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對中國革命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先後有不少的人物被派到中國來指導革命，這些來的人有成功的，有不那麼成功的，也有失敗的。維金斯基在「南陳北李」之間穿針引線，推動了中國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馬林參加了中共「一大」。鮑羅廷在指導中國革命時過於相信蔣介石，使中國革命吃了很大的虧。米夫最早提出了在中國農村可以建立農民蘇維埃，還最早提出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羅米那茲提議撤銷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
65.「牛蘭夫婦案」引出李德身份之謎（上）
在任何一本辭典或者黨史的資料裡，都不難找到關於李德的條目。他的頭銜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然而，正是這位大名鼎鼎的軍事顧問，曾經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的最高指揮者，卻因為他的錯誤指揮，導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差點兒遭遇滅頂之災。
很多言論把李德所犯的錯誤歸入共產國際的指導。那麼李德這個人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真的是來自共產國際嗎？他來中國幹什麼？他的到來，又給中國工農紅軍的這種革命戰爭程式帶來了什麼樣的變化？
這都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李德所帶來的大量的謎團。僅僅為了弄清他的真實身份，中國共產黨黨員就花掉了七八十年的時間。
要弄清李德的真實身份，我們必須從一個更遠的源頭去追尋。
歷史中很多事情的由頭，都是一些光怪陸離的現象，是由極大的偶然性串在一起的。就像恩格斯所講的那樣，歷史的必然是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向前演進。
1931年6月就有一個偶然事件。
共產國際的信史約瑟夫，在新加坡被英國警察逮捕了。英國警察把約瑟夫抓捕之後，經過審問，發現約瑟夫是向馬來西亞共產黨人轉移經費的。這些經費從哪兒來？從上海來。約瑟夫帶的檔案中有一個來自上海的電報掛號和郵件信箱。當時新加坡是英國的殖民地，上海又有英國最大的租界，英國人高效地作出了他們的反應，立刻通知上海公共租界的警務處，通過這個電報掛號和郵件信箱，迅速查實這個地址。
這個地方住著牛蘭夫婦。因為牛蘭夫婦是被新加坡發生的事牽涉到的，並不是上海的地下黨被破獲了，或者什麼交通員叛變了，可以說事先毫無預兆。牛蘭夫婦來不及轉移密碼，也來不及轉移賬本，密碼和賬本被全部繳獲。
有一個電視劇叫《潛伏》，片子的主角是餘則成和翠平，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就相當於他們這個地位。當然，《潛伏》的片子它是一個藝術的描寫，而牛蘭夫婦是一個真實的存在。
牛蘭夫婦被捕之後，我們確實可以看出共產國際秘密工作者的素質和紀律，那麼多證據都被掌握，上海租界從多方入手，但居然無法查實牛蘭夫婦的真實身份，最後他們企圖從牛蘭夫婦一家操的語言上開啟缺口，一定要證實嫌疑犯來自蘇聯。結果發現，牛蘭夫婦當時年僅四歲的兒子吉米，也只會說德語，不會說俄語。
搞了很長時間，租界當局的審訊者和國民黨政府都沒有搞清楚，牛蘭夫婦到底是共產國際的秘密工作人員，還是在上海冒險經營企業或者販毒的西方人士。一直到了20世紀末蘇聯解體，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大量檔案披露，才證實了牛蘭夫婦當時是共產國際駐上海的主要負責人。
