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所說南京是「戲中有戲」問題，近幾年已有人提出異議；有的甚至還談到，在原信的影印件中沒有這句話。真相究竟如何，尚待繼續查考。
「張和端納晤談時，首先告以蔣的安全情形，接著說明他對蔣並無惡意，只要蔣能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他們（張、楊）還要擁護他作領袖。端納表示同意張的主張，並願竭力去說服蔣。他又將請蔣搬家被蔣誤會的情形告訴端納，請端納在見蔣時幫助解釋，勸蔣搬家。端納也答應了。
「當晚，張陪端納一起去見蔣介石……端納說：‘我這次是受蔣夫人的委託而來的。同張漢卿將軍談話以後，我首先向蔣先生告慰，就是張將軍對蔣先生並無惡意，只是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只要蔣先生答應這個要求，張楊兩將軍還要竭誠擁護您做領袖。我認為這個主張不僅是張楊兩將軍的主張，也是全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許多西洋人（暗指英美）也贊成。蔣先生若能接受這個主張，今後將變為這樣大大的偉人（說著舉起手高高地比劃著），要是不接受這個主張，今天將變為這樣小小的人（也俯著身子用手在地下比劃著）。國家和蔣先生個人的安危榮辱就係於蔣先生個人心思的一轉。」蔣介石在這幾天當中本已逐漸瞭解張楊對他的真實意圖所在，同時也知道自己的生命並沒有什麼危險，現在既聽了端納這一段話，又看到了宋美齡的信，他的態度轉變了。於是，他面露笑容，‘啊！啊！’連聲，似乎很有所感動的樣子。
「端納見蔣的態度已有轉變，就趁勢提出，請他搬到一個更安全、更舒適的地方去住。蔣至此才瞭解請他搬家是出於好意，便欣然答應了。張便馬上和端納一起陪著蔣由新城大樓搬到了金家巷高桂滋公館。」9
由上面的這些記載看，端納的西安之行，以及他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積極作用，是明顯的。後來蔣介石違背諾言，扣押了送他回南京的張學良，端納勸阻，也不起作用，使他對蔣的信任發生動搖，這也都是事實。但有的說，他因此就與蔣氏鬧翻，並憤然離開了中國，則不夠確切。不錯，端納最終是結束了他在中國的政治生涯的，只是這不是在西安事變後不久發生的，而是在幾年以後：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由於端納營救蔣介石有功，南京國民政府頒授他大綬採玉勳章一座，此後，端納仍追隨蔣介石夫婦，在官邸辦事。
端納於一九四零年離開中國。他為什麼會離開長期工作、生活過的中國呢？主要原因是：第一，他是西安事變中營救蔣介石的和事佬，他感到有責任要求蔣介石恢復張學良的自由，便經常向蔣介石嘀咕此事，為此，蔣「非常討厭」他，日益和他疏遠。第二，端納對宋美齡的「近親」大發國難財的劣跡很不滿，他「呼籲蔣夫人加以抑制」，宋美齡卻對他大發雷霆：「端納你可以批評中國政府或別的任何事情，但是有些人連你也不能批評的。」
端納聽了火冒三丈，於是不辭而別，搭乘飛機去香港，「從而結束了他在中國的一段彪炳的生涯」。
端納離開中國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菲律賓陷落時，他適在菲律賓，被日軍囚禁，直到一九四五年初，麥克阿瑟收復菲律賓，他才獲得釋放。因久系囹圄，身患疾病，在體養時又發現已患肺癌，他致電宋美齡請求幫助。蔣夫人為他安排了一架水上飛機，送他到美國檀香山海軍醫院治療。後來病勢轉危，端納被送到上海虹橋醫院，於一九四六年病故，終年七十一歲。10
這是後話。下面我們仍接著前面談到的端納在西安的情況繼續介紹。端納原計劃15日下午飛洛陽，然後再於次日晨飛南京，後因天氣不好，飛機受阻，改以電話向宋美齡報告見蔣經過。宋美齡甚慰，救蔣出險之心更切，經與孔祥熙等人商定，再由宋子文去西安。宋子文到西安後，張學良、周恩來都曾會見了他。他也與張學良一齊去見蔣。「蔣介石沒想到宋子文來，情緒激動。看到宋美齡信上有：‘如子文三日內不回京，則必來與君共生死，’蔣介石哭了。蔣說只有加緊軍事進攻才能脫險，並把進軍方略單獨告訴了宋子文。」11
二次飛往西安準備參加談判的宋子文、宋美齡（她是第一次來西安）、端納、蔣鼎文等是12月22日同機來陝的。據說，此番來陝，「宋美齡帶來了許多吃的用的東西，還替蔣介石帶來一付假牙。宋美齡先向張說：‘漢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檢查。’張回答說：‘夫人請便，我不敢檢查’……」12宋氏兄妹到達西安的當天，就在雙方的私下會晤中，交換了有關如何談判的看法。當時，張、楊、周提出，一切從大局出發，以八項主張為基礎進行談判。蔣介石雖然也贊成和談，但卻說他不能直接參加談判，而由宋氏兄妹作為代表出席會議；另外，談判達成的協議，他不簽字，但他將以「領袖人格」來擔保實現。他想用這種既可達到談判目的，又不一定完全遵守達成的協議，還可保持「名節」，不會被誰抓住把柄的策略來應付一番，可謂用心良苦。
