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不是一開始就形成的，在他開國的初期，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他注意恢復和發展生產，減免賦役，休養生息，做過一些好事。但後來為防止叛亂，防止有人反對他，他也推行嚴刑峻法，甚至不惜以特務手段對下面的官員進行監視，任意猜疑、誅殺，搞得人人自危。據說，有一次朱元璋差遣「畫工」窺視國子監祭酒宋納，暗中把他的表情畫下來，畫面上表情很冷漠，「有怒色」，這就不得了啦。第二天，宋納進宮，朱元璋即以此事動問，令其說明發怒的原因，宋說是有個監生摔倒了，不小心打壞了茶器，這才算過了關。4特別是到了朱元璋的晚年，他更是殺人成癖，最後竟連兩個德高望重的開國元勳右承相徐達、左承相李善長也都賜死。古代帝王的殘暴、專橫，常常是刑訊「殺人而不麗於法」，朝野臣民，只要「一入獄門，十九便無生理」的野蠻陋習是何等令人髮指！另外，象東林黨是怎麼發展起來的？在當時起了什麼作用？魏忠賢為什麼要設立特務機構——東廠，他們對東林黨的殘酷鎮壓和對窮苦百姓的敲骨吸髓的剝削，又是怎樣加劇了當時的社會矛盾和明王朝的滅亡，等等，都使他以古鑑今，感慨良深。
張學良由於長期離群索居，很少與外界接觸，生活實在單調寂寞，所以為了排解胸中的鬱悶，他儘量培養自己多方面的愛好，如他除了讀書外，也注意鍛鍊身體。他喜歡登山、散步，有時也愛打網球。後來年歲大了，跑不動了，則又喜歡起養花來。他在自己的庭院裡養了很多的花，並愛養蘭花，特別喜歡養君子蘭。君子蘭，過去一般人不大注意，但這些年養它的人越來越多了。記得前幾年在報上看到過一篇題為《瘋狂的君子蘭》的文章，是講某些人把它作為商品，高價出售的，這當然不可取。實際作為一種具有很高的觀賞價值的花卉來說，它是很有些不同凡俗的獨特風格的。這種花，「在植物分類學上為石蒜科，屬多年生草本花卉，原產於非洲南部的山地森林中，從發現至今只有160多年曆史。1870年前後由歐洲傳到日本。本世紀初葉傳到我國。君子蘭也叫達牡丹，它葉闊，花型團聚，姿態端方，四季常青，翠綠喜人。花、果、葉均妙不可言，‘四季觀葉，一季觀花，三季觀果’，是它有別於其它花卉之處。君子蘭生命力極強，適應性廣泛，不論南北方都能養活，是具有置於寒舍不卑微，尊於殿堂不自微的君子之風花。美化環境，陶冶性情，使它特別受人們的青睞。此花還有一定的藥用價值，在治療多重病和人體保健方面多有療效。」這就難怪張學良對此花格外喜愛了。他不僅欣賞，還親自栽培。他培育的君子蘭長勢好、品種多，真是爭奇鬥豔，美不勝收。他常常獨自站在自己親手培育的散發著陣陣幽香的豔麗多姿的蘭花前，默默凝視，輕聲吟詠：
芳名譽四海，
落戶到萬家。
葉立含正氣，
花妍不浮華。
常綠鬥嚴冬，
含笑度盛夏。
花中真君子，
風姿實高雅。
這詩是他的一位友人寫給他的，他頗讚賞。對於養蘭花，他認為「是一種享受。譬如澆水、施肥、移動花的位置、適度的陰涼和適度的陽光……」還說：「蘭是花中的君子，其香也淡，其姿也雅，正因為如此，我覺得蘭的境界幽遠，不但我喜歡，內人也喜歡。」人們常說，詩言志，養花則可陶冶性情。張學良對詩與蘭花的偏愛，不也表現了一種潔身自好的高尚情操嗎？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時代不同了，臺灣不是世外桃園，張學良也不是那位怡然自樂的陶淵明，他的生活雖然是寧靜的，但卻也非常孤寂，他精神憂鬱，晚境淒涼，以致過早地脫髮禿頂，眼矇耳聾，健康狀況已不大如以前了。在心理上、精神上也有些變化。年歲大了，書也不大想看了，卻信奉起基督教來，他熟讀「新舊約」，意欲皈依基督，尋求新的精神寄託。這樣做，開始也不大習慣，但時間長了，竟也成了自自然然的事，他不光是讀《聖經》，也進行研究，還是美國一家研究聖事的學院的「函授生」呢。到了星期日，就下山到士林的一家小教堂去做禮拜。他偶爾也在街上走一走，但由於他的照片很少見報，走在臺北街頭，幾乎沒有人會認識他，在臺灣他實際已成為一個被人遺忘的風燭殘年的老人。
趙四小姐也變了。在年輕時，她是一個婀娜多姿、俏麗嫵媚的女子，以賢淑文靜、才貌出眾聞名於世。但自從張學良被幽囚，而她作為被特許的陪伴家屬來到他的身邊後，她總是衣著樸素，幾乎洗盡鉛華，含辛茹苦地盡心盡力地照顧、安慰張學良，可以說是體貼入微，十分周到。張學良一度致力於明史研究，準備將來靠教書為生，趙四小姐就博採兼收有關資料，幫他寫札記。她原本是不信教的，但看到張學良對宗教發生了興趣，她就陪他進教堂，時間長了，自己也成了耶穌的忠實信徒。