牛蘭的真實姓名是雅可夫·馬特耶維奇·魯德尼克，1894年出生於烏克蘭一個工人家庭，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統治的鬥爭中開始革命生涯，成為布林什維克的一員；1918年被選入捷爾任斯基領導的肅反委員會「契卡」，到歐洲數國執行任務，在法國被捕，被判處兩年徒刑；1924年刑滿返回蘇聯，調入共產國際聯絡部擔任與奧地利、義大利、德國等國共產黨聯絡的秘密信使；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後，被共產國際定為派往中國的最佳人選；1927年11月到上海；1929年開始全面負責中國聯絡站的工作。
牛蘭夫人的真實姓名是達吉亞娜·尼克萊維婭·瑪依仙柯，1891年出生於聖彼得堡的一個顯赫的貴族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薰陶，對語言的悟性極高，精通法語、德語、英語、義大利語，還研究過喬治亞語和土耳其語。她同樣在十月革命中加入布林什維克，1925年在維也納與牛蘭相識相戀，1930年年初帶著兒子來到上海，協助丈夫工作。
這是一對經驗豐富的革命者夫妻。窮人家庭出身的魯德尼克和富人家庭出身的瑪依仙柯的結合，使他們對各種社會環境具有更大的適應性。他們在上海的任務主要有三項：
一是利用在租界內的各種合法身份，完成共產國際執委會以及遠東局、青年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國共產黨和亞洲各國黨的電報、信件、郵包的接收與中轉；
二是為赴蘇聯學習、開會、述職的東方各國共產黨人辦理各種手續；
三是利用公開渠道接收共產國際從柏林銀行轉來的款項，分發資助中國及東亞各國的革命運動。
即使外行人也能從這些任務看出來，牛蘭夫婦負責的這個聯絡站，實際上是共產國際在遠東的資訊流、人員流和資金流的轉換樞紐。正因關係重大，所以負責此事的人必須有豐富的經驗，行為必須分外謹慎。牛蘭夫婦完全符合條件。他們都在多個國家工作過，在上海他們持有多國護照，使用數個化名，登記了8個信箱、7個電報號，租用10處住所、兩個辦公室和一家店鋪，並頻繁更換聯絡地點，同時儘量避免與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觸。
牛蘭到上海的最初一年多里，不是到中國其他城市旅行，就是往來於上海和歐洲，疏通貿易渠道。後來夫婦二人搞了三家貿易公司，其中最大的大都會貿易公司資金雄厚，信譽也好，在上海商圈裡口碑頗佳。如果不是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如果不是約瑟夫違反規定在檔案中存下上海的電報掛號和郵件信箱，牛蘭夫婦就不會暴露。
牛蘭夫婦被捕，聯絡站被破壞，使共產國際支援東方革命的資訊、人員、資金轉運通道被切斷。禍不單行，牛蘭夫婦雖然口風很嚴，但是恰恰趕上了顧順章叛變。
66.情報要員叛變，中共主要領導人死裡逃生
牛蘭夫婦是共產國際在上海工作站的重要負責人，負責共產國際在遠東的資訊流、人員流、資金流等工作。牛蘭夫婦被捕，使得共產國際在遠東的工作受到非常大的打擊。
當時，牛蘭夫婦隱蔽非常深，身份無法查實，工作性質也無法查實，租界當局無可奈何。
那時的上海有個特點，全世界的各種投機者使用各種合法的、非法的、地上的、地下的手段，淘金的、騙錢的，在上海比比皆是，遍佈租界內外，見怪不怪。牛蘭夫婦被捕，從口供、身份辨別不出來要害證據。案子雖然棘手，但查無實據，只好放人。
但就在這個關鍵點出了大問題——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
顧順章在大革命時期擔任過上海工人武裝力量糾察隊副總指揮，一度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他在1927年八七會議被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六大」以後擔任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領導特科工作。特科負責人是時任共產黨總書記的向忠發、中共中央實際負責人周恩來，第三人就是顧順章。顧順章對黨的秘密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他的叛變使中國共產黨面臨嚴重損失。
