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則在給胞兄李翰章的信中稱「丁雲難起。林國祥中外鹹稱其奮勇。」
到底誰說的更接近真實呢？
筆者的結論是--刀筆殺人。
談到評價林國祥，說刀筆殺人，顯然我是認為批判林國祥的說法不成立了。
先看看那位徐建寅的報告。其實，無論徐建寅還是姚錫光，都是晚清官員中的佼佼者，徐建寅本身是科學家，曾負責監造定遠鎮遠兩艦，1900年在實驗新式zha藥中不幸遇難。
但是，大東溝海戰後，清廷讓這樣一位科學家去考察人事，可就堪稱南轅北轍了。當時徐對北洋艦隊的所有高階軍官都曾給有評語，做成奏輸，稱《北洋海軍各員優劣單》，給林國祥的評語「人尚可用，操守難信」就在其中。不幸的是他所下的評語卻往往與此後戰事中各員的表現不符，被他批評為言過其實怯懦不堪重用的劉步蟾，林泰曾皆以身殉國，而唯一被他看好，評價為「勇敢」的魚雷艇管帶王登雲，卻恰恰是唯一率隊逃跑的北洋軍官。
徐的評價顯然和貝利的烏鴉嘴一樣不可信任，其內容也空洞無據。這責任應該不在徐建寅，而在朝廷用人不明。
但姚錫光所說的林國祥等向日人立誓約書，表示不再參與中日戰爭，「聽命立永不與聞兵事服狀，國祥以下連署與倭，乃得縱歸」，可就言之鑿鑿了，假如這是真的，林國祥等人確堪稱叛徒無疑。
不過，我在日本的任何資料中，都不曾見過日方提到在豐島海戰後俘虜林國祥等人或者要求他們立約這類紀錄，而威海衛之戰後，清軍官兵皆放下武器後被遣返，林國祥也在其中，真有此誓約書為何日人沒有找他的麻煩？
林國祥等曾經立過「永不與聞兵事」的誓約書麼？
那倒確實有這件事的。
看到這裡，估計很多朋友都要罵人了–既然如此，難道這還不是賣國賊的證據麼？
不幸的是，差之毫釐，繆之千里，根據歷史文獻，林國祥立誓約書的過程，和姚錫光所記，有這幾個關鍵的不同。
第一，要求林國祥等立「永不與聞兵事」誓約書的是英國公使歐格納，和日軍無關。原因是林國祥等在朝鮮海岸被英國軍艦亞洲號搭救，送回煙臺。英國在這次戰爭中為中立，因此提出林等必須立約才能離開英艦。這也是符合中立國在戰爭中搭救交戰國官兵後慣例的。
第二，立約的地點是在煙臺，而不是仁川，且英方聯絡討論立約的物件也不是林國祥，而是在煙臺的山東海關道道臺劉含芳（找不到明確記載林等態度立場的檔案，但在沒有上級批准的情況下，林等沒有同意簽約是肯定的），他是亞洲號到達煙臺後所能面對的清廷最高官員。
第三，林國祥與英人立此誓約並非自作主張，是遵照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命令所做。劉含芳接到英方要求後，發電給李鴻章請求示下，李在農曆八月初五日的回電中稱「可令弁兵自行出結照送，以後打仗與否，固非外人所能查問。林國祥如須留營效力，應飭改名。」此後，他在八月十一日給總理衙門的電報中也提及此事「歐使必令取結不再當兵，轉近要挾。惟我海軍未經戰者過多，此項弁兵，分置各船備用，未便錮棄。東海關劉道姑徇英請，令各具結，仍送回丁提督營內效力，業經辦結。鈞署似可置不復，彼亦無從查究也。」
這封電報的全文是：「昨奉公函，英輪救出‘廣乙’船弁兵十八名，應守局外例，不能再當兵丁等語。查公法，俘獲敵國弁兵應拘留，俟事定互換，友邦救出弁兵，系敦睦誼，無拘留、不準再當兵丁明文（筆者注：這一點顯然是李鴻章在向總理衙門表明自己的立場，否則被言官參他一個和洋人沆瀣一氣媚外賣國是吃不消的。實際上直到今天，交戰國官兵如果進入中立國管轄，被解除武裝和扣留到戰爭結束都是國際慣例，相對來說，英國的「具結」遣返還算寬鬆的做法）。‘廣乙’在牙山口接仗奮勇，西報喧傳，實因船炮俱小，致被轟沉。該弁兵逃匿附近小島，英船往救，殊為可感。歐使必令取結不再當兵，轉近要挾。惟我海軍未經戰者過多，此項弁兵，分置各船備用，未便錮棄。