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銳的甲士得來不易，其生命安全自然受到格外重視。因此無論是起初貴族自費的行為，還是後來演變為國家配發的標準，甲士始終擁有全軍最精良的盔甲，尤其是不便躲閃的御者，秦代時更連雙臂都包裹個嚴實。除盔甲外，戰鬥員還配備一種先秦特有的、便於戰車上使用的小方盾。不過犧牲在所難免，為了保證甲士死傷戰車不致癱瘓，西周後有了傍車而行的預備甲士，西周時為每車7人。
該說馬了。秦俑和唐三彩都堪稱世界藝術珍品，但其中迥然不同的戰馬形象卻反映了中國戰馬的發展軌跡。與秦漢後在內外可嘆中國雖為世界馬種發源地之一，本土及周邊馬種卻先天不足，縱有吃苦耐勞的品性，卻失之速力。試想如若盛產寶馬良駒，那麼憑著歷代堅持不懈的馬政，何愁不能擁有傲視天下的滾滾鐵蹄呢？
先秦戰馬主要分為中原原產馬和西北秦馬兩支。前者雖然日後為極富耐力的蒙古馬淘汰，但從春秋衛文公時期，僅衛國就有體高.38米以上的母馬3000匹的記載中，依然能略窺其當年風光。後者是歷代西北戰馬的重要血統之一，也是如今中國三大名馬之一-河曲馬的前身，在戰國晚期的強秦，其戰馬體高均在.33米以上。這些記載中的戰馬，固然與動輒.5米左右、速力兼備的地中海戰馬根本沒得比，但對只產小型馬的中國而言，卻堪稱先秦時代勞動與技術的結晶。
供戰馬披掛的甲冑出現於春秋，這是中國最早的馬甲，材料是表面塗漆的皮片，繪有精美繁冗的花紋。威武的花紋除了能振奮軍心，有時也是一種武器，據傳晉楚城濮之戰中，晉軍將虎皮蒙在馬背上，竟嚇壞了對方戰馬。可惜古人並不像今人那麼重視迷彩，這種戰例也便寥寥可數。
戰車給人的表面印象是速與力的強大結合、是賓士的堡壘，不過一旦考慮到其雖經歷了夏商的獨立成軍、西周和春秋的車步混編、戰國的復歸往古等變遷，卻始終恪守著步兵領隊的角色，實際的機動性就大大值得懷疑了。
春秋是車戰的鼎盛時期，也是車步混編的高峰，西周時每輛戰車步兵5人的編制，在春秋中期以後，已經發展為0人甚至更多，部署於戰車的前鋒和左右翼，有如此龐大的直屬步兵拖累，即便是更為靈活的騎兵，恐怕也無法指望有游擊疆場的自如了。兩軍在主將戰車的肅殺戰鼓中緩慢接近，當近至只有數百米的時候，前鋒一分，戰車全線殺出，步兵緊隨其後，輪碾聲、蹄踏聲、戰旗獵獵、戰鼓隆隆、馬嘶人喧霎時混為烈嵐，破空箭雨下的人仰車翻之後，兩股寬大的洪流猛烈碰撞在一起，突刺、攔啄、閃避將血肉與沙塵攪拌-以上描述大約應是當時的戰場寫照。
戰車主戰的局面，時至戰國有了變化。也許正為對抗戰車，戰國強弩機構雖較簡陋，兇猛卻不遜於歷代，據記載韓國強弩可至00步，估計有效射程不下20米。弩外弓內的箭陣成了對抗車陣的利器，在強弩威力的籠罩下，皮甲的防護頓顯寒酸，使戰車的價效比面臨嚴重威脅，加之許多不便戰車行駛的地域也成為了戰場，戰車的主戰地位開始沒落了。
不過戰車的衰落並非是急轉直下，戰車雖已失去主戰地位，但作為步兵衝鋒的強力鐵拳，作為騎兵隊的指揮中樞，依然具有實用價值。這個沒落的過程一直持續到西漢，直至漢匈戰爭促使騎兵異軍突起拋棄戰車的跟隨，而中原隨著內戰的終結也婉拒了戰車的協助，才黯然退出了縱橫馳騁2000年的歷史舞臺。
戰車衰落的同時，戰船卻在崛起，巧合的是，也基本發展了2000年，並且創造了遠為前者輝煌得多的歷史。
船最初只用來運送部隊和物資，專事戰鬥的船隻，則要推延至春秋末期，隨著南方諸國建立水軍，才步入歷史。兵非雜不利，先秦戰船也有大中小的區別，雖然各國船型名目有所差異，但總體來說大者用於正攻和指揮、中者用於游擊、小者用於偵察。戰船中以‘大翼‘最巨，長可至24米，船體狹長適合快航，配有戰鬥員4人，槳手50人。
漢代是中國船舶發展的關鍵時期，戰船在規模、分工和船舶技術方面都有長足發展。
