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見張學良不肯就範，林權助以教訓的口吻說：「你的父親曾是我的摯友。因此，我對你有親如愛子的感情。願向你進一言：‘你的想法十分危險！’」張學良憤然而起，答道：「我和貴國的天皇是同歲，我想要對閣下說的，只此而已。」這次禮節性的回訪，竟不歡而散。8月13日，林權助空空而歸，回國述職了。田中政府一計不成，又生一計，改變了策略，採取了所謂務實主義，只要能保住日本在東北的權益，不反對形式上的易幟。田中表示：「東北易幟事，只要維持日本在滿蒙既得權，即不反對。」遂加緊謀求吉會、長大（東北地區鐵路）等幹線的築路權。激起了東三省人民的憤怒，保路反日運動螽起。11月12日，張學良對東北大學的學生說：「餘決非賣國之人，有損主權之事，決不退讓。」日本人原以為張學良「是一匹借張作霖虎威的狐狸」，現在他們深刻認識到，張學良「是一隻名副其實的猛虎」……4
但在那時，日本在東北駐有大批軍隊，壓力畢竟太大了，張學良不能強行換旗，只得繼續推遲換旗的時間。不過，與此同時他也向南京政府明確表示：「目下對國民政府採取一致行動，為實際之統一。」
這以後，張學良為促使換旗這一大政方針早日實現，開展了一系列整肅內部和取信於民的活動，如他注意不斷整頓軍紀、政紀，減輕人民負擔。對於外系軍閥勢力對東北的滲透，也都作了恰當的處置，有的被分散改編，其頭目改任文職官員，不再掌握兵權，如名噪一時的軍閥孫傳芳，就正是在這個時期出任奉天墾務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的。但象聲名狼藉的直魯聯軍殘部張宗昌、褚玉璞等，雖然實力雄厚，又親自來瀋陽要求進入東北，張學良卻拒絕了。因為他深知，此輩作惡多端的軍閥，還是讓他離遠些為好，以免危害家邦。至於換旗問題，則巧妙地採取各種不同的策略，與日本人周旋：
他利用東北人民的愛國熱情，鼓勵他們發起統一運動，用民意對付日本人的威逼。他拉住美英等國牽制日本，在國際上爭取同情者。當換旗的條件尚未成熟時，他勸阻部下勿操之過急，而要善於等待。如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吉林省教職員製做了一千多面新國旗，準備在各商店的門口懸掛，以示東北歸屬中央。張學良即令吉林當局，勸阻下屬，曉喻利害，暫緩實行。自從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製造濟南慘案以來，美、英、法等帝國主義抓住日本出兵山東問題不放，一再向日本施加壓力，日本政府在國際上的處境越來越孤立。加上日本國內的在野派利用田中的對華政策，加強了反對田中內閣的活動，到一九二八年底，日本田中內閣已經內外交困。張學良看準了時機，於十二月二十九日毅然通電全國，稱：「力謀統一，貫徹和平，已於即日起，宣佈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5……
無疑地，這件事是辦得漂亮，也是深得人心的。這也正象當時頗有影響的《大公報》所說的「張氏數年來反對內戰、促成統一之功，終有不可淹沒者在」，還說「其富於國家思想，實舊軍人所罕見者也」。
對於東北易幟表示讚賞，肯定它是反日的愛國行動，同時也是順應全國人民維護國家統一、以及領土主權完整的願望，應予肯定，這是多數人的看法；但也有些人認為，「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張學良易幟歸順國民黨新軍閥蔣介石，是加強了買辦豪紳階級的反革命力量，沒有什麼值得肯定的」。
作為一種學術觀點，有不同看法，是可以研討的。不過，從心懷叵測的日本帝國主義處心積慮要分裂中國、迫不及待地要使東北成為它獨佔的殖民地這一特殊的歷史條件來看，張學良不顧日本人的威脅利誘，毅然易幟，堅決改變日本帝國主義一貫控制東北政局的局面，並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國家統一，才有希望轉弱為強，否則，豆剖瓜分的局面終難倖免」。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因為，「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大一統是中國歷史大勢所趨。在一般情況下，國家統一時，就強大，就繁榮昌盛，人民安居樂業；國家四分五裂，連年戰爭必然貧弱。但正如戰爭有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一樣，革命與反革命性質不同。廣東革命政府統一廣東和北伐是革命的；吳佩孚叫喊‘武力統一’，要消滅南方革命勢力，則是反動的。共產黨搞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國民黨蔣介石組織‘圍剿’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則是反動的。但以上只是一般情況，具體問題還要具體分析。因為日本插手東北，妄圖獨佔‘滿蒙’，蔣介石決定和平統一，張學良主動易幟，避免戰亂，使我國東北迴歸祖國，這是符合廣大人民意願，是應該肯定的。