東海關劉道姑徇英請，令各具結，仍送回丁提督營內效力，業經辦結。鈞署似可置不復，彼亦無從查究也。」這裡面還可以看到一點值得注意的事情，那就是中英雙方顯然都沒有把這個「永不與聞兵事」的誓約書當回事，英國人沒有任何具體措施監督或追究此後這批清軍的去向，而中方甚至沒有象最初考慮的那樣讓林國祥等改名才繼續在海軍服役--改名的事情在民國有過，海軍將領陳士英因為在海參葳與蘇聯紅軍合作攻擊日軍，雖證據不足依然被日方要求「革除軍籍，永不錄用」，陳遂改名，以字為名接著幹海軍，就是後來在江陰裹創喋血大戰日軍的海軍第一艦隊司令官陳季良，怎麼看這件事都是一個雙贏的事情，中國方面收回了自己的官兵，英國人表面上也沒有破壞中立，而日方似乎從來也不知道有這個誓約書的存在。
就是這樣一件事實清晰而且我們顯然沒有吃虧的事情，怎麼會鬧成了林國祥通敵叛變，「連署與倭」呢？說來可笑，這本是清朝言官參劾海軍的摺子上的內容。清朝有律，言官可以「風聞奏事」，也就是說不用證據，聽說了什麼都可以上奏彈劾官員，所謂林「連署與倭」就屬於這種風聞了。這個制度本身有好的一面，如果言官中立，有助於最大限度地監督官員，但是，到了晚清朝中結黨營私，言官也是帝黨後黨涇渭分明，奏事根本不分是非，完全是為自己派別的政治利益服務，「風聞奏事」就蛻變成了陷害，攻擊和羅織罪名的工具，奏章中的話是真的風聞還是根據政治需要憑空捏造，反正無從考證。故此晚清奏摺中荒唐事甚多。
這種荒唐就在林國祥一人身上表現也堪稱極端。有人把他罵成漢奸，便有人針鋒相對誇讚他英勇善戰，只是這誇讚也讓人哭笑不得。如素有賢名的文廷式（文還不是言官，說話應該更可靠些）上書為林國祥辯護，其詞曰：「獨廣乙兵船管帶林國祥奮不顧身，與之鏖戰，倭三艦皆受傷，及船身被炮將沉，猶能激勵士卒，開足機力，突撞倭松島鐵艦之腰，與之俱沒。」且不說松島號根本沒有參加豐島海戰，這「突撞倭松島鐵艦之腰，與之俱沒」也未見任何相關記錄甚至謠傳，真要佩服文大人的想象力了。
此時在威海衛賦閒的林國祥，面對如此廷議，那種感受恐怕只能說「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了。
姚錫光的這段記載，據稱即來自言官奏摺（言者不詳，臺灣李錫民先生稱上書的是御史勒克渾–此人後來還曾經上書請求朝廷啟用「檀道濟」，卻不知被稱為檀道濟的實為甘軍將領董福祥）。其實姚錫光在晚清官員中是難得的實幹家，曾歷任外交官員，幕僚和地方官，是講求西學的教育家，堪稱賢明。所以他引用的奏摺內容應該可信度比較高才正常（事實上《東方兵要紀略》一書價值很高，這樣的錯誤並不多），這次為何會犯糊塗呢？
只能做一個分析了–這份奏摺上去後，李劉林等當事人是沒法公開辯護的–這本來就是心照不宣的「陽謀」，都揭開了置英國人於何地呢？再有這種事怎麼辦？
估計暗地裡向上說明情況肯定是有的，所以此後對林國祥的任用並未受到這一紙「誓約書」的影響。但是以姚錫光的級別，他既不可能查閱李鴻章的戰時電報，亦無法瞭解幕後的辯解，在這種情況下，認為這份沒有回應的奏摺所述為真，也是符合邏輯的。而此後研究甲午戰爭的專家張蔭麟，季平子等多用姚所述為依據，造成更進一步的以訛傳訛。
林國祥曾「具結與倭」是不折不扣的冤案，這樣說，似乎可算有足夠證據的。
很遺憾大多數人提起林國祥，都頗為陌生，偶爾記得他的，也是這件莫須有的「具結與倭」，絕少有人知道林國祥同胞六兄弟都是海軍軍官，他的三弟，畢業於福州船政學堂第二期駕駛班的林國裕，就戰死在大東溝海戰的戰場上。
評價一名軍人的最好地方，大約就是戰場，那麼，還是讓我們回到豐島的戰場上，看看林國祥和廣乙艦的表現吧。個人以為，廣乙艦雖然最終力戰沉沒，但它的作戰經驗對大東溝海戰中陷入困境後的中國軍艦，還是提供了借鑑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