當時的水軍稱為‘樓船士‘，西漢武帝時期，其規模已經發展到與車騎步並列的程度，有發動20餘萬進攻南越的記載，戰船之多自不待言。
戰船分工也較先秦更細緻，大至樓船，小至艇，多達8種，其中的蒙衝和鬥艦因著名的赤壁之戰而膾炙人口。伴隨分工細化而來的是對每種功能的挖掘。以樓船為例，船樓已從其前身大翼的2層增為3層，進一步提高了攻擊力和偵察力。再以鬥艦為例，特點是船殼用多重木板加固以利衝撞，且四面豎立著防禦矢石的擋板。
漢代船舶技術是中國乃至世界古代史的驕傲，西漢的櫓和釘，東漢的舵和中國式硬帆，都是其成果中的最輝煌者。櫓變槳的前後划水為左右撥水，能夠連續做有用功，推進效率大大優於槳，是現代螺旋推進器的前身。舵彌補了舵槳控制航向的笨拙，十二世紀傳入歐洲後，為誕生於驚濤駭浪中的大航海時代創造了條件。釘和中國式硬帆雖稱不上世界發明，但釘能使船舶更堅固，從而造得更大，而硬帆的操作靈活、航行平穩、對帆布質量的較低要求、以及升降的快捷，則使其成為世界最優秀帆種之一。
進入西晉，大型戰船得到了突出發展。據記載晉滅吳時使用了一種叫做‘連舫‘的多體戰船，長寬各達80米，承載2000餘人，上設木城，四門皆可馳馬來往。如果這還只能算浮舟而非戰船，那麼時至隋代，隋將楊素滅陳時動用的‘五牙‘樓船，就是無可置疑的鉅艦了。‘五牙‘樓船高達30米，有船樓5層，擁有800人的海量吞吐，四面甲板還備有架長達5米的新式武器-拍竿。拍竿相當於利用了槓桿原理的巨型長錘，靠下落能量砸擊靠近的敵船，是中國古代戰船上最大的武器。
經過魏晉南北朝亂世的積累，唐代造船技術已經相當精良，船身普遍使用鐵釘釘合，石灰桐油添塞船縫，結構十分堅固和嚴密。此外，唐代還發明瞭輪槳、水密隔艙和水羅盤。輪槳的樣子很像水車，安裝在船舷兩側，每對為車，以軸相連，水手踩動軸上的踏板，軸轉帶動輪槳划水，是螺旋槳出現前最高效的推進方式。水密隔艙技術，則利用彼此隔絕的船艙，使漏水的艙室不至輕易危及整條船的安全，這項技術至今仍是船舶不可或缺的。
與船舶技術的成熟相比照，唐代的戰船序列卻頗為保守，內河戰船種類比前代沒有任何增加，只是出現了一種叫做海鶻的戰船。這是中國第一種外海戰船，據傳船身前傾，兩側安有多對用於增強穩定的浮板，形態酷似俯衝的海鳥。從南宋秦世輔創制的海鶻戰艦，長3米有0櫓，僅能容水手42人，戰士08人的記載推斷，唐代海鶻應該只會更小。外海戰船的出現顯示了逐漸萌動的海防問題，而事實上，這個問題到了明代，還將格外嚴峻起來。
南宋戰船中最具個性的是各式各樣的異形船，其不拘一格的奇思妙想，使殘酷的戰爭由然而生出些玩味。如張貴所制的無底船，船後部中間無底，加以偽裝，敵軍不知情下跳上，就會落水被殲。如馮湛所制之船，平底可以涉淺，戰船蓋可以迎敵，海船頭尾可以破浪。又如馬定遠的‘馬船‘，女牆輪槳都可以拆卸，既可運輸又可作戰。
除了異形船，南宋車船發展更是蓬勃，不僅官軍大量裝備車船，連起義軍也不例外，甚至體形亦不遜於官軍。如楊麼起義軍在洞庭湖水戰中使用的車船，採用樓船船型，長達0米，可容納千餘人，上設高樓和拍竿，有輪槳22-24車，輪槳外側裝有裙板。
至於外海戰船，則按照長江南北海域劃分為兩類。長江以北多淤沙淺灘，缺乏良港，使用平底方頭的沙船，長江以南使用吃水較深，利於破浪的尖頭尖底船。後者以福建所造的‘福船‘為最好。
此外，戰船的武器序列此時增添了宋軍的招牌武器-投石機。只可惜好景不長，明初時隨著戰船用衝撞取代了拍竿，用火銃和推力火箭淘汰了弓弩，百無聊賴的它便被一併淘汰了。
外海戰船第一次大規模參戰是在元代，帝國在東征日本的行動中調集了900艘海船，其中/3是中小型戰船。遺憾的是天公不做美，一場颱風使東征變成了壯觀的海難事故。
明代初期是中國外海戰船發展的巔峰，但在氣度非凡的鄭和遠洋船隊最後一次巡視了帝國威名所至後，隨之而來的卻是外海艦隊物極必反般的一蹶不振。當然這個一蹶不振並非指戰船種類不再發展，而是指中國水軍從此將告別鉅艦和遠洋，回到一個很低的起點，與落後的倭寇水軍糾纏不清，乾等著歐洲炮艦迎頭趕上。
