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且不論為太后趙姬而死諫是否值得。令人困惑的是，陳忠等人不是沒想過進諫的後果，卻依然義無返顧，勇往直前。為什麼？從數學的角度來解釋，進諫之後，死或不死，其實是一個機率問題。當然，死的機率相當之高，但不死的機率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我們知道，在擲骰子時，連續開大的次數越多，則下一把開小的機率越高。同理，嬴政殺的進諫者越多，則下一個進諫者被殺的機率越低，生還的機率越高。後來的進諫者或許便有著類似賭徒的心態，絕不放棄，繼續下注，說不定下一把就全贏回來了呢？於是越輸越多。是故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當然，以機率來解釋這次轟動天下的死諫事件，無疑是荒謬和不厚道的。我們需要知道的是：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陳忠等人視死如歸，前赴後繼？
6、真有不怕死的？
要考察上述問題，我們有必要暫時先將眼光投射到一千七百六十一年之後，即西元一五二四年。這一年，朝代為明，年號為嘉靖，皇帝姓朱，名厚熜。工齡：四年。這一年，爆發了著名的大禮儀之爭。伴隨這場爭論而至的，同樣是一次大規模的群臣死諫事件。
事情起因很簡單：朱厚熜是前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前前任皇帝朱祐樘的侄子。大臣們以為，朱厚熜既然登上了皇位，就算是過繼給前前任皇帝朱祐樘當兒子了，因此應該稱朱祐樘為皇考，生父朱祐杬則只能稱為皇叔父。
即位之初，根基未穩的朱厚熜面對大臣們的理論強勢和道德壓力，屈服了。這一年，羽翼漸豐的朱厚熜終於開始了他的反抗，他悍然下令：稱其生父朱祐杬尊號為「皇考恭穆獻皇帝」，朱祐樘則只被稱為皇伯考。詔書即下，立即招致了大臣們的強烈反彈，滿朝大譁，群情洶洶。以吏部左侍朗何孟春與翰林楊慎（宰相楊廷和之子）為首，朝中大小官員共二百餘人，自辰至午，跪於左順門前，籲請朱厚熜收回成命。
朱厚熜大怒，派錦衣衛逮捕了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等八人。楊慎等人不僅不散，反而撼門大哭，聲震闕廷。楊慎疾呼曰：「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大臣王元正也慷慨言道：「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也就是說，為了讓皇帝朱厚熜改變兩個稱呼，以維護他們眼中的倫理朝綱和國家命脈，他們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作為代價。
十八歲的朱厚熜，正是逆反心理的年齡，聞言愈怒。這哪裡是請願，更像是造反嘛。汝等不畏死，朕偏要以死懼汝等。朱厚熜下令逮捕一百三十四人下獄,令其餘八十四人姑且待罪。次日，一百八十餘人受杖，編修王相等十八人被杖死。大禮儀之爭就此劃上了句號。
雖說在大禮儀之爭中死亡的人數要少上九人，但重傷號卻數以百計，而且全部集中在短短一天之內，震懾效果無疑更為駭人。於是，我們有了同樣的疑問：是誰給了楊慎等人膽子，讓他們將朝中二百餘名官員一起拖下水，讓他們不僅漠視自己的生命，也漠視著同僚的生命，並以此為武器，向當朝皇帝公開叫板？
以上疑問的答案有很多，在此不能一一列舉。但在這些答案中，鮮有建立在心理學基礎之上的。反正雨天打孩子，閒著也是閒著，且讓我們嘗試以心理學為切入，從當事人的心理出發，深入一切行為的源頭，從而繞開文化差異的暗礁，跨越歲月變遷的鴻溝，來分析和比較這兩個前後相差近兩千年的事件。
我們很容易可以發現，無論陳忠還是楊慎，他都不是一個人在和嬴政或朱厚熜戰鬥，而是作為一個集團中的一員在戰鬥。決定他們行為的，不是他們的個人心理，而是整個集團的心理。在集團心理的支配下，他們已經不再擁有自主權，他們的行為，很多時候連自己也無法控制，而是聽命於他所服膺的那個集團的同一心理。
那麼，集團心理又是怎樣的一種心理，它對身處集團中的個人又將施加以怎樣的影響？
如弗洛伊德所言，集團心理是最古老的人類心理，所謂的個體心理，則是從集團心理中慢慢地、漸進式地分化而出。縱然在追求個性解放、獨立自主的今天，作為個人，與生俱來的群居本能依然無法泯滅。人總是渴望著組成集團，成為某個集體中的一份子。這種本能的渴望，從生物學上說，是一切高階有機體的多細胞特性的延續。而人之所以會時常感覺孤獨，則是因為群居本能未能得到滿足。陳子昂《登幽州臺歌》雲：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短短二十二字，卻直擊要害，犀利無比。觸動了此情此感，不獨陳子昂要愴然涕下，讀者也當為之惆悵同哭。孤獨的上帝，孤獨的星辰，孤獨的地球，孤獨的生命，孤獨的人類，孤獨的人……或許，只有孤獨這種感覺是不孤獨的。
好吧。要減輕自身的孤獨感（孤獨感是無法根除的），加入某個集團不失為一個辦法。當然，也不排除出於其他目的而加入。這時，你就不免要想了，世界上集團那麼多，參加哪個才好呢？如果你報名參加，人家又會不會容納你呢？沒關係，麥克杜格爾已經在他的《集團心理》一書中為你準備好了這樣的報名指南：「要形成一個集團，則集團的個人之間必須有某種共同的東西，如對某個物件有共同的興趣，或在某種場合有相同的情感傾向，並可以對彼此產生某種程度的互動影響，這種心理同質性的程度愈高，這些個人就愈容易組成一個集團，而集團心理的特徵也就愈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