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他認為如果僱了你，我們就會認為他肯定是無辜的。」
「但你根本沒那麼認為。」
「沒錯。」
「你認為他真會那麼想？」
「我怎麼知道某個吸毒的黑鬼皮條客想些什麼？」
「你認為他吸毒？」
「他總得把錢花在什麼上吧，是不是？他不會用來去付鄉村俱樂部的會費，或是在慈善舞會上買個專席吧。我來問你點問題。」
「問吧。」
「你真以為他有可能沒殺她？沒陷害她或僱人殺她？」
「我覺得有這個可能。」
「為什麼？」
「首先，他僱了我。而那不會讓他脫罪，因為我們又能給他定什麼罪呢？你已經說過，根本無法給他定罪。你正準備把這個案子擱置起來，去辦別的案子。」
「他不一定知道這些。」
這一點我暫且不談。
「從另一個角度看，」我提議，「假設我從沒給你打電話呢。」
「什麼時候的電話？」
「我打的第一個電話。假設你不知道她要跟她的皮條客決裂。」
「如果沒從你那兒獲得這個訊息，我們也會從別處得到。」
「從哪兒？金死了，錢斯不會主動提供資訊。我敢肯定世上沒有其他人知道。」
除了伊萊恩，但我不打算把她牽扯進來。
「我認為你不會知道這個資訊的。不管怎樣，不會馬上知道。」
「那又怎樣？」
「那樣的話，你會怎麼看待這樁謀殺案呢？」
他沒有馬上回答，低頭看著他快空了的酒杯，兩條垂直的紋路弄皺了他的前額。
他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會怎麼定位這樁謀殺案呢？」
「就像你打電話前我們下的結論。精神病乾的，你知道嗎？我們不許再這麼稱呼他們了。大約一年前上頭下的令。今後我們不能稱他們為精神病。我們得稱之為edp。」
「什麼是edp？」
「情緒失常者。中央大街某個混蛋閒得沒事想出來的。這個城市擠滿了瘋子，而我們首先要考慮的倒是如何稱呼他們。我們不想傷害他們的自尊心。不，我認為是精神病乾的，開膛手傑克的現代版。打個電話招來*，然後把她剁碎。」
「如果真是精神病乾的呢？」
「你應該很清楚。你希望自己能有足夠的運氣獲得實質性證據。在這個案子中，指紋沒多大幫助，那是個人來人往的旅館房間，有上百萬個模糊指紋，你無從查起。要是有一個大血指印就好了，你知道那非兇手莫屬，但我們沒這個運氣。」
「就算你們運氣好——」
「就算我們運氣好，只有一個指紋也無濟於事。除非你手頭有個嫌疑犯。你無法單憑一個指紋就讓華盛頓通緝全國的。他們會說你總會蒐集到足夠證據，但是——」
「多年來他們一直這麼說的。」
「永遠不可能。就算可能，到時我也幹滿餘下的六年，到亞利桑納州養老去了。如果沒有可以順藤摸瓜的實質性線索，我想我們就得等那個瘋子再次作案了。再做幾個作案手法相同的案子，他總會出現紕漏，你就能逮到他，然後把他跟銀河旅館的一些指紋相對照，然後就可以結案了。」
他把酒喝乾：「然後他討價還價，認個過失殺人罪，最多三年就出來了，繼續作案，但我不想重來一次。我向上帝發誓再也不想重來一次了。」
下一輪是我請。起初他覺得用皮條客的錢喝酒有失體面，但正是這些酒似乎又使他忘卻了這一點。他已現醉態，但你得會看才能看得出來。他眼光呆滯，與之相配，舉止也顯遲鈍。他談話的方式是典型的醉鬼模式，像是兩個醉鬼在禮貌對話，而實際上是在自言自語。
如果跟他喝得一樣多，我是不會注意到這些的。但我是清醒的，酒在他身上一起作用，我就覺得我們之間的鴻溝急遽擴大。我盡力把話題鎖定在金·達基嫩身上，但總是辦不到。他想要談論紐約所有的弊端。
「你知道問題出在哪兒嗎？」
他身子前傾，壓低嗓音，好像此時酒吧裡並非只有我們兩個顧客似的，其實只剩我們和酒保了。
「我告訴你問題出在哪裡。是黑鬼。」
我沒吭聲。
「還有拉丁美洲雜種。是黑人跟拉丁美洲人。」
我提到警察也有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他馬上反駁。
「聽著，別跟我說這些，」他說，「以前跟我搭檔很久的一個傢伙，他叫拉里·海恩斯，也許你認識他——」
我不認識。
「——他人很好，我能把命交到他手上。媽的，我確實曾經把命交到他手上。他黑得像煤炭一樣，無論警局內外，我都沒碰到過比他更好的人。但這跟我說的毫不相干。」他用手背抹抹嘴，「瞧，」他說，「你乘過地鐵嗎？」
「迫不得已的時候。」
