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二零年代，也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國發起幹俄行動的時候，中國當局就曾經向日本伸出過橄欖枝，主動提出承認日本在朝鮮半島的利益，換取日本從中國東北地區撤軍，從而實現國家統一。
可惜的是，日本當局拒絕了送到家門口的和平。
如果日本人有遠見，就不應該錯過這個機會，因為這至少能夠確保朝鮮依然在日本的控制之中。甚至可以說，如果日本人有遠見，到大戰爆發的時候，日本就不是中國的敵人，而是中國的盟友。這兩個都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東方國家只要聯合起來，就肯定能夠擊敗太平洋對岸的美國。
事實上，即便在大戰爆發前，中日也有實現和平的機會。
這就是，在德皇威廉二世訪華之後，吳鐵生曾經提出一個建議，即與日本簽署友好互助條約，暫時穩住日本，以便集中力量對付紅俄，在與德意志第二帝國取得了歐亞大陸的霸權之後，再對付日本。
做為備用方案，中國外交部門做了充分的準備。
在一九四零年四月，中國駐日大使就向日本當局提出了簽署互助友好條約的意願，並且首先承諾，中國不會主動挑起對日戰爭，也希望日本當局能夠做出同樣的承諾，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主動攻擊中國。
可惜的是，日本當局再次拒絕了遞來的橄欖枝。
戰後，很多日本歷史學家就認為，如果當時與中國簽署了友好互助條約，而法國又如此迅速的戰敗，紅俄也迅速戰敗，那麼日本當局就不會發動戰爭，至少不會在毫無希望的情況下發動戰爭，中日和平至少能夠維持數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太平洋戰爭也就不會在一九四零年爆發，甚至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縮小為一場歐亞戰爭，美國與日本都不大可能參戰。
不管這種認識是否正確，至少日本當局錯過了兩次避免戰爭的寶貴機會。
當然，日本與和平失之交臂，也是註定的事情。
別忘了，在中日朝鮮半島戰爭之後，軍國主義集團掌握了日本的軍政大權，軍人內閣左右了日本的基本政策。如果與中國實現和平，那麼日本的軍人政府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其權力也就得不到保證。更重要的是，到大戰爆發前，日本的軍國主義集團已經與國內的工商業利益集團融合到了一起，特別是受全球經濟危機影響，日本工業已經完成軍事化轉型，主要利益集團都成為了軍國主義的堅定支援者。如果沒有擴充軍備、如果沒有對外爭戰，日本經濟肯定會崩潰。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住進首相府的官員、乃至任何有資格成為國會議員的政治家，都是戰爭的積極推動者。
在戰敗之前，甚至連日本平民都認為，中國與日本不需要和平。
當然，這也與一九三三年的中日朝鮮半島戰爭有關。
在此之後，日本從上到下，乃至連青少年都把中國當成死敵，甚至在日本的中小學教科書中都把中國形容成日本的死對頭，似乎只要中國強大了，日本就沒有生存空間，日本人連肚皮都填不飽。
這種植根於國民靈魂深處的仇恨，正是推動日本向中國開戰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這也是日本軍國主義集團生根發芽的土壤。
在被仇恨矇蔽了雙眼之後，日本從上到下，沒有任何人認識到，戰爭帶給日本的絕對不是繁榮與富強，而是毀滅。
當然，這種認識，也與日本崛起時的兩場對外戰爭有關，即日清戰爭與日俄戰爭。
正是這兩場戰爭，幫助日本在短短二十年內，完成了西方列強需要用兩百年才能完成的原始積累，為發展壯大打下了基礎。結果就是，幾乎所有日本人，特別是日本軍人，都認為只有通過戰爭對外掠奪與侵佔，日本才能發展壯大，也才能夠繁榮與富強，成為擲地有聲的世界大國。
錯誤的認識，加上極端的方式方法，日本不可避免的要在傾國豪賭中輸掉在賭桌上贏來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