如果張學良搞‘獨立’，象溥儀一樣甘當兒皇帝，則東北三千萬同胞將受日本奴役，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祖國領土亦將喪失。」6至於說，在那時，不應該聯合國民黨，歸順國民黨南京政權，而只有投身革命、即聯俄聯共才是值得肯定的，這個要求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張學良還沒有這樣的覺悟；同時那時共產黨是非法的、大都處於地下狀態，張學良不僅還不可能走這一步，即使他這樣做了，在那時不利條件也是很多的，國民黨以及英、美反對，自不待言，在東北領導集團內部也是很難行得通的。這樣做的結果，只會使他更加孤立。有人似乎總覺得，「蔣介石國民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是革命的物件，如果肯定張學良的易幟是進步的話，好象理不直、氣不壯。其實，這是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關係問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說：‘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眾同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矛盾，是階級矛盾；日本帝國主義要獨佔東北，則是民族矛盾。我們不應該把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並列，更不應該置階級矛盾於民族矛盾之上。否則的話，如果認為張學良歸順國民黨政府，投靠蔣介石，是加強反動統治力量，不可讚揚，難道我們可以讚揚溥儀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嗎？對於日本製造「九·一八」事變和華北事變，難道我們可以支援漢奸的分裂活動嗎？」7
顯然不能。所以，東北易幟是張學良主政後所採取的重大的政治決策，將它稱之為愛國主義行動決非溢美之詞，而是完全符合實際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張學良能做到這一步，能夠力排眾議、真正實現自己的主張，也並不容易。那時，他不僅遇到日本人的粗暴干涉，而且在東北領導集團內部也存在著複雜的鬥爭，令人震驚的「楊常事件」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證。有人也許會說，東北易幟取得勝利後，天下並不太平，張學良本當團結部屬，礪精圖治，共保東北河山，以不負眾望才對呀，為什麼在換旗後不久，就突然處決了在東北領導集團當中舉足輕重的楊宇霆和常蔭槐呢？有人說，少帥剛剛主政，極需維護他的權威。在此特殊歷史條件下，張對野心很大的楊、常採取斷然措施，消除隱患，從此事無掣肘，有利於鞏固東北政權，這樣做是必要的；也有人說，事情沒有那麼嚴重，他們有致死之憂，無該殺之罪，楊、常二人的被殺，主要是由於日本人的挑撥，張學良是中了敵人的反間計了；有的則認為，楊、常固然是有錯誤的，但處置的方式是不是過於嚴厲了？難道就不能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嗎？實際，這一點張學良並不是沒有想到，他曾耐心地等待過，也作過很大的努力，但收效甚微。不過，細想一下，也不奇怪，因為張學良被逼得要使用武力，就說明他們之間的隔閡與矛盾之深，同時也不僅僅是什麼政見不同的問題，而實際「是當年東北統治者內部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是很難避免的政變。有的同志說，這是因為中國缺乏民主與法制的結果，不免有些‘書生之見’。翻開中外的歷史，考察當今世界，有哪些政變是事先經過法律的程式呢？當時，張、楊的矛盾已勢不兩立，楊欲殺張的風聞，亦時有傳說，楊之進逼，使張已達到了‘實難忍受’的地步，已遠非法律程式所能解決的了。」8當然，也有甚感惋惜的。略謂：「如果楊‘退歸鄉里’或‘冥鴻海外’，或可免一死，但象楊宇霆這樣貪戀權位、野心勃勃的人物，怎能甘心退出歷史舞臺呢？張學良的夫人于鳳至說：‘處決楊、常，是逼出來的……最後只有一條路，你死我話。’張之除楊，實出於不得已，如果不除楊，東北將政出多門，更加混亂，這是日本侵略者最歡迎的。」9
這就清楚表明，張學良之殺楊不是偶然的。說是楊專權跋扈也好，是權力之爭也好，總之楊之所作所為已成為東北政權內部的不安定因素和嚴重威脅，既是他要孤注一擲，張學良也不得不鋌而走險了。
當然，也有不以為然的，如認為問題是存在的，但並不那麼嚴重，主要是張學良多疑，或謂這是以私廢公，公報私仇等；有的說是因為日本人的挑撥，還有的說是中了南京方面的反間計，因「張之殺楊，主要因為楊與白崇禧勾結，白要楊‘推翻張學良，取而代之’，蔣介石探知，密告張，要他‘先下手為強’。」……
這些說法，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不過，若只強調某一點，以偏概全，特別是忽略了促使張學良必欲除之的他的親日問題，也是欠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