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四小姐坦率地說，「但我覺得，你還是要沉住氣，有道是：小不忍則亂大謀。又說：強龍壓不住地頭蛇，他們雖然不一定都是地頭蛇，但象過去上海那些青紅幫流氓打手之類的人還是不少的。他們大都是些亡命之徒，為效忠自己的主子，是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的，不到萬不得已，這個馬蜂窩還是不要去捅它為好。」
這時三樓臥室裡的電燈閃了一下，原來窗外起風了，似乎還落了雨，玻璃窗被颳得啪啪直響，遠處隱隱傳來沉悶的雷聲。
「你談的有道理，這我能夠理解。」沉默了一會，張學良仍然耿耿於懷地說：「我可以暫時不理他們，但如果他們認為我怕他們，認為我軟弱可欺，那他就錯了，不客氣地說，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越了這個限度，我也饒不了他們！」「不，漢卿，要冷靜，」趙四小姐繼續勸慰道，‘我總覺得，許多事還是要想開些，看透些才好，你想吧，這些人之所以敢於這樣胡作非為，甚至連你和楊將軍都不放在眼裡，莫非他們是吃了虎肝豹膽了？不是，他們是狗仗人勢，有後臺老闆撐腰，根子還在上面，漢卿，你說是不是這樣呢？」
張學良默默地點點頭，用讚許的日光望著她：「談得對！
霞，請你繼續分析。」
「其實，我的這些看法也不一定都很成熟，」趙四小姐看到張學良重視她的意見，便也就一發而不可收地把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了。「漢卿，這些年我們朝夕相處，你應該知道，我並不是個很關心政治的人，對於你的進退也都是淡然處之，我常想，國事紛繁，爾虞我詐，宦海浮沉，風波迭起，要幹一番事業，談何容易！倒不如息影政壇，到僻靜處過點清閒的日子為好。可是，轉念一想，又覺得這未免太消沉了，當此國難當頭，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時刻，正是熱血男兒報效國家之時，怎可消極避世？但也要看到，現在人心不齊，形勢複雜，你這個當副司令的，遇事可要三思而行啊！」「對，今後我再也不能盲從了。霞，你談得好，說下去。」趙四小姐的談話，使他感到親切，所以希望多聽聽她這些頗有獨到之處的見解。
這是怎麼回事？張學良和趙四小姐怎麼在家中也議論起西安的形勢來？難道……
是的，由於西安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而地處內戰前線的陝、甘邊區卻風平浪靜，是一派西線無戰事的和平景象，這就使急於剿共的南京當局大為不滿了。他們利用在西安的國民黨特務，四處打探，似乎獲得了一些很了不得的情報，終於發生了蔣介石密令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秘密逮捕東北大學學生、中共地下黨員宋黎（宋在解放後曾先後出任旅大市市長、遼寧省委書記）和馬紹周、關沛蒼的事件。宋黎是應張學良邀請，來陝進行抗日宣傳活動的。特務們之所以抓他，對他的身份很懷疑，固然是一個因素，但更主要的是，覺得宋與張學良關係密切，想從宋黎等人的口供中，進一步瞭解張、楊聯共抗日的情況。特務們抓了宋黎等人還不算，還準備將他們押送南京審訊呢！幸而，由於宋黎的機智，更主要的是由於張學良和楊虎城的堅定、果敢，由於他們及其部屬與特務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沉重地打擊了反動派的囂張氣焰，蔣介石的陰謀才未能得逞。
這就是發生在1936年8月29日晚上的一個不尋常的事件。因按韻目排列，這天是「豔日」，故人們常把此事稱為「豔晚事件」。
這一事件的起因和經過，因歲月悠悠，人們的說法不盡相同，也有誤傳。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前不久，「豔晚事件」的主要當事人之一宋黎寫了《豔晚事件》一文，對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談得比較具體、詳盡，茲摘要援引如下：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我接到西安綏靖公署交際處處長申伯純的電話，暗示國民黨特務可能對我們採取行動，要我們加倍小心謹慎。情況危急，我讓馬紹周速到「總部」政訓處找他的熟人弄清情況，以便決定對策。後來知道，他出去後就被特務逮捕了，羈押在國民黨陝西省黨部。
