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于鳳至為他出了個主意，讓他在大帥靈前占卜算命，以求天意。
一天傍晚，少夫人著人佈置好靈堂，擺好桌案，點起香爐，然後請來趙四，講明原委，於是張學良手執一塊銀元開始卜算。他們約定，連拋三次，若是三次銀元的袁大頭都朝下，就謀殺楊、常；如果朝上，便不宜殺戮。卜卦時，于鳳至站在方桌旁極為緊張。張學良拋了一次，朝下；第二次，依然朝下；待拋第三次時，銀元噹啷一聲，落到了桌子底下，于鳳至隨眼望去，心頭倏然一驚，原是大頭朝上落在了地板上。這時，只見站在桌子對面的趙四彎下腰，去撿拾銀元，于鳳至望著她心裡怦怦直跳。趙四看了于鳳至一眼，待放到桌面上時，仍是大頭朝下！於是，于鳳至高聲叫起來：「又是朝下！」
張學良見此結果，迴轉身朝大帥靈堂深深一躬：「這乃是天意！」於是，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張學良便以「破壞統一，阻撓新政」的罪名，槍殺了楊、常……
這兩樁大事之後，于鳳至漸漸對趙四產生了好感。看出她不僅耿耿忠心，全力扶佐張學良，而且柔中有剛，具有中國帷幄之才。她覺得張學良年少氣盛，身邊的確需要這麼一個既精明又貼己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上，于鳳至通過細細觀察，也認定趙四的投奔張學良，的確是傾心鍾愛，人家身為大家閨秀，處在這種不明不白的情婦地位，既無怨言，又能寬容忍讓。趙四的這種脾氣秉性，逐漸地贏得了于鳳至的敬重和喜愛。她覺得，趙四的很多才幹，是自己所不能取代的，如果自己能和趙四配合起來，一內一外，自己管帥府內務，讓她幫助漢卿協理政務，二人一心，鼎力相助，這不僅可以使張學良免去內顧之憂，更會幫助他的事業龍騰虎躍的！3
趙四小姐的聰明和虔誠（趙四小姐初入帥府的境遇，父親宣告使她精神受到的打擊，也使張學良深感不安，但為保持家庭的和睦，似乎也無法作出其他的選擇，他早也說過，他們的結合「將沒有夫人名義，對外國稱她為自己的秘書；對中國人稱之為侍從小姐。」這些她都不計較，對愛情毫不動搖），得到了令人欣慰的報償，從此以後她不再顧影自憐，過那種深居簡出的幽居生活了，而是在大帥府終於有了一席之地，算是初步站住了腳。而且，處境也一天比一天好起來。這以後，也還遇到過一些風波和困難，但她對張學良卻始終是情有所鍾，堅定不移。從這時起，直到西安事變前的七八年間，她與于鳳至一直同張學良生活在一起，再也沒有分離。1王益知：《張學良外紀》，載《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3期。2趙春江、竇應泰：《少帥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3趙雲聲：《趙四小姐與張學良將軍》，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
「九·一八」，「九·一八」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孃。
「九·一八」，「九·一八」……
張學良喜歡跳舞，愛看戲，對音樂、歌曲並無多大興趣。但這支悽切、哀婉的歌，卻真正撥動了他的心絃。那字字血、聲聲淚的歌詞，那滿含深情、悲壯蒼涼和令人心碎的曲調，常使他歌未罷，熱淚流。
是的，往事如煙，歷歷在目，忘不了，忘不了，他永遠忘不了那個陰暗的秋季，那個風雲突變的最黑暗的夜晚……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一次令人震驚的民族大浩劫的開始，是中國人民的空前嚴重的國難。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非自三十年代始，早在上個世紀末的中日甲午戰爭時就開始了。他們對臺灣、澎湖列島的霸佔，對旅順、大連和南滿鐵路的掠奪，對無辜的中國居民的血腥屠殺，就已將他們的猙獰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他們用陰謀手段炸死張作霖，實際是武裝吞併東北的訊號，是欲乘亂佔領東三省，只是由於當時東北當局的鎮靜，製造了張氏輕傷未死的假象；同時日本統治集團也沒有完全準備好，才未釀成大亂。