在倭患頻生的明代中後期，外海戰船的體形非但始終沒有超過南宋海鶻戰艦的水平，反而在朝廷的扶持不利下落入了小艇戰略的怪圈。如當時的戚繼光艦隊，就由大福船、海滄船和蒼船組成，相對倭船而言的‘大‘福船負責衝擊，較小的海滄船負責殲敵，最小的蒼船負責追擊。這個怪圈既然阻撓了鉅艦的發展，也就抑制了艦炮的發展，進而徹底打消了歐洲鐵甲帆船那樣的堅船利炮在中國出現的可能。
在這個沒落的時代，唯一有些精彩的戰船，也許就只剩下聯環舟和子母舟了。前者通長2米，兩頭高高翹起，佔全長/3的前段裝載著炸藥，一旦撞上敵船，前段就藉著碰撞與後段脫鉤，並牢牢釘在敵船上，後段士兵隨即點燃導火線，然後安全駛離。後者則通長米，母舟等同於自殺炮臺，後段腹內藏有子舟，當火炮轟開敵船時，母舟也會在猛烈的後坐力下破裂，子舟裡計程車兵則可全身而退。如果說南宋異形戰船偏重詭詐，上述兩款異形戰船就唯有用犀利來評價了。
介紹到明末，剩下的歷史不說也罷，清代嚴守著明末戰船的水平，直到鴉片戰爭後才猛醒，繼而又在甲午戰爭中徹底絕望，只剩下無可挽回的悔恨與悲嘆。
中國最終沒能成為海洋國家，儘管在從漢到明初的500年中，其商隊的航跡曾經遍佈西太平洋、印度洋、直至波斯灣的蔚藍海洋，長度遠遠超過繁榮的地中海貿易線，儘管其航海技術遠播海內，產生了無與倫比的文明推動力，儘管其曾擁有世界首屈一指的優良戰船，儘管……一切已成雲煙，但每每遙想卻依然倍感自豪。
第六章攻與守
古代戰爭分為四類，即戰、御、攻、守。戰指野戰進攻，御指野戰防禦，攻與守，則專指城池爭奪中的攻城與守城。
最早的城防設施出現在距今5000-7000年的仰韶文化時期，但正如村落稱不上城市，其設施也只是一兩道壕溝，略為反映了當時部落定居時間延長，所帶來的更高防禦要求罷了。
到了距今4000-5000年的龍山文化時期，定居下來的父系氏族們便開始修築城牆了。早期的城牆很簡陋，如河南安陽後屯遺址中牆寬僅2-4米的低矮夯土牆，內蒙古包頭東郊阿善遺址中殘牆較高處僅有.7米的石牆等。因為太矮小了，這些城牆甚至連地基也不需要。不過千萬不要輕視它們，應付當時與其叫戰爭，不若稱為械鬥的爭鬥，這已經足夠了。
龍山文化中晚期，也就是五帝時代，隨著部落的興盛，真正意義的城池開始出現了。作為其中代表的平涼臺古城，形狀已經採用了正方形，說明城市佈局有了統一的規劃，城牆總長740米，牆高米左右，根部厚3米，頂部寬達8-0米，可容納大部隊的調動和戰鬥。此牆的修築採用了先進的板築法，即先夯築陡直內牆，兩側再以護城坡加固，此法可在增加高度的同時，抑制坡度的同步增長，使城牆較為陡直難攻。而隨著這類較高大城牆的出現，為避免因土質問題造成塌陷，地基就成了工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項。
西元前2世紀末，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帝國-夏，建立了。但帝國的建立並未促進夏代城防設施的發展，平涼臺古城的防禦水平終其歷史也未被超越。直到商代初期，牆根厚度20米左右，高度達到0米左右的城牆，才在夏代以來面積急劇膨脹的城市四周聳立了起來。此時的城牆不但更為高大，而且做工也更細緻。護城坡經過鏟削平整後，會鋪上防雨水沖刷的碎石。內牆夯層間設有夯窩，使夯層嵌接，城牆更加牢固。
可惜的是，除了平穩的沿著高大細緻發展外，從商到西周，城防技術並無新的內容。這或許是由於當時的防禦能力已經遠遠超出了進攻手段的發展吧？攻的軟弱自然無法激勵守的進步。直到春秋時期，隨著車輛製造技術的進步，攻城技術才終於進入大發展時期。
