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良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作事一人當，我所作的事，我自當之。我豈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嗎？」
學良侃侃而談。他問我：「我有一句話，請教審判長，可以嗎？」
我說：「當然可以。」
學良說：「民國二年，審判長在江西起義討伐袁世凱，有這回事嗎？」
我說：「是的。」
學良說：「審判長在江西起義討伐袁世凱，為的是反對袁世凱的專制與稱帝，對嗎？」
我說：「是的。」
學良理直氣壯地說：「我在西安的行動，為的是諫止中央的獨斷專行……」
沒等學良講完，我斥責他：「胡說！那袁世凱怎能與蔣委員長相提並論？你在西安搞事變，是自尋末路，怎能歸罪於誰？」審判官見我越說越火，勸我稍休息一下。
朱、鹿兩審判官陪我同至休息室。休息片刻，復回法庭，繼續審訊。
我勸告張學良：「你在西安做的事，應據實供出，否則對你不利。」鹿鍾麟亦對學良說：「審判長待人誠懇寬厚，漢卿幸勿失此良機。」學良唯唯。我接著對學良說：
「你是否受外黨的播弄？不然何以糊塗至此。望你抓緊時機，從速實告，不然求一生路亦不可能。機不可失，君其毋悔！」學良據實陳述，遂定讞。11
隨後的情況，據鹿鍾麟回憶說：「進行至此，遂宣告結案，書記官將記錄呈李，李閱後對張說：‘今天你所招供的話，都記錄下來了。現在給你看一下，其中若有錯誤之處，可提出更正，如無錯誤，即簽字繳回。’李把記錄遞給張，張看完對李說：‘沒有錯誤的地方，無須更正。’張簽字後繳回。李將記錄簽署並交由全體會審人員傳閱分別簽署後，便送請蔣介石核示。計算時間，恐尚未寓目，蔣即把軍事委員會軍法處根據此授意預為擬好的判決書發下，命令宣佈判決。」12判決書是以顛倒是非的所謂「首謀夥黨，對於上官暴行脅迫」罪，判處張學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為掩人耳目，蔣介石在宣佈判決書的當天下午，即向國民政府送交了為張學良請求「特赦」的呈文，以所謂「當今國事多艱，扶危定傾，需材孔亟，該員年富力強，久經行陣，經此大錯，宜生徹悟，倘復加以銜勒，猶冀能有補裨，似未可遽令廢棄，不為開善向上之路」為由，請求「將該員應得罪行予以赦免，並責令戴罪圖功，努力自贖，藉瞻後效，而示逾格之寬仁」。13
隨後，國民政府經過一翻密商，釋出瞭如下的命令：「張學良所處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14
這個決定很奇怪，既是罪大判了刑，照理要服一段刑，如確有好的表現時，再考慮減刑或赦免。而對張學良卻不是這樣的，無罪硬要重判，服刑還未開始，又宣佈赦免，既是赦免，就該放人呀，然而人不放，卻又聲稱，對張學良「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人還是不能放，還是得坐牢，而且是沒有止期的。值得注意的是，對待這個所謂案件，他們不用法律術語，而是用管束這類帶有規勸性質、並有很大伸縮性的語言，是有它的特殊用意的。因為蔣氏之所以定要扣張，顯系由於張在西安對他的冒犯，使他耿耿於懷，這，很清楚，是屬於個人恩怨，明知欠妥，要改也難，所以他不能放他走；但更主要的，則還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當時如何處置張學良，對蔣介石來說，可以有三種選擇：一是實踐在西安的允諾，在張抵達南京後待之以禮，讓張返回西安；即或為了挽回面子，將張交付審判，也可宣佈赦免釋放，調張至抗日前線殺敵立功‘贖罪’，這對蔣介石來說，當然是不可取的。他既不願張再自由自在，為所欲為；更害怕張的政治影響和軍事實力，不敢恢復張的自由……二是乾脆對張置之死地，處以極刑，乘此機會，剪除異己，以消除對自己的一個威脅。這樣做簡便易行，稱心如意，但蔣介石懾於張的政治影響和當時的社會輿論，他不敢貿然行事。因此，縱和殺的辦法都是蔣介石所不敢的。那麼只有第三種方案，即不放也不殺，表面上實行‘保護’，對張長期囚禁，實則終身剝奪其自由，這等於在政治上判處了張的死刑。這樣做蔣介石既不用承擔國人對懲張之指責，又可獲寬大為懷的美譽，在政治上又達到了他排除異己的目的。」15而自此以後，張學良不就正是在這個不明不白的所謂「管束」的名義下被長期軟禁，至今已歷五十多個春秋，而仍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嗎？
啊，這是怎樣的世界呢！？有時我常常這樣想。有些朋友對此不大理解，在一起時也常常議論這個問題，總覺得，一向標榜革命，民主、自由的口號也整天掛在嘴上的有關當局，怎麼總是言行不一，怎麼總是說得好聽，做的又完全是另外一套呢？後來，仔細想想，特別是回過頭去，看看它的過去，也就不以為奇了。「國民黨是曾有過它的輝煌年代的，蔣介石也有一段很光榮的歷史，當其追隨總理，從事革命的時候，全國人士都很敬仰他，那時我國的革命，大有成功之望了。乃不幸得很，革命勢力剛一發展，而蔣委員長的意志就很模糊；更以宵小的包圍，政客的慫恿，一個偉大的革命者便為一個反革命了！這不是我們有意破壞蔣委員長的人格，只要開啟總理遺囑一看，與蔣委員長近年來的一切言行對照對照，便可一目瞭然。蔣委員長最大的錯誤，就是忘記了總理的偉大，而迷信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猖狂，忽略了民眾的要求，而崇拜個人的功利。所以近幾年來，我國政府革命的聲浪，微弱而至於無聞了！結果，不絕如縷的內戰，無時無之，無地無之；尤以‘九·一八’的國難之所以發生，及以後之所以喪失幾省地盤，遭盡無窮屈辱。蔣委員長剛愎自用，以致處處失策，不能不負著這個重大的責任！」16這也就是說，自從國民黨喪失了象孫中山、廖仲凱這樣一些優秀的領導人，實際上背離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國民黨就開始走下坡路了，張學良一案，不過是其中一例而已。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儘管由於多行不義，元氣大傷，而不得不一再吞食一些顯然是咎由自取的苦果，可是它並沒有驚醒，並沒有很好地吸取教訓，不僅二十年代後期和三十、四十年代是這樣，以後也未見有多大的好轉，五十年代在臺灣發生的吳國楨（歷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漢口市長、重慶市長、上海市長、臺灣省主席等要職）事件，孫立人（國民黨高階將領，曾任第四綏靖區長官兼長春警備司令、臺灣編練司令等職）兵變，以及雷震（臺灣《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與《自由中國》案，也是一些很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