12月28日，毛澤東發表《關於蔣介石宣告的宣告》批評蔣氏12月26日宣告（即所謂《離陝前對張楊的訓詞》），指出此訓詞含糊曲折，實為「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章」，其實，蔣氏在三方會談之初的這些表現，不也曲曲折折，很不乾脆嗎？
但張、楊、周以團結抗日和國家民族利益為重，不拘細節，仍決定與宋氏兄妹談判。
三方面（張、楊為一方，周為一方，宋氏兄妹為一方）的正式談判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在西安金家巷（今稱建國路）張公館西樓（當年張將軍就住在這座樓的三樓上）二樓進門左邊的會客室裡舉行的。
這個會客、有時也用作開會的客廳，並不很大，估計也只有平常的兩個房間那麼大，但卻窗明几淨，樸素淡雅。屋內正面牆壁上有一個滴達作響的掛鐘，下面兩個屋角處，各置一個高高的棕色花架，上面擺著盆花。屋內三方靠牆處整齊地放著蒙有米色沙發罩的單人和雙人沙發，前面有精緻的茶几。張學良常在這裡會見各方人士，十二月十一日張學良向部分高階將領宣佈對蔣介石實行兵諫的會議也是在這裡召開的。
當然，能夠取得一些初步的諒解，並願意心平氣和地坐下來談判，也並不是容易的，張、楊、周，特別是周恩來曾做了不少工作，這一方面是他（當然，也包括博古、葉劍英等）要做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軍官和士兵的工作，因為他們有很多人主張殺蔣，或要求將蔣交人民公審，認為同他沒有什麼好談的。「甚至準備鬧事，說什麼：‘不能由共產黨處理這件事，不能說放就放。’」（房成祥：《西安事變史話》）周恩來根據黨中央制定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與政策，不顧個人安危，「隻身到那些全副武裝的軍官中去」，做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指出：「‘這次事變是一件震驚中外的大事，但是這跟革命戰爭和群眾暴動不同。現在的蔣介石，既不同於十月革命後被群眾打倒的沙皇尼古拉，又不同於滑鐵盧戰役後被俘的拿破崙。這次捉蔣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備，他的實力原封不動地保留在那裡。從各方面考慮，特別是從團結抗日出發，對蔣介石的處理極需慎重……當前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居於次要地位，階級鬥爭必須服從民族鬥爭。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獨佔中國的侵略行動，與英、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這就使英、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蔣介石有抗日的可能；由於全國人民怒潮的高漲，特別是西安事變扣押了蔣介石，使蔣介石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為了全民族的利益，我們共產黨不記舊惡；只要蔣介石答應抗日，就應該和平解決，釋放蔣介石。’還說：‘自「九·一八」以來，蔣介石不聽國人呼籲，一心打內戰，在國難嚴重的今天，還要來西安佈置內戰。大家要求殺他，可以理解，不算過分。但是，殺了他，內戰會停止下來嗎？抗日的目的能達到嗎？現在親日派正唯恐我們不殺蔣，我們不能做有利於敵人的事情啊！……’周恩來同志循循善誘，使他們如同撥開重重迷霧見到青天。有個軍官激動地說：‘要講仇恨，是共產黨最恨蔣介石。不講多的，光十年內戰，殺了多少共產黨員？可真是血海深仇啊！但共產黨顧全大局，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大公無私，以德報怨，真令兄弟敬佩。’他向周恩來同志行了個軍禮，表示贊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對周恩來同志的尊敬。」（引文出處同前）……另方面，周恩來也積極地做上層人士、甚至宋氏兄妹的工作。如宋子文初來西安時，沒料到周恩來已經到了西安，因而顧慮重重，認為他一來「事情就難辦了」，更不敢與他見面，怕何應欽抓他的把柄，但經周恩來通過郭增凱（原在西安，是因《活路》事件被誤捕押往南京又獲釋並隨同宋子文前來西安的）向宋轉達意見，闡述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使宋大感意外，心悅誠服，後來回到南京，「到處宣揚蔣介石在西安很安全，讚美周恩來，說：‘南京有誰能承擔這樣的風險營救蔣介石？相反，還有人要轟炸。」（劉鼎：《談西安事變》終於促使南京國民政府同意宋美齡、宋子文等來西安談判。就是在談判期間，周恩來也始終懷著高度的政治責任感，不忘繼續做各方面人士的工作，如他與宋美齡也曾作了兩次長談：「第一次，周首先說明中共沒有參與兵諫，並闡明中共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