春秋發明的臨車、衝車、憤轀、修櫓和拋石機，第一次將守城方籠罩在重型裝備威脅之下。臨車上懸吊的箭屋，伸入空中可達0米以上，能居高臨下射擊守城方。衝車將一捆大木裝在車架上，專門撞擊城門。憤轀頂部蒙以生牛皮，可推至護城壕甚至城腳，進行填埋或挖掘作業。修櫓與憤轀相似，但職責在於掩護部隊接近城下。至於拋石車，更是一種由人力拉放，可將石塊拋向目標的先進武器，不過當時威力的不大，石塊重不過幾公斤，能飛300米左右，砸人欠準，轟城嫌輕，倒是更適合拋射燻燒功能的煙火彈或阻滯功能的蒺藜。拋石車後世曾一度失傳，但再次復出竟掀起了一場攻守變革，這將在後面細說。
重型攻城器的湧現，帶來了戰術的大大豐富。原先單純的人海戰術，已轉變為憤轀特種作業、臨車和拋石機火力壓制、修櫓重甲掩護、衝車攻敵軟肋、單兵鉤索攀城的聯合作戰。等到戰國時期，雲梯、水淹和地道出現，中國冷兵器時代的攻城戰術就算基本齊備了。
面臨攻城技術的突飛猛進，一向慵懶的城守技術此時也不敢再怠慢了。由於採用懸板夯築法，城牆已不再需要護城坡，因此愈加陡直。而女牆、角樓、懸門、甕城、單層城樓和吊橋等新式工事也一一登場了。女牆可以隱蔽守軍行動，遮擋臨車攻擊。角樓建在城角，用以抵禦可能遭受的兩面夾攻。懸門吊於城門洞中部，待敵軍破門後緊急落下，可將其一分為二各個擊破。甕城是主城城門外的半座小城，牆與主城等高，甕城城門偏設，使主城守軍也能射殺到攻門敵軍，而一旦敵軍破門進入甕城，更會陷入四面居高臨下的夾擊。城門之上建單層城樓，是城門爭奪日趨激烈的表現。橋身能被提離地面的吊橋則已被用於一些純軍事功能的城池。除上述之外，在吳越水鄉，隨同跨河而建的水城的出現，供船舶往來的水門也誕生了。
春秋攻守技術的飛躍，還只是戰國鏖戰的序曲。除了南宋，在中國攻與守的歷史中，再沒有比戰國更輝煌的時期了。此間產生的完整攻守法則，令秦漢隋唐軍事家們的思索無出其右。
戰國城防層次分明，陣地從城外5公里便鋪展開來，由外向內劃分為荒蕪圈、警戒圈和城防圈。
距城5公里範圍內是荒蕪圈，實行堅壁清野，能撤進城的全部運走，如果必要，還會將帶不走的付之一炬，並向水井投毒。
離城5公里處，就進入了警戒圈。延警戒圈邊緣，每隔一定間隔，在制高點上設3人偵察哨一座，形成一道警戒線。偵察哨之後，每隔.5公里設一聯絡哨，保持偵察哨與城池間的聯絡。白天的聯絡訊號是，發現敵軍舉一幟，接近警戒線舉兩幟，進入舉三幟，向城市而來舉四幟，接近城郊舉五幟。晚間則以火代幟。此外，各要道和關卡，還要設定3人一組的機動小隊，負責偵察和反間諜。這道三位一體的警戒圈，會在敵軍進至城郊，即將圍城時撤回。
城上遠射兵器射之所及便是城防圈的邊緣，在此範圍內的城外地物一律剷平，以掃清射角和視線。
在距牆根0米外是護城壕。壕內有水就在水面下0釐米交錯埋插長短不一的竹刺。城門外的護城壕上會架設轉關橋，這種橋只有一根梁，梁的兩端伸出支於壕沿的橫木，當敵人行至橋上時，拉動機關使橫木縮回，橋面便會翻轉，令敵墜入壕內。
在護城壕後，有時會附加一道木籬或夯土的矮牆，稱為‘馮垣‘，後面部署士兵，待敵軍進入護城壕範圍，配合城上守軍，以武器殺傷或柴草燻燒之。再向內，是寬2.5米的拒馬帶，主要用於阻礙敵軍雲梯接近。在守軍出入的地段，拒馬會淺埋成易於移動的狀態，並在城頂加以標誌。最後，在距牆2.5米以內，是5行高出地面0.5米的交錯尖木樁，兼有阻礙敵人攀城和刺死墜落之敵的功能。
接下去才是城牆，這是攻入城池的最後屏障。當時城牆的高度已由春秋的0-2米，增至不遜後世的5米以上。
牆頂寬度足有7-0米，守軍可在上面自如的機動和戰鬥。延牆兩側有厚米的女牆，其中外側女牆較高，開有外寬內窄的射擊孔。除了城角建有永久性的角樓外，戰時還要延牆添置大量臨時樓臺。每隔0米，建一座突出外側城牆米的觀察樓。每隔80米，建一座突出外側城牆3米、用以消滅城下死角和夾擊城下敵軍的木樓。同樣，每隔80米，還豎有一堵3米高尖木樁連成的橫牆，平時開小門供穿行，敵軍登城後封閉作為路障。最後每隔30米，再建一座突出內側女牆4.米的木樓，以備攻擊入城之敵。