馬紹周剛走，東北中學學生代表團幾個人進來找我，研究撤換東北中學校長王化一的事。當時我心裡很急，考慮他們年紀輕，怕嚇著他們不好明講，又擔心隨時可能發生意外，只簡略說了幾句就讓他們走了。代表團負責人曹富琨（曹裕民）留下來要跟我深談，我不好推辭。他正在講著，突然門被踢開，接著闖進兩個人，進門就喊：「宋黎！」我一目瞭然，順口答：「不在家，出去了！」特務橫眉豎目，聲嘶力竭地叫道：「就是你！」說完猛撲過來，把我和曹富琨一起逮捕了。兩個特務架起我的兩隻胳膊往外拽，剛出房門，特務頭目對他的嘍羅宣佈：「抓到了共產黨要犯！命令誰也不許打電話，不許走露風聲，來一個捕一個。」
這時，愛國民主人士車向忱先生迎面走來。一個特務說：「這個老頭來了，逮捕他！」抓我的三個特務分出一個去抓車，剩下兩個特務拖不動我。一會兒，那個特務空手回來造謠說：「車帶了槍……趕快先把這個送走。」
三個特務把我抬起來，我極力反抗，他們費了很大力氣才把我弄出小院。我趁機猛然掙脫出來，又跑回小院，發現車向忱先生還沒逃走，特務追進院來只顧抓我，七手八腳把我拖出西北飯店後門，車先生這才乘機脫身，離開了險地。我發現只有一個特務押著曹富琨，就向他高喊：「快跑！快跑！」曹一轉身，從西北飯店前門跑進前院樓上。那裡住著東北大學、東北中學學生代表團十多個人，其中東大代表有景全豐、蕭潤和等五、六個人。因學生較多，特務沒敢進去。三、四個特務把我抬起來往省黨部走，後來聽說，有幾個學生代表跑出來試圖營救我，但沒有成功。
西北飯店與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在一條大街上，相距二（半）里路左右。眼看快到省黨部門前了，恰巧十七路軍憲兵營騎兵巡邏隊迎面而來，我大喊：「土匪綁架！
土匪綁架！」巡邏隊五、六個人跳下馬先繳了特務的械，然後喝問：「怎麼回事，為什麼抓人？」
特務搶先說：「我們是省黨部的，他是剛捉到的共產黨要犯！」我趕緊分辯：「我不是共產黨要犯，他們是土匪綁架。我叫宋黎，是張副司令請來的東大學生代表，我是副司令的秘書。」巡邏隊中有人認識我，因為我在西北飯店已住了半年多，負責查店的憲兵知道我的姓名和公開身份，我又去過西安綏靖公署，在西北軍中宣傳過抗日，因此不少人認識我。一位巡邏隊員機智地向特務要逮捕證，特務強詞奪理地說沒有逮捕證！巡邏隊員質問特務：「沒有逮捕證為什麼抓人？」一個特務趾高氣揚地說：「我們是奉蔣委員長命令逮捕共產黨要犯，你們別來礙事，不信跟我們一起去省黨部問問。」特務們蠻橫地堅持要把我送交省黨部。我強硬地說：「我是張副司令的秘書，要送就送交張副司令或楊主任。」這時認識我的巡邏隊員向他們隊長說：「他講你們是土匪；你們說他是共產黨要犯，我們管不了這些，我們巡邏隊查街遇到此事，都應上交楊主任處理。若不然楊主任問我們要人我們怎麼辦？張副司令知道後向我們要人，我們哪兒去找？」巡邏隊長聽了點頭同意，便高聲說：「帶走，都上交。」特務們無可奈何，只好如此了。我想，若把我交到巡邏隊連部，必得走西大街，從國民黨憲兵一團門前經過，倘生不測，這豈不是躲過虎口又進狼窩！我連忙說：「你們連隊處理不了我的問題，乾脆送交營部吧，營部離這兒又近。」巡邏隊長表示同意……
不久，憲兵營的營副謝晉生來了。他以特務捕人既無公文又無逮捕證，事先又沒和憲兵營聯絡共同辦理為由，嚴詞拒絕交人，特務迫於無奈，提出讓他們回省黨部取公文來提人，謝營副明白硬頂頂不住，就同意特務回去，辦理提人手續，藉此拖延時間再想別的辦法。
特務們剛走，大門咣地一聲關上了。謝營副走進來讓我到他辦公室，對我說：「這件事鬧得很大，各方正在設法解救。剛才搜出的東西全在桌子上，你看看，有礙事的就處理掉，特務回來還得要這些東西。」又說：「你放心，沒有我蓋章誰也提不走人，不過還得審訊一下，留個口供……」
過了一會兒，十七路軍的軍法官李木庵（地下黨員，西北特支領導成員）來了。我們一起研究了「口供」，除了姓名、年齡、籍貫、職業等俗套外，主要講我來西安是張副司令請的，一貫奉公守法，不是共產黨，我主張抗日，但抗日無罪……
為了營救我，楊虎城將軍決定迅速報告張副司令，由張下令提人，並研究了幾條應付省黨部的措施。
張學良將軍聽到我被捕的訊息，憤然說道：「捉人居然捉到我頭上來了！」他一面命令孫銘九去接我，一面由孫銘九派參秘室工作人員關時潤去西北飯店我的住室取籌辦學兵隊的材料，以免落入特務手中。關去後被守候在那裡的特務逮捕了，同馬紹週一起押在省黨部。張學良將軍得知這些情況，既為國民黨特務如此膽大妄為而震怒，又擔心被捕人的安全，為此斷然決定採取軍事行動。……
但張學良是細心的，這次壞事是誰幹的，雖然他已心中有數，但他認為在進行軍事行動之前，也還是得做做邵力子（陝西省主席）的工作。邵力子雖然也是擁蔣的，但他與那些國民黨的特務和黨棍是不同的，對他還是應當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