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種想法是自然的，不是因為文化的差異，而是戰敗之後，世界變了。當我們質問誰該為日本的侵略和暴行負責時，絕大數日本人卻在思考，誰應該為戰敗負責？
劉曉忠司長的這番話，無疑指出了日本國民對侵略戰爭的認識。很顯然日本人的態度無法讓大家滿意，他們竟然不對剛結束的那場戰爭進行反思，反而在找日本戰敗的原因。
不等眾人提出疑問，劉曉忠司長繼續介紹道：「首先，他們把戰敗歸罪於軍部的無能，把所有責任都推到了東條英機為首的將軍們身上。這一點從兩年前東條被宣佈逮捕時的自殺未遂中就能看出，日本人普遍認為東條英機應當毫不遲疑的自殺，畢竟1942年東條上任陸軍大臣時，他曾頒本了有名的《戰陣訓》，訓諭軍人「不可生受囚虜之辱」。
東條英機在被捕前夕，收到了無數封敦促他自殺的信件，據說還有人給他送了一口棺材。可是他鼓起勇氣赴死時，卻選擇了懦弱的方式，使用子彈而不是武士刀自裁。包括他沒有死成這一點，都超出了悲傷的愛國者們忍耐的限度，進而坐實了軍部無能，導致戰敗的普遍觀點。」
這一點大家還是早已耳聞的，連日本知名作家高見順都發表文章，簡潔的表達了這種厭惡感：「苟且偷生，隨後又像外國人那樣用手槍自殺，還沒有死成日本人不禁只有苦笑，為何東條大將不能像阿南陸相那樣連夜自殺？為何東條大將不能像阿南陸相那樣用日本刀自殺？」
想到這些，胡適回過頭來，在梅貽琦耳邊低聲說道：「月涵兄，看來指望日本像德國那樣反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正如博文所說的那樣，日本人從不認為中國是戰勝國。如果我們不能自強，總有一天他們還會伸出罪惡的魔爪，畢竟地理環境的資源等因素，決定了他們必須要向外發展。也許是軍事上的，也許是經濟上的。」梅貽琦沉思了片刻後，憂心忡忡的說道。
劉曉忠司長看了一眼手中的資料後，繼續說道：「日本精英的共同陰謀論，將日本戰時的舉國領導者，打上了集體痴呆症的標籤。將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添油加醋的定義為被軍閥所矇蔽。
正如渡邊一夫的《旋風二十年》所言：基於畸形精神主義教育的非合理、非理性的暴力衝動滲透軍部上下，與現實的乖離使他們的策劃和指揮能力成了笑柄。這種非理性露骨的體現了大東亞戰爭指導上極度的非科學性。」
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整個軍隊司令部都應該被關進精神病院，都認為東條英機是巨大的愚人之船船長。
集體非理性的命題，自然而然的引申為非常具有說服力的科技進步的推論。也就是說日本之所以戰敗的最終證據，在於未能意識到日本科學和應用技術上的落後。這種科學與戰敗責任之間的關聯，已經成為了日本現在普遍的戰敗觀念。在最廣泛的象徵意義上，這通常與美國扔下的那兩顆原子彈聯絡在了一起。
核武器的駭人力量被證明既恐怖又魅惑，因為沒什麼比它更能具體展示美國優越的科學、技術和組織能力。戰時最後一任首相鈴木貫太郎在投降時就聲稱：‘這次戰爭最大的欠缺就是科學技術’。」
劉曉忠司長這充滿憂患意識的開場白，終於把主題引到了科學上。讓琉臺南韓四地的近千名與會者們，自然而然的重視起科學來。看著眾人緊鎖眉頭的樣子，梅貽琦對組委會的安排、琉日友好協會以及琉球外交部亞洲司的準備滿意到了極點。
因為他有理由相信，本次會議結束後，琉臺南韓四地必然會把科技和教育，當成今後工作的重中之重。對他們這些致力於教育興國的人而言，沒什麼比這更令人欣慰的事情了。
「從美國刊物翻譯過來的一篇文章中稱，山下奉文大將在菲律賓受審時，唯一使用的英語單詞也是「科學」。
退任的文部大臣發表宣告，他感謝學生們在戰爭時的艱辛努力，並激勵說長此以往，學生們的任務就是提高日本「科學力和精神力」到最高水準。新上任的文部大臣前田多門，更是多次重申了戰後教育體系將「盡力關注基礎科學」的說法。」