牆根厚達20米，甚至40米，即使城基被挖空，也不至因失去重心坍塌，而只會下沉。每隔約200米，由內向外挖掘，接近外側5-寸時停止，即形成一道暗門，留作突擊殺出之用。暗門內側還備有帶風箱的窯灶、柴草和障礙車，以備敵軍發現，從中殺入時，加以煙燻和堵塞通道。
城樓之下，城門洞內外側都設城門，門洞中部還有轆轤升降的懸門。三道門都設有活動射孔。為了防禦火攻，除了在城樓中預備水罐水盆及長柄麻袋外，還用間隔釐米、突出2-3釐米、交錯排列的圓頭木樁在門外側釘上厚泥，這種方法直到宋代才被鐵皮包裹法淘汰。
與城外的步步設防相比，城內卻是一幅暢通景象。城樓兩側和城角的寬大登城道，連線著延牆鋪設的環城路。環城路與各要道相連，構成城內四通八達的網路。不過城內也並非長驅直入之地，必要時，環城路之後會修築一道稱為‘傅堞‘的夯土矮牆，牆前再挖一道深3.5米，寬3米的壕溝，內塞柴草。一旦敵軍入城，即引燃柴草形成火牆，並據牆與城牆友軍夾擊之於環城路上。
當時守城的通常密度是，正規兵每.84米人，徵集的百姓每2.3米人。佔徵集百姓25%的成年男子擔任兵員，佔50%的成年女子負責工程作業和運輸戰材，剩下的老弱擔任後勤雜務。武器配發則按照，每50-90米設拋石車一座，每20米存放修補城牆工事的柴捆20捆，每45米設定鍋灶、水甕及沙土，每4米存放弩、戟、連梃、斧、椎各，及一些石塊和蒺藜等的原則。人員或武器不足時舉旗為號，蒼鷹表示需要敢死隊支援，雙兔表示需要大隊人馬支援，狗表示需要補充遠射兵器，羽表示需要補充格鬥兵器，赤表示需要火戰器材，白表示需要滾石等等。
除了上面提到的標準裝備外，當時還出現了一些新式裝備。如懸脾、累答和火擂木。懸脾中藏有士兵，順著城牆吊放，從側面刺殺爬城敵軍。累答就是粗麻繩編成的軟幕，塗泥漿的懸掛在牆前充當廉價的盾牌，不塗泥漿的可以點燃後覆蓋城下敵軍。火擂木是在兩輪中間捆紮一束柴草，點燃後順城坡滾下砸燒敵軍。而隨著弩用於軍事，城頭也出現了其後很長一段時期絕跡了的床弩，及永遠絕跡了的轉射機。前者在當時需0人操縱，有2副絞盤供上弦，副供順繩拉回射出的巨箭，既能發射2.3米長的巨箭，也可一次裝填0支普通箭，相對南北朝之後的同類，這樣的床弩還是略顯弱些。後者是固定在木架上的弩，雖然固定依然可朝任何方向射擊，功能類似地中海敘拉古的弓式弩炮，從由2人操縱判斷，似乎也是絞盤上弦，可惜後來徹底失傳了。
針對如此森嚴的防禦，攻方除又發明了帶有輪子的壕橋，用以縮短打通護城壕的時間外，更總結出強攻、壓制、地道和水淹四類戰術，予以對抗。
強攻是或用衝撞、焚燒等辦法破壞城門，或遣單兵蜂擁而上攻佔城牆、抑或借夜幕派單兵接近城池，而後對城牆展開強攻。此戰術中前兩種情況最怕守方拼死抵擋，連射帶刺、連砸帶嗆、連燒帶澆，一通猛打下來，必然損失慘重。後一種情況最怕守軍點燃火炬伸出牆外，用眩目火光封閉城頭情況，使攻城者陷入被動挨打的境地。
壓制是利用臨車或土臺對城牆進行居高臨下的火力壓制，適於騷擾守軍或掩護強攻。此戰術最怕以高制高，如果城牆上增建8米高的木城，使總高度超過25米，不但臨車達不到，就是堆積土臺也不可能立竿見影，到時候木城外側懸掛累答，城上設定床弩和拋石車，制高點必穩操在手。
地道是挖掘通向城牆的地洞，並用木樁支撐，然後或發動突襲攻入城內，或燒燬木樁使城牆塌陷。此戰術也有所懼，一方面頭頂的護城河會增加挖掘難度，另一方面一旦守軍觀察到城外的異常，就會在城牆內側的相關地段每0米埋設一口大甕監聽地下，而後派出作業組向城外挖掘，每掘進2米，下降0.7米，直挖至牆外，隨後橫向掘進至地道側面，設定風箱和隔板後，突然撞開相隔土層灌入濃煙，並通過隔板的活動小孔壓制反抗，則計劃必敗。