幸虧打入敵人內部、給徐恩曾做機要秘書的錢壯飛在顧順章叛變的第二天獲得情報，立即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當機立斷，在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人的協助下，連夜佈置中央機關和人員向外轉移。對此事聶榮臻同志有段回憶，說：「那兩三天非常緊張，恩來和我們都沒閤眼，終於搶在敵人之前完成任務。」
當國民黨軍政人員按照顧順章的口供撲到上海，把各個據點一掃而光，絕大多資料點都沒有找到。後來，據說國民黨「中統」負責人陳立夫仰天長嘆：「活捉周恩來只差了5分鐘。」當然他說得太絕了，哪是差5分鐘，周恩來同志其實早就轉移了。
後來周恩來多次講過，要不是錢壯飛同志，我們這些人都會死在反動派的手中。
顧順章的叛變導致中共中央大轉移，直接促使周恩來於1931年12月上旬前往中央蘇區。雖然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顧順章叛變的影響被減到最低，但損失還是難以避免。外面的人容易走脫，已被關在國民黨監獄的，危險就接踵而至了。
最典型的就是惲代英。
惲代英於1930年4月在公共租界被捕。他當時機智地抓破臉皮，化名王某，在監獄中並沒有暴露身份。在周恩來的指揮下，中央特委的營救工作頗見效果。老閘巡捕房的探長被塞上一筆厚禮「打招呼」，使惲代英獲得從輕發落，轉押蘇州陸軍監獄。江蘇高等法院的法官也被疏通了關節，準備將惲代英提前釋放。
周恩來已經派人到蘇州去給將出獄的惲代英送路費了，恰在此時顧順章叛變了，直接指認即將釋放的蘇州陸軍監獄「王某」是中共重要領導人物惲代英，導致惲代英最終遇害。
顧順章指認的另兩個人物就是牛蘭夫婦。
顧順章與牛蘭夫婦打過交道。1931年年初，共產國際派遣兩名軍事人員到上海，準備去中央蘇區做軍事顧問。牛蘭夫婦將此二人裝扮成傳教士，中國共產黨方面則由顧順章安排這兩人潛入瑞金。後來行動沒有成功，兩人返回上海後，牛蘭夫婦迅速將他們送上外輪離境。顧順章叛變後，立即指認了這件事。但由於牛蘭夫婦行事謹慎，不直接與中共地下工作者接觸，也包括顧順章本人。顧順章傾其腦袋瓜裡的所有，也只能供出共產國際在上海有一個「洋人俱樂部」，負責人是個綽號叫「牛軋糖」的德國人——牛蘭（noulens）的發音與德文牛軋糖（nougat）相近。
當時國民黨方面正苦惱跑掉了周恩來這條大魚，一聽有共產國際的「洋人俱樂部」，馬上高度興奮起來，迅速認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語、國籍得不到確認的牛蘭夫婦，就是顧順章所說的「牛軋糖」——共產國際在上海的「洋人俱樂部」負責人。
1931年8月，牛蘭夫婦被「引渡」，在大批全副武裝的憲兵押解下由上海前往南京。
國民黨方面力圖以此為突破，一舉切斷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聯絡渠道，使共產國際的遠東聯絡體系癱瘓。在這種嚴峻的情況下，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被迫做出反應，開始組織營救牛蘭夫婦。組織具體的營救工作，交給了蘇聯紅軍總參謀部遠東情報局的上海工作站。
67.「牛蘭夫婦案」引出李德身份之謎（下）
1931年夏天，南京國民黨軍事當局關押、審判外籍人士牛蘭夫婦的事件，一度成為當時的頭條新聞。直到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軍炮轟南京時，牛蘭夫婦才得以逃出監獄。
牛蘭夫婦被捕後，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曾全力開展營救。中共中央方面派出營救牛蘭夫婦的主要負責人是潘漢年，共產國際派駐在上海營救牛蘭夫婦的是佐爾格。
佐爾格是德國人，也是大名鼎鼎的蘇聯情報工作者。在「二戰」期間德國瘋狂進攻蘇聯的時候，包括在莫斯科保衛戰、斯大林格勒會戰的時候，由於佐爾格成功地蒐集到了日本不會大舉進犯蘇聯的情報，及時向斯大林報告，使斯大林能夠從東方抽掉大量的兵力放在西部戰線，使莫斯科沒有被攻陷，而且蘇軍對德軍的反擊提前了。