「嗯，媽的，如果有其他選擇的話，誰都不會乘地鐵的。地鐵是整個城市的縮影，裝置動不動就壞，車廂裡到處都是骯髒的噴漆，一股尿騷味。警察對那兒的犯罪無能為力，但我要說的是，媽的，我上地鐵四處一看，你知道我到了哪裡嗎？我到了他媽的國外。」
「什麼意思？」
「我是說他們不是黑人就是西班牙人。或是東方人，我們現在又多了好些中國移民，還有韓國人。韓國人現在可是傑出市民了，在城裡開起一家家出色的蔬菜市場，他們一天干二十個小時，把孩子送進大學，但那全是陰謀。」
「什麼陰謀？」
「噢，媽的，聽上去很無知、很偏執，但我就是忍不住這麼想。以前這是白人的城市，現在我總覺得自己是這裡最後的白人。」
長時間的沉默。
然後，他又說：「他們現在在地鐵裡吸菸。你注意到了嗎？」
「我注意到了。」
「過去從沒有過。以前就算有人拿斧子砍死父母，他也不敢在地鐵裡點菸。現在，咱們的中產階級也在地鐵裡點菸，然後噴雲吐霧。就是最近幾個月的事情。你知道是怎麼開始的嗎？」
「怎麼開始的？」
「記得一年前嗎？一個傢伙在path線地鐵裡抽菸，那兒的一個警察讓他把煙熄掉，那傢伙拔槍就把他打死？記得嗎？」
「記得。」
「就從那兒開始的。只要看過那條新聞，不管是誰，警察還是平民，都不會貿然告訴過道對面的傢伙熄掉他那該死的煙。於是，有些人就開始抽菸，無人敢管。然後更多的人開始抽菸，連發生入室盜竊這樣的大案都無需浪費時間報案，誰還會去管在地鐵裡抽菸的事兒？執法不嚴，人們就不再尊重法律了。」他皺皺眉，「但想想path線地鐵的那位警察。你願意像他那樣去死嗎？叫別人熄掉煙，然後砰的一聲，就一命嗚呼了。」
我發現自己開始跟他講起盧·魯登科的母親，由於她的朋友給她撿回一臺不該撿的電視機而被炸死。
於是，我們開始輪流講起恐怖故事來。他提到一個社工人員被騙上一棟公寓的頂樓遭**多次後，被推下樓摔死。
我記起一條新聞，說一個十四歲的男孩被另一個同齡男孩槍殺。他們彼此並不相識，兇手聲稱被害人嘲笑了他。
德金談到好幾起虐待兒童致死的案件，還有一個男人悶死他女朋友的女嬰，因為他厭倦了每次跟女友去看電影都得出錢僱人看孩子。
我提到格雷森區的那個女人，她在衣櫃那兒掛衣服時被流彈打死。
我們的對話頗有點比拼的味道。
他說：「市場自認為找到了解決辦法。死刑，重新啟用黑色大電椅。」
「你認為這行得通嗎？」
「無疑，公眾需要它。它至少有一個功效是你無法否認的。電死一個混蛋，你至少知道他以後不會再犯。媽的，我就投票贊成。把電椅拿出來，用電視轉播他媽的行刑過程，插些廣告，賺幾個錢，多僱幾個警察。你想知道一件事嗎？」
「什麼事？」
「我們有過死刑，但處決的不是殺人犯，而是普通人。普通人被殺的機率比殺人犯上電椅的機率還大。我們一天有五、六、七次死刑呢。」
他提高了嗓門，現在酒保也在聽我們的談話。我們已經把他從他的電視節目上吸引過來了。
德金說：「我喜歡那個電視機爆炸的故事。不知我怎麼會錯過那條新聞的。你覺得自己什麼都聽說過了，但總有新的出現，是不是？」
「我猜是吧。」
「光這個城市就有八百萬個故事，」他拉長聲音說，「你記得那個節目嗎？幾年前電視上播過。」
「我記得。」
「每次節目結束時他們都說那句臺詞，‘在這個城市裡有八百萬個故事。這只是其中之一’。」
「我記得。」
「八百萬個故事，」他說，「你知道這城裡有什麼嗎，這個他媽的城市的大糞池裡有什麼？有八百萬種死法。」
我把他弄出酒吧。在外面夜晚清涼的空氣中，他陷入了沉默。我們繞過兩個街區，最後來到離警察局不遠的路口。他的車是一部水星車，已有些年頭。車角有點坑坑窪窪。車牌前頭的字母明示他是警察，該車是用來辦案的，不要開罰單。一些經驗豐富的混混也能認出這是警車。我問他能否駕車。他不太喜歡這個問題。
他說：「你是誰，警察嗎？」
然後想到這句話實在荒謬，便又笑了起來。他靠在開啟的車門上保持平衡，笑得前仰後合。
「你是誰，警察嗎？」他說，吃吃笑個不停，「你是誰，警察嗎？」
那種情緒像電影裡的快鏡頭一樣一閃而過。有一刻，他嚴肅冷靜，眼睛眯著，下巴翹起來像牛頭犬。
「聽著，」他說，聲音低沉而生硬，「別這麼高人一等，你明白嗎？」
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說什麼。
「你這個自命清高的混蛋。你比我好不到哪兒去，你這個狗孃養的。」
他把車倒出開走。就我目光所及，他似乎開得還不錯。我希望他無需開得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