水淹適用於臨近河流的城池，堵塞河道引水淹城，令守城方不攻自潰。此戰法要嚴防守軍突襲堤壩，並且注意駐紮地點，否則搞不好自家反會陷入汪洋，晉陽之戰中的趙襄子軍，就是通過反灌智伯軍轉敗為勝的。
可見，儘管攻城技術在進步，但在守城技術的對抗下，攻還是遠遠難於守的。不過這種不平等很可理解，守方是將長期積累的人力化為城牆儲存著，攻方是一次出動所有人力，兩者戰場上的不平等，實際正體現了投入力量的平等。在戰國時期，攻防雙方的兵力可以懸殊到這樣的程度，假如攻方以0萬之眾圍攻，按《墨子》中的論證，守方只需將4000餘人，按每2米9人的密度部署，即可在最大不過920米的主攻方向上挫敵銳氣。
豐富的攻守技術雖助秦統一六國，但到了堪稱帝國盛世的漢代，其發展卻幾乎陷入了停滯，直到進入魏晉，才再次啟動。
首先登場的是馬面。陡直的城牆雖不利敵軍攀爬，但同時也會增加城下死角的範圍，儘管戰國時就用突出外側城牆的木樓和豎立尖木樁帶加以彌補，不過針對此問題的永久性牆臺還是出現了。馬面突出城牆外側，與城牆合為一體，上設供士兵休息的戰棚，戰棚四周有木樁圍護。與各種城防新技術一樣，馬面用於戰事較多的邊防應該更早些，但被帝國腹地首次採用，則是在曹魏洛陽城的重建中。
其次登場的是南北朝時的夏統萬城。所以將統萬城作為技術介紹，是因其除了有又長又多的馬面外，還有多種先進之處，以至後世‘深可為法‘也。統萬城牆身由‘三合土‘夯築而成，這種組成為石灰、沙粒和粘土的混凝土，至今仍為建築良材，蒼白色的牆體經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這般嚴酷的工程驗收，以至‘緊密如石，鑿之則火出‘。角樓被強化為巨型建築，結構有些像如今的航空塔，但有多層，外面蒙以生牛皮，當時的皇帝赫連勃勃曾頌讚其‘高隅隱日，崇墉際雲‘。馬面內建倉庫，既利於迅速補充軍需，也開創了明代在城牆內側修築藏兵洞的先河。
最後登場的則是唐代的多項新發展。
工事方面的發展大多是基於戰國已有技術的加強，像傅堞演變而來的重城，即城中之城，馮垣演變而來的碉堡式工事-羊馬城，以及為對抗床弩攻擊而在城門、城角、直至整堵牆表面砌磚的磚城等，只有弩臺是個例外。弩臺為方形，根部邊長4米，高5米，頂部邊長7米，四周圍有夯土牆。臺底開門，守軍可通過天井的繩梯爬上臺頂。臺頂架有氈帳，內藏5名弩手及各種軍需。將弩臺在距城牆50米之外，間隔50米設定一圈，就形成了城牆與弩臺、弩臺與鄰臺互相支援的交叉火力網。
裝備方面也有不少發展。戰國時的累答，已經改為荊條編制或用布縫製，火擂木則改為韋草灌油蠟製成，形狀如同燕尾，稱為‘燕尾炬‘，拋石機也增加了轉向功能。此外，還有新出現的鐵鴟角、叉竿和鉤竿。‘鴟‘是鷂子之意，鐵鴟角自然就是鐵鷹爪了，專門從城上拋下鉤砸敵軍。叉竿的效果相當殘忍，順雲梯向下推，用橫刃切斷敵人手足。鉤竿可以鉤住雲梯向外推，使敵軍上下不能，眼睜睜被一一干掉。
如果說春秋攻城技術的發展，是基於攻城手段的貧乏，戰國攻城技術的發展，是基於攻城謀略的貧乏，那麼到了魏晉隋唐，在城防日趨森嚴的情況下，攻城技術自然就要向強化威力的方向發展。時至唐代，床弩和拋石車不但從失落的歷史中重獲新生，其威力亦不可與往日並論，唐初李世民圍攻洛陽時，動用的床弩由8張弩連成，所用之箭粗如車條，箭鏃大如巨斧，拋石車所用的石塊，已重達30公斤。
再次提到拋石車，就需要細說一下了。這是一種利用槓桿原理拋射石彈的大型人力遠射兵器，春秋時期已開始使用，隋唐以後成為攻守城的重要兵器。但宋代較隋唐更有進一步的發展，不僅用於攻守城，而且用於野戰，不僅拋射石彈，而且拋射燃燒或爆炸彈。
宋代拋石車按組成槓桿的杆數劃分輕重級別，幾桿就稱為幾‘梢‘。重型的五梢和七梢，需要50到250人拉繩，拋射4、50公斤的石彈，多用於守城。中型拋石車有的裝有四輪，可供野戰使用。而最輕型的只需2人拉放，石彈僅0.25公斤重，甚至可用泥彈代替，雖然簡陋，但擊中人也會致殘，擊中要害也能致命。
