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張氏父子的這次會見，司馬桑敦說：
張作霖一見到張學良，立刻咆哮如雷，連哭帶罵，拿出手槍，就要打死他兒子，哭著喊道：
「你這個小子，結交匪類，闖下滔天的大禍，要老子命不說，真害苦了東三省的老百姓，不虧你老子還有幾個換命的老弟兄，拔刀相助，咱們早就完蛋了，那能有今日！我不打死你這小子，對不起老弟兄，對不起老百姓！」
張作相和吳俊陞連忙跪下替張學良求情說：
「老帥若不饒了學良，我們不敢起來。」
張作霖這才放下手槍，指著張學良罵道：
「看二位大爺的面子，暫饒你的小命，從今以後，交朋友要謹慎，不准你胡作主張！」
從此以後，張學良真的韜光養晦，儘量投其父所好而為。老實說，郭松齡之死使得張學良推崇的偶像幻滅了，他氣質中那股待人的熱誠也一時消失了，如今，他唯一的偶像，就是他的老子，他只有服從於這一個偶像。(21)
司馬桑敦先生對張作霖的記述是可信的，對張學良的評述也有道理，但卻尚欠確切。特別是認為張學良經父親這麼一罵，從此便「韜光養晦」，對張作霖言聽計從，併產生了很大的幻滅感，似乎自此便消沉下來了，這恐怕與事實並不完全相符。是的，郭松齡之變，在他思想上儘管是非常同情的，但卻也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障礙：忠孝難以兩全，張學良給郭松齡的信說得最為明白：‘承兄厚意，擁良上臺，隆誼足感。惟良對於朋友之義，尚不能背，安肯見利忘義，背叛予父。故兄之所謂統取三省、經營東北者，我兄自為猶可耳，弟雖萬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愛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舉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軍事，均可提出磋離，不難解決。’」(22)
從張學良這封措辭委婉的信中，人們分明看到，在公與私、忠與孝，以及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方面，固然反映出他的一定的歷史侷限性，但他對郭氏舉兵的理解與同情，也情不自禁地在字裡行間流露出來。他提出的停止軍事行動，用磋商的辦法來解決爭端的建議，也都是從以大局為重、同時也是從愛護郭松齡的角度出發的。最後當他得知和談不成，而不得不「自己人打自己人」時，他是很不情願地走上戰場的。而當郭氏兵敗被俘、眼看生命難保之際，他又極力設法營救，甚至不惜冒著很大的風險，準備送郭出國，可謂仁至義盡矣。然而，事與願違，當張學良這一切努力均告落空時，他是無限痛惜的，致使他「感慨多端，不免藉物消愁，同時夜以繼日的奔勞，於是藉刺激為使精神振奮，因而為阿芙蓉所染。」
(23)這也有力地說明，這件事對他是一個多麼大的刺激！
但張學良並沒有消極，痛定思痛，他從悲憤中奮起了！這也就是說，郭松齡的「血並沒有白流，張學良又走上了郭松齡之路，而且走得更遠。張學良用‘兵諫’影響乃父，促使張作霖逐漸生長反日反內戰的趨向，用武力制止了楊宇霆窮兵黷武的道路，完成了郭松齡未完成的遺志。歷史辯證法的道路，簡直使人眼花繚亂，驚歎不已。」(24)
是的，郭松齡之變是被平定了，但它的影響卻是積極而又深遠的。有人以為經過殘酷鎮壓，就不會有人再存二心了，實際不然，覺醒了的志士仁人是不怕壓的，他們不僅不會被屠殺所嚇倒，壓力反而會成為新的更激烈的反抗的動力。同郭松齡一樣具有民主思想的愛國軍人張學良，這個奉軍中的新的郭松齡，不正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中國現代革命歷史上掀起了更大的波濤、創造了更加引人注目的光輝業績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