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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同昌（衛隊二營代理營長），還特別談了蔣孝先之死，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史實。他說：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深夜，衛二營營長孫銘九從西安到十里鋪向我說：「趕快集合部隊，到臨潼華清池扣蔣介石。」我立即集合了部隊。但因為兩輛大汽車夜間怕凍壞水箱，把水箱動水放掉了，這時沒有天明，找不到水，部隊上了車，不能開動，孫銘九營長帶第七連先走了。我和司機找來水，裝外水箱，帶第八連後行。就在這個當兒，從西安方面來一輛小汽車，因為我們的大汽車和部隊擋住了馬路，停下了。我上前一看，上邊坐著兩個人（加司機共三個人）。我問：「你們是哪裡的？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幹什麼？」中間一個人說：「我是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奉蔣委員長命令，到臨潼有要緊事。這一位是蔣和昌（也是蔣介石侄兒，當時擔任侍從室會計——編者注）。」即構出一張名片送給我。上邊印著兩個頭銜——一行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衛長，一行是憲兵第三團團長。下面三個字是蔣孝先。我看了以後說：「對不起，蔣團長！我們也是奉蔣委員長命令到臨潼有緊要事，車馬上就開。」我同蔣孝先說話以後就把營政治指導員張××（忘了名字）找來，我告訴他說：「這車上坐的是蔣孝先，你帶兩個士兵坐在蔣的車上，別讓他跑了，跟著我的車後邊走，扣完蔣介石再處理他。」我又領著張指導員和兩個手槍兵向蔣孝先說：「蔣團長，我們人多，車坐不下，叫三個人坐在你的車上。」這時，蔣孝先和蔣和昌面如土色，一聲也沒有吭。張指導員叫衛兵繳了他們的槍，以後就上了車。這時大汽車已上好水，我乘兵車先行，張指導員押著蔣孝先後邊跟著走。
我到華清池時，孫銘九帶著第七連王協一部已經衝進大門，正和蔣介石的衛士、憲兵交戰，我即加入了扣蔣的戰鬥。戰鬥結束時，我問張指導員：「蔣孝先在哪裡？」
張說：「你們加入戰鬥以後，因子彈亂飛，我們下汽車在山坡下隱蔽，蔣孝先突然拔腳逃跑，我把他抓了回來，看見劉（多荃）師長和另外幾個人，我們問怎麼辦？他們說，把蔣孝先交給他們，我把蔣交給他們以後，他們就把他打死在小花園裡了。17
這就是舉世矚目的臨潼扣蔣的事實真相，所引資料，大抵皆為當事人的耳聞目睹，而在許多關鍵場合，他們又都是扣蔣的實際執行者，所以這些材料的可靠性比較高，應該說是如實地反映了這一歷史事件的一些重要過節的。但也無可諱言，對此多年來人們看法並不一致，蔣介石本人的記述也有明顯的傾向性，如在他的《西安半月記》中，他驚慌失措、東躲西藏的情況一點也看不見了，倒成了鎮定自若、從容以對的英雄，據說在聽到槍聲後，他即知「此決非區域性之兵變，而為東北軍整個之叛亂，遂決計仍回轅再作計較。乃隻身疾行下山。」還有什麼「今日之事，爾有武器，我有正氣」等等。曾幾何時，不是槍聲一響，就嚇得連衣服都顧不得穿，奪路奔逃，何來的「決計回轅」？不是一聞槍聲，由於過於緊張，跳牆逃跑時摔傷了腰，是由衛士揹著上的驪山嗎？何來的「隻身疾行下山」？由此，使我不由得想起西安事變後，國民黨政府為「維護」「最高領袖」的尊嚴，併為蔣挽回點面子，曾把蔣介石後來離開西安的日子定為「民族復興節」，蔣介石在驪山藏身的虎畔石，取名為「民族復興石」，還在那附近修了個鋼筋水泥結構的亭子，名曰「民族復興亭」，又名「正氣亭」。全國解放後，人們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把紀念亭的名字改為「捉蔣亭」，現在改為「兵諫亭」。同時，也很自然使我聯想到當時南京當局所謂西安事變是「叛亂」、系受「反動派包圍」的說法，這都是顛倒是非的。蔣介石所說的「反動派」，實際是「革命派」，他的政治字典太陳舊了，要修改一下，將「反動派」改為「革命派」較為妥當。這是當年毛澤東同志說的。他談得很好。我想，同樣，對於所謂「正氣」云云，也只能從反面去看，因其源蓋出於蔣氏那過於陳舊的政治字典，這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不過，我也仍然認為，這些還是留給歷史學家去研究判斷吧，我們還是繼續講我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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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劉多荃：《扣蔣前夕》，見《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6年12月出版。
2魏基智：《蔣介石在華清池》，學術討論會論文，未刊稿。
3楊中州：《西安事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45汪瑢：《劉桂五扣蔣紀實》，見《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67栗又文：《西安事變與張學良將軍》，見《西安事變資料》（第二輯），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出版。
8張賢亮語，見《小說月報增刊》，百花文藝出版社1988年出版。
9引自《西安晚報》登載的有關張學良軼事。
1011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編：《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1216孫銘九：《臨潼扣蔣》，載《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