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那天，我記了個便條貼在冰箱上，但我今天早上肯定沒看到它。」
「沒關係，」我說，把我的手從他汗津津的手中抽了出來，「你來了就好。晚點兒總比沒來強。」
他奇怪地打量著我。「你在你原來的校長面前也這麼說話嗎？」他問。
我想起來了，面對原來學校的女校長時，我總是打哆嗦。「不。」我輕輕笑了一下。
「好，你也不許這麼和我說話。我不是暴君，但我也不允許頂嘴。和我說話時要放尊重些，說完後要加上‘先生’。明白了？」
我深吸了一口氣。「明白了，」我停了一下，「先生。」
「這還差不多。」他嘀咕著，然後請我坐下。他開啟抽屜，找到一份材料，默默地看著。「成績不錯。」過了幾分鐘他，把材料擱在一邊，說道，「如果在這兒你的成績也能這麼好，我們就沒什麼可說的了。」
「我會盡力而為，先生。」
「我們就問這些。」奇弗斯先生端詳起我的臉來，對我的疤痕和燒傷頗感興趣。「你有一段很坎坷的經歷，對吧？」他說，「被困在失火的樓裡一定很可怕。」
「是的，先生。」在布勞斯先生給我看過的那份報告裡——根據我「父親」提供的材料，十二歲時由於家中失火，我被嚴重燒傷。
「無論如何，結局好，一切就好！你能活到現在，對一切都該知足了，別的東西對你而言都是額外的恩賜。」他站起來，把材料收了起來，檢查了一下西服——撿去粘在領帶和襯衣上的雞蛋黃和麵包渣——然後走向門口，讓我跟著他。
奇弗斯先生領著我在學校裡快速轉了一圈，指給我看計算機房、禮堂、體育館和主要的教室。學校過去是個音樂學院，這就是校名的由來（馬勒是位著名作曲家），但二十年前關閉了，重新開放後成了現在這所普通學校。
「我們仍十分強調音樂特長。」走出一間擺著好幾架鋼琴的房間時，奇弗斯先生對我說，「你會樂器嗎？」
「笛子。」我說。
「笛手！太棒了！自打西沃恩·託納三年前——也許是四年前？——畢業後，我們就沒有像樣的笛手了。我們要測測你，看你什麼水平，呃？」
「好的，先生。」我低聲回答。我想我們弄擰了——他指的是真正的笛子，而我只會吹錫做的哨子——但我不知道現在指出這一點是否合適。最後我還是閉緊了嘴巴，希望他能把我這個假想的笛子表演天才忘掉。
他告訴我每堂課上四十分鐘。十一點鐘有十分鐘的休息；下午一點十分後是五十分鐘的午餐時間；四點鐘放學。「四點半到六點是罰學生留校的時間，」他警告我，「但希望與你無關，呃？」
「希望如此，先生。」我溫順地回答道。
參觀結束後，我們回到他的辦公室，他給我準備了一份課程表，上面是一串可怕的課名——英語、歷史、地理、科學、數學、機械製圖、兩門現代語言、計算機。星期三連著兩堂體育課。我有三塊自由時間，一塊在星期一，一塊在星期二，還有一塊在星期四。奇弗斯先生稱這些時間是為課外活動準備的，比如學習音樂或另一門語言，也可用來上學習班。
他又握起我的手，祝我好運，讓我遇到困難就來找他。在警告我別打碎窗戶、別找老師麻煩之後，他把我送到走廊就離開了。現在是九點四十分。鈴響了。我今天的第一堂課——地理，開始了。
課上得很順利。六年來我一直在研究地圖，及時掌握著疤痕大戰的情況，所以我比班上絕大部分同學更熟悉世界地形。但我對人文地理一竅不通——課程的大部分內容是關於經濟、文化以及人類是如何改造環境——每當討論從山脈、河流轉到政治體系、人口統計時，我就感到一片茫然。
儘管我關於人類的知識有限，地理已經是我所能希望的最容易的開始了。老師很樂於助人，我能跟上絕大部分的討論內容，我想再過幾周自己就能完全趕上了。
隨後的數學課則完全是另一碼事。剛聽了五分鐘，我就知道麻煩大了。我在學校時只學了一點數學基礎知識，過去明白的那點東西已幾乎全忘了。我會做除法和乘法，但我的水平也僅此而已——我很快發現，這差得遠著呢。
「你是說，你從來沒做過代數題？」我的數學老師斯馬茨先生叫道，他的脾氣比較暴躁，「你肯定做過！別把我當傻瓜，小傢伙。我知道你是新來的，但別以為這樣你就可以逍遙法外。把書翻到第十六頁，給我做第一組題。下課後我會檢查你的作業，看看你的水平。」
我的水平差著十萬八千里。我連十六頁上的題目都看不懂，更別說解它們了！我翻到前面幾頁，抄了上面的幾道例題，但一點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東西。斯馬茨先生從我手裡拿走我抄下來的東西，說他午飯時看一下，下午上科學課時就還給我——隨他去吧——我灰心到了極點，甚至忘了感謝他肯這麼快看我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