態度嚴厲些是可以的，但也不可失了和氣。那晚，是深夜把邵請到張公館來的：
邵力子剛邁進客廳門檻，張學良將軍一反談笑風生的常態，勃然大怒地質問：「省黨部逮捕我的學生、秘書和職員，為什麼不通過我？我是‘剿匪總部’的副司令代總司令，是代表蔣委員長的；我是國民黨中央常委，即使是抓共產黨也應該讓我知道！省黨部竟如此藐視我，膽敢擅自抓我的人，我一定要嚴辦！」
邵力子先生從未見過張學良將軍發這麼大的脾氣，也從未見過對他如此不恭，不禁有些惶恐不安，連聲說：
「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這件事我不知道，我查明後馬上報告，事情由我負責。」張說：「那就請你負責查明，把抓去的人儘快送回！」
張學良將軍對特務瘋狂鎮壓抗日學生極為憤怒，同時也懷疑陝西省黨部藏有誣告東北軍的材料。邵力子告辭後，他便命令副官長兼一○五師副師長譚海率領衛隊營查抄了國民黨陝西省黨部，隨同去的還有參謀孫銘九。
他們救出了馬紹周，關時潤，還繳獲了省黨部誣告東北軍的密電和準備逮捕的東北軍參加抗日活動的三百多人名單。
……蔣介石親自下令逮捕我們幾個人，矛頭也是指向張學良將軍的。張意識到這點，來了個「先折後奏」，「豔晚」第二天，他給蔣介石發急電，大意說：省黨部捕去的馬紹周等系「剿總」職員，如他們有越軌行為應通知「總部」懲處，省黨部不經正式手續，派便衣夜裡逮捕「總部」成員是不信任學良，不信任「剿總」，群情激憤，急於向省黨部直接索還被捕人員。惟因事出倉促，未能事先呈請鈞座，不無急躁之失，請予處分。擬將馬紹周等交「總部」軍法機關嚴加審訊。
「總部」政訓處長，蔣介石的心腹曾擴情於「豔晚」
第二天清晨乘飛機趕往廣州向蔣介石密報，蔣介石雖然收到了張學良將軍的電報，又聽了曾擴情的報告，仍覺得心中無數，便從廣州給邵力子發報，問查抄省黨部是怎麼回事？與張學良揚言抗日是否有關？邵回電說：事情已經結束，張確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聽委座的命令。此時，蔣介石正忙於處理兩廣事變，一時騰不出手來，無暇對付西北。因此儘管他對張學良將軍這一「不軌行為」恨得咬牙切齒，但為了緩和矛盾先把張穩住，很快給張回了個電報：我弟處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錯誤，後當注意，所請求處分一節，應免置議。至於馬紹周等的審查，準如所擬辦理（對於這個電報，有人持否定態度，說事實是蔣接晏報告後，說晏胡說，並將批語轉給張看，是為了把張穩住。此事有待進一步查考——筆者）……6
發生在西安事變前三個月的轟動一時的「豔晚事件」，表面看來，似乎是由於蔣介石的暫忍不發而未掀起大浪，實際問題並未解決，蔣介石恨透了張學良，他心想，你說省黨部不尊重你，可你這麼幹，又把我放在了什麼地方？你眼裡沒有領袖，也沒有中央。你身為中央常委，卻派兵查抄省黨部，試問，你又把黨紀國法置於何地？不過，現在我還不說什麼，我還要再看看，一旦騰出手來，我就會飛往西安，到那時，不是簡單地要同你張學良算這個舊帳，而是要徹底解決整個西北的問題，你小子再不給我老實點，到時別怪我蔣某人不留情面……
不過，說到這裡，有一點，似乎還應作點交代，這便是前面提到的邵力子，有人也許會問，他不是認為宋黎等人是共產黨，逮捕他們沒有錯嗎？怎麼事後在向蔣介石報告時又說了公道話，客觀上起到了保護張學良的作用，這不是有些矛盾嗎？實際是不矛盾的，邵是國民黨要員，與蔣介石有較深的歷史關係，讓他在那時反對蔣介石的命令，站出來保護宋黎，顯然是不現實的，他能在報告裡採取比較客觀的態度，併為張學良開脫，這已是很難得了。其實，邵力子是有進步傾向的，隨後不久還發生過這麼一件事，那是1937年，他已調離陝西，到南京出任國民黨的宣傳部長了。上任不久，就遇到許廣平自上海送《魯迅全集》書稿請中宣部審查。邵與他的秘書對此事都很支援，對書稿沒有詳細去看，只隨便瀏覽一下目錄，當即批准出版。許廣平和《魯迅全集》的編委們都很高興。可是邵力子卻因此遭到非議，南京的一些頑固分子諷刺他不是中宣部長，而是「魯迅宣傳部長」。邵力子讓秘書公開回答：他極願意任魯迅宣傳部長，只要把派令送來，他一定樂於接受，並保證兼職不兼薪……弄得頑固分子哭笑不得。7
「豔晚」事件後，特務分子的囂張氣焰有所收斂，張學良和楊虎城是不是鬆了口氣，認為就平安無事了呢？那也不是。他們並不輕鬆，因為他們都知道，委員長雖然來了個「高姿態」，可問題並未解決，蔣介石既然有了關於他們聯共抗日的口實，那就決不會輕饒他們。他們和國民黨最高當局的裂痕更為加深，他們的聯共抗日政策與蔣介石的反共方針是不可調和的，而且隨著形勢的發展，這一矛盾越發明朗而尖銳化了，從而揭開了西安事變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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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3汪鋒：《爭取十七路軍聯合抗日的談判經過》，載《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