到南宋末年，蒙古攻佔襄陽中，就首次使用半自動投射的襄陽炮了。這種拋石車在槓桿後端掛有一塊巨大的鐵塊或石塊，平時用鐵鉤鉤住槓桿，放時只要把鐵鉤扯開，重物下墜，就能丟擲石彈。由於人力需求較少，此炮比舊式前輩威力大得多，射程也更遠，攻襄陽時，曾拋射近90公斤的石彈，將地面砸出2米多深的彈坑。
雖然相比歐洲中世紀巨型投石車動輒數百公斤的石彈，拋石車的威力小得多，但弧線很大的彈道卻使兩者的戰術功能很相似。
一場由拋石車導致的攻守變革終於在北宋末年爆發了。這場變革的發生應該感謝地處帝國之北的金國，正是這個塞外藩邦，憑藉草原民族的驃悍氣魄，極大的促進了拋石車的應用，使萬炮齊鳴於中原大地。
據記載，金軍在滅亡北宋的汴京之戰中，一夜之間架設拋石車5000餘座，以汴京長達50裡的外牆，每裡還要分得00座。金軍為了蒐集足夠的石彈，將汴京附近的石製品洗劫一空。攻城時，先將護城河填平，而後萬炮齊發，再輔以大量強弩，一舉擊潰守城部隊的部署，進而出動與城牆等高、可容納80人的巨型攻城車-對樓展開登城戰。量變到質變，大量拋石車的運用促發了全新戰術的誕生，其流星雨般猛烈的打擊令戒備森嚴的城防完全無法招架。
針對這種新戰術，提出系統城防思想的是南宋初年一位叫做陳規的傑出文官。此人極富謀略，發明過竹竿火槍，更指揮過大量保衛戰，也親身體會到拋石車叢集轟擊對攻防雙方的巨大影響。尤其是金軍對德安發動的9次進攻，每次都動用了拋石車，最後一次竟連續轟擊4晝夜，可以想象那是何等的慘烈場面。然而其憑藉著過人的謀略，屢屢在各城挫敗為數眾多的金軍，奠定了其作為那個時代城防第一人的歷史地位。其所撰寫的《守城錄》，至今仍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兵書之一。
陳規的城防思想涉及工事設計與防禦戰術兩方面。
其理想中的城池應具備如下改進。
護城壕之後，距城牆-9米外，是一道高4米，根厚3米的羊馬牆，牆上設有三個一組的‘品‘字形射擊孔。羊馬牆後有一道壕溝。之後又是一道牆。形成兩壕三牆的障礙帶。
城牆寬頂縮窄至5-米，以降低被石彈擊中的機會。用較能承受石彈轟擊的平頭牆取代有齒垛的女牆，牆上交錯開設兩排孔口，供射擊和刺殺之用。在馬面上修築平頭牆，以取代經不起石彈攻擊的戰棚。城角由從前較易被石彈轟塌的直角城角，改為半圓形，並且廢除容易成為轟擊目標的角樓。
禦敵效能較弱的單層城樓被雙層城樓取代，下層近戰，上層射箭。價效比較低的甕城也被廢除，改為在城門外5米和城門內米各築一道根厚5米的0米高牆，牆寬以遮住城門兩頭-9米使城外無法偵察城門情況為宜。敵軍攻門時以外牆與城門之間木寨據守，並從城頭攻擊其側，敵軍破門入城後，則在內牆與城門間的夾道展開兩面夾擊，同時從城頭攻擊其側。
而防禦戰術方面，其除了倡導守中有攻的防禦和靈活周密的部署外，更提出了以炮對炮的理論。
所謂以炮對炮，就是以射程500米的拋石車打擊敵軍指揮點和拋石車陣地，以射程400米的拋石車，打擊敵軍工程作業部隊陣地，最後以射程300米的拋石車打擊敵軍的前線攻城器陣地。同時，為了防止遭到反擊，以及減輕運送石彈的困難，拋石車不設定在城頭，而是隱藏在城牆內側，由城頭上的指揮員指揮射擊。
遺憾的是，陳規的城防思想由於南宋的黯弱，未能得到充分實施，以至到了南宋末年元軍入侵時，拋石車叢集轟擊仍舊屢試不爽。如攻打京師的龍德宮城時，元軍僅攻打一個城角就設定3梢拋石車00餘座，晝夜連發，幾天之內就堆起城牆高度。本朝況且如此，至於後代，就更置若罔聞了。
經過短暫的元代，就又不得不談到明清了。這兩個朝代實在很不提氣，一個是武備弛廢，另一個連歐洲送上門的新式武器都不屑一顧，腦子徹底壞掉了。至於為什麼會壞掉，就不是本文討論的問題了。