但日本人鯨吞東北、亡我中華之心未死，在此之後，它仍繼續加緊擴軍備戰，準備進行新的更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加之自東北易主，由少帥張學良執政後，始終奉行反日愛國政策，他「修建與‘滿鐵’（日本經營的南滿鐵路的簡稱）並行的鐵路，以期奪回失去的鐵路權益，改青天白日旗，擁護統一。這些愛國行動，在日本軍閥看來，都是反對和傷害日本的具體表現，是絕對不能允許和容忍的。乃下決心採取措施幹掉張學良，把中國的統治權驅逐出東北，實現其侵略野心。」1另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1929年末，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持續較久的經濟危機，日本首當其衝，國內政治經濟形勢混亂，民怨沸騰，為了擺脫自身的困境，它加快了侵略中國的步伐，悍然於1931年秋髮動了「九·一八」事變，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這個慘痛的歷史教訓，罪魁禍首是日本軍國主義者是無異的；而蔣介石的妥協退讓，一再下令不許抵抗，終於鑄成大錯，也是負有重大責任的。但他卻總是錯誤歸別人，功勞歸自己，甚至讓張學良當他的替罪羊，這當然是很不公平的。但大敵當前，軍人守土有責，張學良始而經不住蔣的拉攏引誘，不顧東北存在的危險狀態，移兵關內，造成東北邊防空虛，留下後患；繼而完全聽命於蔣介石，領兵入關，捲入內戰的漩渦，長期遠離自己的根據地，進駐北平，樂不思蜀，也是不能辭其咎的；說他是迫不得已，完全是奉命行事，丟失東北似乎是莫可耐何，有苦難言，無可指責，把過失全推到客觀方面，顯然也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當然，話又說回來，對此也不能絕對化、簡單化。張學良的「東北易幟」，以及「武裝調停」中原大戰，從維護國家統一、避免戰亂、以利於人民休養生息這個角度看，還是應當肯定的；對於他在這方面的積極的貢獻，完全抹煞，也是欠妥的。同時，也還要看到，張學良在這個時期雖然有些消沉，但他的愛國思想並未泯滅。在那個多事之秋，儘管他身患重病，一直住在北平的一所醫院裡，但他對家鄉、對地處邊陲的東北地區的局勢，特別是日本人的動向，仍然是密切注意的。不料，蔣介石卻反其道而行之，竟指示對日軍的任何挑釁不許抵抗，這不能不使他大惑不解，甚為驚詫。與日本帝國主義誓不兩立、對他們的挑釁和侵略行徑一向深惡痛絕的張學良，怎能設想讓他在敵人的進攻面前打不還手、甚至幹那種委曲求全、妥協退讓的可恥勾當呢？可是蔣介石的指示和電報就放在他面前，正所謂白紙黑字，軍令如山，作為軍人，又怎能違抗上級命令？所以一個時期以來，他的病情雖有好轉，但思想上的苦悶，卻更加重了。趙四小姐看他精神萎靡，鬱鬱寡歡，怕這會使他的病再加重，所以總想法勸慰，有時也陪他出去走一走，以求散心解悶。可是那時日本帝國主義得寸進尺，東北時局不穩，就象一塊石頭壓在他的心上，他的心情怎能舒暢得起來呢！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這時，蔣介石要在石家莊與他會見，張學良只好乘車前往。
這次會見不是在賓館，而是在列車上進行的。當時，蔣、張二人的專車並停在一處，張即下車，獨自登上蔣的專車。
說起來似乎有些難以置信，然而實際卻是千真萬確的，就是在這樣一個冷冷清清的火車站的一角，在一節很不顯眼、不大為人注意的車廂裡，蔣介石向張學良面授機宜，進行了一次不尋常的談話。
讀者也許會問：此話怎講？回答也簡單，說它不尋常，主要是指這次會見的突然性和他對時間地點的選擇，而談話的內容卻並沒有多少新東西，蔣介石無非是對張學良放心不下，提醒他日本人很可能挑起更大的衝突，但我們絕對不能打，並把他那套「戰必亡」的論調重述一遍，給張學良再打一次「防疫針」而已。因為在他看來，中國國弱民窮，不論在哪些方面都是不能與日本人相比的，不抵抗還能維持一段時間，如若抵抗，就會家破國亡。所以，日本人是萬萬得罪不得的，並特別強調對日本的侵略「我們不要還手」，「如果我們還手，在國際上就講不清了。我們不還手，讓他打，在國際聯盟裡好說話。」這使張學良頗感為難。他唯蔣之命是從吧，實在於心不忍，同時也會落下罵名，甚至成為歷史的罪人；如果拒絕聽從，就是違背中央命令，得罪了蔣介石不說，還會使東北軍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所以，這次在石家莊的匆忙的會見，他從蔣那裡沒有得到什麼擺脫困境的妙策，反而更加重了他的不安。趙四小姐見他自打從石家莊回來後，就心神不寧，總象有什麼心事似的，就關心地問：「漢卿你怎麼了？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張學良搖搖頭，卻不說話。
趙四小姐是何等聰明的人，她的眼睛比鏡子還明亮，張學良有什麼心事，怎能瞞得過她？她這時雖然不能完全猜準，但也知道了個十之七八，她認為這肯定與石家莊之行有關，所以，又問道：「那你是怎麼了？是不是東三省出事了？」
張學良不想把事情說破，只搖頭苦笑，象有什麼難言之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