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遲小牧最近忙些什麼，一打電話就佔線。林大勇更是見不到影兒，楊娜每天上班。小區裡靜極了。我著實感覺到了什麼是寂寞。
冬天來了，臨窗而立，悠揚的雪花宛如音樂和風飄蕩。我的思緒也隨著雪花的飛舞而跳躍。我在想，即使我富有漫天潔白，若無愛的一絲愁緒，我仍覺寂寞。寂寞的人並不缺少愛，而是缺少溝通。我現在是不屑與人溝通，或者說，沒有資格與人溝通。還是寂寞一段好，可以讓自己的思緒沉澱下來。這麼一想便少了許多浮躁。
星期六上午，我給遲小牧打電話：「小牧，中午一起坐坐吧。」
「不行，我正陪女兒逛野生動物園呢：難得陪女兒一次，不能掃孩子的興。明天吧，明天我請客。雷默，下一步想幹點啥？」
「英傑讓我寫小說。」
「雷默，太好了，我早就希望你寫小說，就你那文筆和才氣，寫書準行。不過，別忘了把我寫進去，一旦哪天我死了，活著的人看了書還會對我有個念想兒。」遲小牧笑著說。
「小牧，你這烏鴉嘴，好端端地咒自己幹什麼？」我很生氣地責怪道。
「好了，不跟你嘮了，我要陪女兒了。明天見！」遲小牧嘿嘿地笑著說。
遲小牧結束通話電話，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對遲小牧說要寫小說，其實寫什麼心裡根本沒有數，也許只是個心理安慰。本想和醜兒探討一下，可她卻一直關機。也不知她是否從上海去了北京。
此時的我深深體會到政治有時宛如陰風苦雨，它無孔不入地吹入個人生活，甚至可以摧毀人的一生。命運如果是一隻淪落在雞窩裡的鷹，人生還會有機會；命運如果就是一隻雞或鴨，那麼人生的意義只剩下扯淡了。我不知道我的命運是什麼，更看不清前行的方向，但我仍然有勇氣拆下肋骨點著當做火把照亮前方。
晚上，我和楊娜正吃飯，母親打來電話說，我父親剛才又抽了。母親很著急。總這樣也不是回事兒。我心裡又罩上一層陰影。我安慰了母親好一會兒，自己卻平息不下來。父親的腦膜瘤越長越大，看來不做手術是不行了。
父親一生精明，文化大革命時走「五七」，蹲牛棚、挨批鬥，多苦的日子都熬過來了。
「爸，文化大革命那麼複雜的政治環境，你是怎麼熬過來的？」有一次我問。
「那個時候有許多戰鬥隊，我哪個也不參加。一個戰鬥隊找我表態，對的，我就表態支援；不對的，我就不說話。另一個戰鬥隊找我，我也這樣做。」父親說這話時顯得有些詭譎。「如果兩個戰鬥隊同時找你怎麼辦？」我將軍地問。
「那我就溜！」父親毫不猶豫地說。
父親從小就喜歡看《三國演義》，我也喜歡看，而且很欣賞楊修的才華，為楊修的死鳴不平。父親常說：「聰明固然是好事，但決不能賣弄聰明。」現在看來，我能躲過「李張大案」這一劫，大多得益於父親。父親從小就教育我，兩個人過獨木橋時，都說自己有急事，爭著先過，結果誰也過不去，最後只能掉進河裡，你不如讓他先過，這樣兩個人就都過去了。每當想起這些事情，就更為父親難過。
第二天，遲小牧一直沒來電話。我心裡生氣，心想，這小子也變了，居然說話不算數。到傍晚的時候，我手機響了，我心想，遲小牧這小子還行，到飯食兒來電話了。
我一接電話傻了。
「是雷默嗎？」電話裡問。
「是。」我說。
「我們是市公安局刑警支隊，我是探長盧志。我們支隊長肖劍請你來一下。」
我的心格登一下，心想，肖劍怎麼不給我打電話，好端端的公安局找我幹什麼？
「盧探長，有什麼事嗎？」我試探地問。
「你認識遲小牧嗎？」盧志的口氣讓人心生寒氣。
「認識，我們是好朋友。」我心中緊張起來。
「那好，你到公安局來一下吧。」盧志冷峻地說。
「什麼事呀？」我心裡更緊張了。
「來了你就知道了。七點鐘，我和肖支隊長在市刑警支隊會議室等你。」盧志不露聲色地說。
我結束通話電話，趕緊給遲小牧打電話，又是關機。我心裡忐忑不安，腦子裡迅速地猜測著會是什麼事。
「雷默，出什麼事了？」楊娜看我接完電話表情不對，便關切地問。
「市刑警支隊找我。」我望著妻子疑惑地說。
「公安局找你幹什麼？」楊娜緊張地問。
「不知道！」我也疑惑地說。
我心想，會不會是遲小牧去中紀委的事被發現了？薛元清打擊報復？我不敢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