不過相比之下，明代還稍微強一點兒。首先火槍和火炮都是那個時代發展起來的，雖然自己並沒好好利用，但客觀上無疑是對攻守技術的極大貢獻。另外，還發明瞭甕城箭樓、多重甕城和藏兵洞。箭樓又叫‘萬人敵‘，代表之一就是前門樓子，一層層射擊孔密密麻麻，確實雄偉。多重甕城是種想把攻方煩死的設計，一個門接一個門，要想攻到底，還真不如跳牆呢！藏兵洞設在城牆內側，用磚石加固，既提供了預備兵力的就近安置，又能作為掩蔽和休息的場所。
而清代，由於最有成就的海防要塞不歸這裡談，值得一提的也就是太平軍的爆破戰術了。必須承認太平軍攻城很有一套，專門找了數千礦工挖地道，等到接近城牆時，就把用棉被、布袋、甚至棺材裝著的火藥安好，拖出一條2、3公里長的引信，遠遠引爆。霎時間悶聲巨響，城牆坍塌，太平軍便趁亂殺進城中。為了掩人耳目，太平軍起初把入口選擇在城外的空房子裡，後來清軍學精了，他們又改在隱蔽地形後面挖，而且還擂鼓掩蓋地下的挖掘聲。以至清軍唯有無可奈何的稱其為‘至為險毒‘，又評價太平軍‘掀翻巨城，如揭紙片‘。
後記
與中國古人相比，歐洲古人似乎更愛走極端，比如希臘的重灌步兵、亞歷山大的長矛方陣、羅馬的龜甲陣、中古騎士的衝鋒等。這也許與歐洲一直沒有打破社會成員的嚴格等級，進入人民戰爭階段有關。所以歐洲戰爭在火藥時代前一直停留在了中國春秋之前的水平，作秀成分遠多於實事求是，戰死沙場也成了一種特權和榮譽，武士道氾濫。
這種戰爭雖然充滿理想和浪漫，顯得格外高尚和美麗，卻如同溫室裡的花朵勁不起自然檢驗，在異民族的打擊下往往頓顯其迂腐本質。亞歷山大如果能來到中國，一定會發覺他引以為傲的誘敵和中央突破戰術，早在他誕生前就隨著《孫臏兵法》為人廣知，而他武王伐紂水平的單調又龐大緩慢的長矛方陣，也會在中國車、騎、步兵的機動夾擊下被撕裂並屠殺，就如同旨高氣昂的中古騎士，卻被簡陋的蒙古輕騎像傻瓜一樣捉弄。也許只有羅馬的戰術思想可與中國有一比，因為兩者都是在殘酷的對外作戰中積累起來的，是實用主義的。
正因為歐洲戰術思想的嚴重落後，他們在進入人民戰爭時代後，才不得不立刻放下架子，去尊奉中國的兵家智慧！
當亞歷山大接管波斯價值400億美元黃金的時候，也許僅僅意識到征服者的光耀，而絲毫未考慮如何使這戰利品真正屬於他的帝國。亞歷山大是夢想家，揮舞寶劍追隨阿基里斯品質的偉大征服者，但他不是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擴張中度過，用他的個人魅力耗盡希臘的進取精神，卻完全無暇顧及鞏固帝國的基礎。亞歷山大似野火，一路燒去，湮沒入歷史長河。
再看看歐洲的啟蒙者-古希臘的所謂文明吧，一面高談闊論哲學科學，一面又連同族都要逢城必屠。在他們眼中，敵國不過是黃金和土地，敵人不過是屍體和奴隸。斯巴達雖屬彈丸之地，可對希洛人的奴役比之元朝猶有過之。
這就是古希臘的所謂文明，缺了他的思辨精神地球不會停轉，文藝復興只是借殼上市，如同中國兩千年來言必孔孟，卻各持己見一樣。古希臘自己卻在保守排外中互相殺戮數百年，最終淪為羅馬能說會道的奴隸。
然而羅馬又何嘗不是如此？中世紀又何嘗不是如此？大航海時代又何嘗……歐洲征服者們的眼中無一例外盛滿了黃金和土地、屍體和奴隸。
與歐洲征服者們的野心勃勃相比，中國兵家更多了許多冷靜，他們在沉思戰爭的是與非，那種對政治的關注、對人心的追求，對將帥的苛責，對士卒的懷柔，真正使戰爭具備救世與治世的意義。
戰爭不應僅僅為了掠奪，戰爭應該具有更進步的意義，唯有中國兵家有能力化害為利。中國歷史就是分合的歷史，每一次統一都使民族越發偉大，秦統一六國孕育了強漢，隋統一南北孕育了盛唐，漢化的忽必烈之元孕育了幅員遼闊的明清，這才是中國兵家的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