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蔣在十七日致何應欽停戰手諭中寫道：‘以近情觀察，中正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蔣的停戰令暫時制止了南京的軍事進攻。張、楊為和平解決事變的努力，初步取得了一些進展。
「在解決事變的過程中，張、楊既聽取其他政治勢力的建議，同時又保持其獨立自主的決定權，即使對中國共產黨的建議，也並非一切就言聽計從。這表現在事變後，孔祥熙企圖通過閻錫山把蔣介石移往太原，中共中央在12月21日給周恩來的電報說：‘對閻錫山遷蔣至山西辦法應表示可以考慮。’張學良對遷蔣至太原的意見表示反對，認為自己能捉蔣，也就能放蔣，不能讓閻錫山從中漁利。在何時放蔣問題上，張學良同周恩來和楊虎城的意見是不一致的。兩宋要求：蔣下令停戰撤兵後，即日回南京。對此要求，張學良表示同意，而周恩來和楊虎城表示允許再考慮……這種意見不和，也可能是張學良決定立即放蔣，只告訴楊虎城而不告訴周恩來的原因之一。這些行為都與張學良素來那種決斷，願意接受他人建議，但又決不受人支配的性格有關。……」5
筆者對西安事變缺乏深入研究，對上述論述不想妄加評論，不過，對這些觀點還是贊同的，並認為談得還是比較實際、中肯而又新穎的。歷史是不斷發展的，時代也在不斷地前進，我們的文化思想和學術研究也要發展，要創新，因此就應當「通過歷史的反思，通過社會迷宮進入到歷史表象的背後，按照事物運動的一般規律和一果多因，合力作用的原理，從全方位來對促成事變和平解決的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相互作用」，作些新的實質性的探索。
當然，話又說了回來，這樣說是不是又忽視了其他社會政治力量，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協助和調解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有力作用呢？當然不是。事變發動後，首先向中共電告事變訊息，並邀請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團來西安共商救國大計的是張、楊二將軍，而紅軍代表團的到達則是對張、楊兩將軍的一個有力的支援，同時也使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力量進一步增強了。因為「當時東北軍、西北軍幹部中對於蔣介石的處置問題並不一致。不少感情衝動之少壯軍人，恨不得立即處死蔣介石而後快。這種力量和思潮，對於張學良堅持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是一極大的不利因素。中共代表團到達後立即開展了對內部統一思想的工作。由於中共過去的特殊地位，與蔣介石有血海深仇的歷史，以此來做這些少壯派的思想工作，所收到的效果是張、楊的命令所不能達到的……當張學良將軍扣留在南京後，西安方面群情激憤，主張以武力對付南京的主戰空氣頓時高漲。為了挽救已造成的和平局面不致破壞，使和平最終實現，中共在通電南京，要求停止進軍的同時，調紅軍協助東北、西北軍準備防禦，並且勸兩軍將領要冷靜對待……應德田、孫銘九製造了殺死王以哲的二、二事件後（筆者按：「二、二事件」係指張送蔣回南京後，東北軍群龍無首，少壯派為營救張出險，不惜與南京一戰。一些老派將領主張通過談判救張，認為只要東北軍和「三位一體」緊密團結，張是可以回陝的，反對武力救張。應德田、孫銘九等認為王以哲、何柱國是「投降」，是「出賣副司令」，於二月二日上午派衛隊營連長於文俊帶領部隊殺害了王以哲，又派人去殺何柱國。當時，何避入楊虎城公館，少壯派帶兵追捕，楊加以制止，何始得脫險。但王以哲副官宋學禮、總部參謀處長徐方、交通處長蔣斌等則亦於當天被殺害。），繆澂流、劉多荃決定回兵包圍西安，消滅主戰派，因此東北軍內部，自相殘殺的危局迫在眉睫。周恩來等同志，不顧個人安危，竭盡全力調解東北軍內部的矛盾，把製造二·二事件的主戰派主要人物，轉移到紅軍中去，這樣就使一場即將爆發的自相殘殺內戰得以消彌，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成果得以鞏固。」5
周恩來和中國共產黨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卓越貢獻，向為世人所稱道，讀了上面有關評述，我們對此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毛澤東同志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對「三位一體」特別是中共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重要作用，也曾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過：「蔣介石之所以能夠安然離開西安，除西安事變的領導者張、楊二將軍之外，共產黨的調停，實與有力。」