劉曉忠司長清了清嗓子，繼續說道：「現在的日本，「科學」成了幾乎人人都喜歡的概念，被用來規劃未來發展藍圖的同時，還被用以解答日本為何會戰敗。
吉田內閣已經將「養成科學的思考能力」，定為「建設文化日本」的關鍵儘管臨時政府的財政狀況非常糟糕，但他們還是撥出5億日元專款，用以「促進一般生活的科學化」。」
韓國教育部長樸喜皓再也忍不住了，立即站了起來，急不可耐的問道：「劉司長，美國對此就視而不見？難道他們願意看到昔日的敵人再次發展起來？」
日本佔領朝鮮期間，對朝鮮除了掠奪還是掠奪，並未像對臺灣那樣進行「皇民教育」。這導致琉臺南韓四地當中，韓國的科教最為落後。而科學教育又不是短時間能追得上來的，樸喜皓部長有此反應，劉曉忠並不感到奇怪。
「樸部長，日本這種定義戰敗責任的實用主義作法，無疑是保守的和以自我為中心的。」劉曉忠司長沉思了片刻後，苦笑著解釋道：「正如拆開織物的鬆脫線頭一樣，這種作法正是拆開日本帝國架構的線索。首要的是欺騙國民，雖然敗在了‘鬼畜美英’手上，而造成本質上落後、非理性、壓抑體制和戰敗的，卻是不負責任的領導者。
從而使上當受騙的意識深植人心，潛移默化的讓人們傾向於多元化、平等、民主、負責任而且理性的體制，而這正是美國政府所期望建立的社會。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當美國總統杜魯門聲稱原子彈的發明，反映自由民眾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時，他發現日本民眾竟然樂於接受這樣的觀點。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科學只有在自由精神之下才能得到發展。而日本上下倡導的科學，又需要民主和自由這個大前提。可以說這與美國的對日政策是一致的，我們實在找不到美國政府反對的理由。」
劉曉忠剛剛說完，胡適就從專家教授席上站了起來，接過工作人員遞上的麥克風，異常凝重的說道：「日本科學家中絕大部分學成於歐美，他們拍手歡迎‘科學’這一新的信念。戰敗後首批派往日本的美國科學家，就能切身體會到這一絕妙的感受。
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一位教授朋友，接管東京海洋研究所時，在研究所大門上看到的一份通知就能說明一切。直至今天，通知的內容我仍然記憶猶新，日本科學家們是這樣留言的：
這是一所具有六十年以上歷史的海洋研究所。
如果您是從東海岸來的，您可能會知道le、ert或者tortugas。
如果你是從西海岸來的，您可能知道ifrove或者pug生物研究所。
這裡是像他們一樣的場所。
拜託您細心照料這個地方，保護我們繼續和平研究的可能性免遭破壞。
您可以毀掉武器和戰爭設施，但請為日本研究者保留民間裝置。當您在這裡完成了工作，請通知大學，讓我們回到我們的科學之家。」
可怕的民族可怕的國家
他們現在的信念已從之前的武士道，成功轉型為了科學。其重視程度和基礎，都不是琉臺南韓四地可比擬的。令人更為擔憂的是，這麼個可怕的豺狼國家，離韓國和琉球又是那麼的近。眾人赫然發現，如果不奮起直追這麼個前科累累的國家，那後果將不堪設想。
如果說北朝鮮當局是眼前的威脅，那日本將是未來的威脅。不但直接威脅到隔海相望的韓國和琉球，甚至還會像歷史上一樣威脅到臺灣。
慘痛的歷史教訓，客觀的地緣，讓琉臺南韓四地官員們想不接受「日本威脅論」都不行。充滿極度憂患意識的第一次正式會議，就高度統一了與會者們的思想，為亞元區的科教發展計劃和遏制行動掃清了一切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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