裡想什麼，就不是拍一個腦電圖就能知道的問題，這就需要人力情報了。」
大衛田停下來，喝了口咖啡，並沒有看臺下，不過顯然下面的學員又再次被這位老師吸引住了。大衛田不覺對楊文峰佩服起來，那小子是從哪裡得到這些玩藝的，搞得我講出來倒象個真正的情報分析專家一樣。他看了看時間，心想，該轉移話題，該是我向你們學東西的時候了。他說：「1998年印度核子試驗成功，讓我們大吃一驚，其實當時我們只要發展印度軍方一個少校級別的軍人作為情報員，就不會措手不及了，這裡更加不要提‘911’恐怖事件。我們以為那些躲在耗子洞裡拿幾條破衝鋒槍的恐怖份子不足為慮，顯然我們忘記了他們最利害的武器是他們那狂熱的腦袋。還有，我們在伊拉克武器問題上的困擾。那麼，這裡誰可以舉我們這些年在中國問題上的情報成功和失敗來說明分析人力獲得情報的重要性？」
這個問題一齣，大衛田就發現幾乎每個學生的嘴巴都急著想吐出點什麼。好傢伙，我得慢慢消化才行！大衛田這樣想著，舒服的坐下來，把腳翹到講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