當然，正如前面提到的，宋子文、宋美齡等人的斡旋，特別是由於他們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們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所作的努力，也是應予肯定的。宋美齡說，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端納奠了基，宋子文樹了柱壁，她自己上了梁，蓋了頂。若單從國民黨一方面來說，也無不可；但若是從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三方來說，那當然就言不符實了。照她這樣說，張、楊二將軍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主導作用應該怎麼看？共產黨的有力的調停又放在什麼位置上？將這些完全抹煞，顯然是不適當的。
至於端納的出使西安，並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起了一些積極作用，這與他和張、蔣均有私交、是雙方都易於接受的人固然有關，同時與他本人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進步傾向也有關係。端納是英籍澳大利亞人，生於1875年。「一九○五年他由香港到廣州採訪兩廣總督岑春煊時，被岑聘為名譽顧問。從此端納在中國大陸得有門徑，奠定了日後工作的基礎。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後，端納曾參與起草臨時政府對外宣言，並被任命為‘外交秘書和顧問’。……
「一九一五年日本向袁世凱北洋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並威脅如‘秘密洩露出去，日本當斷然採取行動’。端納從袁世凱的政治顧問、英人莫理遜處得到原文譯本，他立即將其發表，引起各國注意。可以說端納是當時第一個揭露日本對華二十一條的報人。……
「一九二八年，張作霖退往關外，被日本關東軍炸死後，端納經羅文幹介紹由北京赴瀋陽謁見張學良。經數次晤談後，他感到張學良‘坦白直爽，胸懷大志，是位了不起的人才’，願為張效勞，成了張的顧問，兩人關係的發展，竟密切到‘沒有一個詞可以來形容’的地步。一九二八年冬，端納還積極支援張學良易幟，維護全國統一。……
「一九三三年蔣介石發起了以封建的四維八德禁錮人們的言行的所謂新生活運動，宋美齡為宣傳這一運動，請端納幫助她處理信件、報告，張學良開始不想輕易地割愛，只答應端納為蔣介石夫婦工作六個月，但最後端納還是成為蔣氏夫婦的私人顧問。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訊息傳來，南京陷入一片‘騷亂’，宋美齡決定派端納立即前往西安，瞭解真相，傳遞資訊，溝通關係，並尋找和平解決的途徑。端納對西安之行，也認為‘義不容辭’，且具有‘信心’。十二月十四日下午，端納到達西安，弄明瞭真相，溝通了關係，勸說蔣、張，使兩人之間的僵持和對立得到緩和。宋美齡把端納的西安之行，比喻為事變後發現的‘第一次希望的曙光’。」7
是的，端納是西安事變後南京宋美齡為救蔣最早派出的使者。這個任務要說難也難，要說不難也不難。為什麼？這是明擺著的。之所以說難，是因為那時南京主戰派正調兵西進，交通受阻，音訊中斷，在完全不明真相事先也毫無聯絡的情況下，單身一人去西安，當然是要冒點風險的；之所以又說也不難，那主要是因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只要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放他回南京，是張、楊兩將軍和紅軍代表團的既定決策，所以只要蔣氏有誠意，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完全可以實現的。端納精明，12月14日下午4時許，當他乘一架飛機飛臨西安上空時，他沒有冒然降落，而是先繞城盤旋，作欲降落姿態，以避懷疑。是的，最初人們是有點擔心的，主要是怕它丟炸彈。但看它飛得比較慢，又總是在機場上空兜圈子，象是想降落又不敢降落，也許是有什麼要事要辦吧，所以沒有向它開槍開炮，而是嚴密地監視著，要看它葫蘆裡究竟賣的是什麼藥。後來，它終於拋下來一個擲信筒，說明他是受宋美齡委託來見少帥的，如少帥願意見他，請在飛機場燒一堆煙火。
張學良同意見他，命令點菸火。使他終於走進古城西安。
那時，他帶有宋美齡的兩封信，一封是給張學良的，信中是請求放蔣。另一封是給蔣介石的，據申伯純談，信的大意是：［奇書電子書-］
「你的脾氣不好，你心中的話總不肯好好地說給部下聽，同時你也不能好好地傾聽你部下的意見。這種情形，我一直是很擔心的。因此，你每次外出，我總是常常陪同你一起去。這次航空協會在上海開會，我不能不去參加，所以沒能同你一起到陝西來，想不到就在這一次出了事情！東北軍都是亡省亡家的人，他們同情抗日，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應該把你心裡的話告訴他們，對他們的抗日情緒應該很好地加以安慰。可是你不這樣做，所以激出事情來了。我現在託端納先生冒險去看你，望你為國家為民族保重身體。在可能和必要的時候，我願意親自去西安一趟。最後告訴你一句話：
南京的情形是戲中有戲（暗指何應欽的陰謀）。」8宋美齡講的是心裡話，倒還是道出一點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