宗教，它與其它的信仰似乎還有某種特別之處，這便是它的不尋常的誘惑力，一個人一旦投身其間，耳濡目染，就會變，甚至往往會象著了魔、入了迷似的，對它執著追求，篤信不已，至於它所宣揚的東西，究竟是真是假，對或不對，科學不科學，是不是合乎實際，那是很少去想它的，也決不產生任何懷疑。就說耶穌吧，這是基督教至高無上的權威，是大慈大悲的救世主，何止神乎其神，他本身就是神的化身啊！對他誰會有一點懷疑呢？實際歷史上是否確有其人其事，並無定評，他是個象謎一樣的神秘人物。是的，也正如有的同志談到的《新約》最早的《啟示錄》中曾提到他的名字，但並無生平事蹟材料，其他有關他的家世和生卒年月的說法也往往相互矛盾；至於他的慘死等情況很可能是後人虛構的，因為古羅馬政府的檔案和其它史書中均沒有這方面的文字記載……至於那些各種各樣的福音書和聖經，不能說全無道理、但也有不少確實是高深莫測，使人不知所云的。可是它對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來說，卻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其美妙和吸引力之大，是無與倫比的。
如何看待宗教，這不是題中應有之義。既然提到了，我倒認為有兩點是要注意的，這便是：信仰自由，不鼓吹，不宣揚，也不干涉，這是一個方面；瞭解、認識和研究宗教的特點及本質，給於它一個科學的正確的概念，對它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認識，也是不可忽視的一環。郭海波認為，應該這樣界定宗教的本質：宗教就是感到不能支配自己命運的人對異己力量所做的神聖化的、顛倒的反映。這裡，產生宗教觀念的主體是感到不能支配自己命運的人；反映物件是異己力量；反映特徵是神聖化的、顛倒的。這是構成宗教這一事物的三個基本要素，缺一不可。5
張學良原本是不信教的，年輕時雖然加入過基督教青年會，但那時間不長，而且那時的的基督教青年會主要是開展一些社會活動，並不是個純粹的宗教團體；加之後來戎馬生涯，四處奔波，對此早已興味索然。晚年由於苦悶孤寂，覺得象「安貧樂道」「心正手潔」之類的教義，使他那倍受摧殘的心靈可以得到某種慰藉，似乎精神上也有了一種寄託，所以他信教了。參與聖事活動一多，自然也不免受些影響，以致認為自己的心情「如保羅在腓力比書三章八節所說的：‘我為他已丟棄萬世，看作糞土。’十四節又說：‘忘記背後，努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耶穌基督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這是否真如報章所說，是將軍的「肺腑」之言，筆者無從考證。不過，有一點似乎是不容懷疑的，這就是，歲月無情，加之長期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到了晚年，他的心境更加空虛、淒涼，後來甚至竟對自己的婚事也忽生異想，萌發了一種古怪的念頭。原來，據說基督徒是嚴格遵循一夫一妻制的，這使他頗感為難。有人看到趙四小姐這樣與他患難與共，默默地為他奉獻了自己的一切，便勸他與趙四小姐結為伉儷，而對於與他長期分離的夫人于鳳至只好脫離夫妻關係。但他和趙四小姐都不忍心這樣做，認為這太對不住這位好心的大姐了。可是要二者得兼，又與教規相違，這該怎麼辦？張學良苦惱、焦躁，他多麼想能找到一個妥善的解脫的辦法啊！可是他左思右想，仍十分為難，以致愁得病倒了。幸而，從1940年就因病僑居國外的于鳳至，是個深明大義的人，當她得知丈夫的心病後，雖然如雷擊頂，難捨難分，但她冷靜下來後，還是致信張學良，說明自己由於患病，未能盡到妻子之責，多年來照顧丈夫生活的責任全由趙四小姐擔負了。這些年她代她陪伴漢卿，吃了不少苦，理當得到法律承認；再說趙四小姐溫柔敦厚，愛情堅貞，做漢卿的妻子是當之無愧的，所以她同意與張脫離夫妻關係，以使他們永結百年之好。
問題以意想不到的互諒互讓和豁達大度的方式順利解決了。
1964年7月4日，在一個天氣異常晴朗的日子，64歲的張學良與51歲的趙四小姐，在臺北杭州南路一位美籍牧師的家裡，按照著嚴格的宗教儀式，舉行了一個有身穿黑色寬大長袍的牧師來主持的簡樸的婚禮。
依照宗教儀式由牧師主持婚禮，看起來好象也簡單，只是這場面在當今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很少看到了。然而，在解放前，以及現在的香港、臺灣和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比較多的國家，還是屢見不鮮的，但是不是毫無約束，只要本人要求，都可用這種方式舉行婚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