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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第1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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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想得更多的還是眼前,比如如何才能實現自己的願望,如何才能使一意孤行的蔣介石悔悟的問題,勸諫,已經失敗了,罷免他,在當時的國民黨內還未形成這樣的條件,那究竟應該怎麼辦?特別是在他得知蔣介石將要親自來陝督戰的訊息後,他也進一步提高了警覺,並常同楊虎城在一起交談。天長日久,彼此消除了疑慮,談話也比較隨便了。有一次張學良先談到他對蔣氏的反共政策的不滿,表示決不再參與內戰,並就聯共抗日以及蔣到西安後可能產生的麻煩,徵求楊虎城的意見。

「你真的不顧一切,決定要堅決抗日嗎?」楊虎城對張學良的決心似乎多少還有點疑問。

「真的,這次我是再不能當那個‘不抵抗將軍’了,知恥而後勇嘛!」張學良果決地說。

「這就好,這就好啊!」楊虎城極表讚賞。但他隨即又調轉話鋒,說:「其實,丟掉東北是委員長下的命令,這個‘不抵抗將軍’的帽子,我看戴在他頭上才不大不小正合適呢!」

「唉,怎麼不是呢!張學良心情沉重地說:「也怪我那時年輕幼稚,聽了他的話,才造成這麼大的損失。但我覺得,問題的嚴重性是,直到現在他還不回頭,還熱衷於反共、打內戰,我們的願望不能實現,愛國人民都責備我們,我們究竟應該怎麼辦才好呢?虎城兄,你年紀比我大,經驗也比我豐富,我們今後應當怎麼辦,你還得多加指點啊!」

「啊,不敢當,不敢當。不過,關於我們今後的鬥爭方略,我倒是想過一下,只是,這……」楊虎城欲言又止,也許是還有些顧慮吧,但他看到的是張學良那熱誠、期待的目光,所以他略加思考,還是大膽地講了出來:「我的想法是等委員長來西安後,我們先耐心勸說,還是儘量用‘寇深國危,大敵當前,一致抗日,槍口對外’的精神去感化他,說服他,促其醒悟,此乃上策。如果他還是不聽,頑固到底,我們可以來它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你看如何?」

「啊,這……」張學良乍聽到楊虎城提出的這個十分尖銳的問題,不免有些驚訝,這來得太突然了。

「怎麼?你不贊成?」

「不,我考慮一下。」張學良看到楊虎城面現疑慮之色,似有些不悅,忙安慰他說:「不過,請放心,我不是那種出賣朋友的人,我們的談話是不會外傳的。這你相信嗎?」

楊虎城默默地點點頭。

短暫的沉默。

「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過了一會,張學良終於頗有同感地說,「你的意思是,我們儘量相勸,萬不得已時,也不排除將用非常行動使他脫離南京親日派的包圍,聽聽我們的救國主張,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楊虎城連聲說:「是啊,是啊,看看,這不是咱倆都想到一塊去了嗎?你剛才說要考慮,我還以為你不同意呢?」「哪裡,哪裡,」張學良說,「前些時在洛陽,我還勸過他,讓他‘俯納民情’,別學袁世凱,結果被他罵了一頓。蔣為人剛愎,不大能聽得進不同的意見,看來我們被逼上梁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虎城兄,我們肩上的擔子可真不輕啊!」

「是啊,看來較量是不可避免的。」楊虎城冷靜地說。但他看到兩人的觀點終於比較接近了,又甚感欣慰,所以言談中顯得決心很大:「這當然並非上策,我們也並不希望發生那樣的事,只是這年頭,腦子太簡單了,要吃虧的,我們不得不防著點。但不管發生什麼樣的事,有一點你放心,我聽你的,副司令你怎麼領導就怎麼辦,我是跟著副司令一路走的!」

「好,咱們一言為定,且看他們如何動作吧!」

張學良與楊虎城緊緊地握手,他們的心貼得更緊了。……6

我贊同這樣一種觀點,即張、楊兵諫,決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張、楊長期受到蔣介石的排斥,彼此早有矛盾,在西安事變前的一段時間,又對他們相煎甚急,所以都有反蔣之意,只不過沒有說破,直到張學良最後一次從洛陽回來,他們才終於相互交心,道破了天機。但究竟何時舉事,怎麼行動,卻又心中沒底。12月7日,張、蔣之間的激烈爭論和蔣介石的頑固不化的態度,使他們終於認識到,對蔣介石不能再存在什麼幻想了,舉行「兵諫」已是勢在必行,不能再猶豫了。但他們經過密商,認為事關重大,需要進一步摸一摸西安各界、特別是上層人物的動向,以便一旦舉事,也好區別對待,並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爭取的人,壯大聯合抗日的力量。所以,12月8日,楊虎城曾特地走訪了國民黨在陝西的黨政要人,如邵力子等。在他與邵力子談話時,邵力子不知是有意呢,還是無意,他竟出人意料談到自己的憂慮。楊問憂慮什麼?邵說:「我不是憂慮別的,而是憂慮可能演出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啊!」所謂「二二六事件」,是指日本的一些法西斯分子的叛亂。1936年2月26日,日本一些最富有侵略性和冒險性的軍事法西斯分子,由於不滿當時執政的保守派的政策,企圖取消議會政治,建立獨裁政府,以便更瘋狂地推行侵略政策,在東京發動了叛亂。他們襲擊許多內閣大臣,刺殺了藏相和教育總監。結果,暴亂雖被鎮壓,但從此政府中軍部勢力進一步加強,法西斯勢力也更加猖獗了。邵力子的這個比喻顯然是不恰當的,當時在中國也沒有這樣的事件發生。至於以後爆發的西安事變,那恰恰相反,它不但不是什麼叛亂,不是法西斯主義,而正是反對蔣介石的誤國政策,是反對蔣介石鎮壓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法西斯主義的,怎能與日本的「二二六事件」相提並論?不過,楊虎城聞聽此事,還是不禁一驚,連手裡正夾著的紙菸也掉在了地上,他還以為是他們準備進行兵諫的事已經洩漏了呢。實際這只是他的猜測,因為東北軍的下級官兵要求抗日,對國民黨當局早有不滿情緒,搞一個反法西斯的「二二六事件」也不是不可能的。至於張學良、楊虎城將要進行的驚天動地的事業,他們的兵諫計劃,邵實際並不知道。可是常言道: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楊虎城的誤解和虛驚雖然很快就打消了,但由此事他和張學良也深感責任重大,形勢緊迫,事不宜遲,若不當機立斷,一旦事洩,讓蔣介石聽到一點風聲,就會功敗垂成,悔之莫及。

這難道不是他們面臨的嚴峻的現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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