這是佐爾格的情報對蘇聯的巨大貢獻。佐爾格由此被蘇聯的情報機構當做了一個雕像，認為他是蘇聯情報局有史以來最成功的情報工作者之一。甚至到了1964年，佐爾格還被赫魯曉夫追授了「蘇聯英雄」的稱號。
佐爾格與牛蘭有很多相似之處。
一是兩人年齡相仿。牛蘭生於1894年，佐爾格生於1895年。
二是兩人出生地相近。牛蘭出生於烏克蘭，佐爾格出生在高加索。
三是兩人的工作語言都是德語。牛蘭是因為在歐洲活動和在比利時、瑞士等國工作的需要，夫人又是通曉多門外語的語言天才；佐爾格的條件則更優越一些，父親是巴庫油田的德國技師，母親是俄國人，佐爾格3歲時就隨父母遷往德國柏林定居。
四是兩人參加革命的經歷也十分相似。首先，兩人都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且表現英勇：牛蘭因此進入聖彼得堡軍事學校學習；佐爾格則在戰場上兩度受傷，獲得德國政府頒發的二級鐵十字勳章。其次，兩人都因戰爭而走向革命：牛蘭在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中加入布林什維克，十月革命中率隊攻打冬宮；佐爾格則在此期間加入了德國共產黨，並於1925年3月秘密取得蘇聯國籍同時加入了蘇聯共產黨。
現在兩個人都在上海，都是秘密工作者。雖然從屬不同，牛蘭負責共產國際在上海的聯絡站，佐爾格負責蘇軍總參謀部在上海的工作站；雖然牛蘭已成國民黨的階下囚，佐爾格依然是租界的座上客，但作為秘密工作者都深知工作的危險，更知救援的珍貴。
佐爾格的公開身份，是德國報紙《法蘭克福新聞》駐上海記者，主要研究中國農業問題。蘇軍總參謀部派佐爾格來中國，主要任務是針對日本。當時日本昭和軍閥集團已經崛起，其咄咄逼人的擴張野心，對蘇聯東部的安全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開展針對日本的情報工作變得迫在眉睫，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戰略價值。但日本又是世界上公認的最難開展情報工作的地方。精明的佐爾格把他打入日本的跳板選在了上海。他一面在上海灘為《法蘭克福新聞》撰寫枯燥乏味的農業評論，一面精心構築上海工作站，作進入日本的各方面準備。該工作站後來被人們廣泛稱為「佐爾格小組」。很快還發展了兩個日本人，這兩人成為佐爾格後來去東京開展情報工作的重要幫手。
佐爾格當時就和潘漢年兩個人在上海，共同完成對牛蘭夫婦的營救。怎麼營救呢？當時佐爾格就向莫斯科建議，要求立即派專人送2萬美元到上海，用這2萬美元打通關節，完成營救。佐爾格向莫斯科報告說，中國的法院系統是相當腐敗的，用錢打通關節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當時蘇軍總參謀部馬上行動，為了保險起見，派了兩個人送錢。兩個人每人帶了2萬美元，實際上就是4萬美元。兩個人走兩條線路，而且兩個人互相之間都不知道另外有一個人還在完成與自己相同的事情。這樣確保即使有一人出了問題，另一人也能把錢送到；即使出了問題的人洩露口供，另一人也不會暴露出來。
因為當時九一八事變已經發生，東北地區被日本人完全控制。考慮到德國與日本關係不錯，蘇軍總參謀部就選派德國共產黨黨員執行這樣一次送款的任務。最後兩位送錢的德共黨員都完成了這項頗具風險的任務，先後穿越中國的東北，抵達上海，把錢送到了佐爾格手裡。
這兩個人都是十年以上黨齡的黨員，一個叫赫爾曼·西伯勒爾，他晚年撰寫文章的時候還非常激動地回憶，安全到達上海以後，和在共產國際、蘇共、蘇軍總參謀部都大名鼎鼎的情報員佐爾格熱情擁抱的情景。另外一位送款員就是奧托·布勞恩，他就是後來所謂的「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共的顧問」。
當年一個蘇軍總參謀部派到中國送款的送款員，怎麼就變成了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了？這裡面又有些什麼名堂呢？
68.送款員如何曲折變身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上）
由蘇軍總參謀部派到中國的兩個送款員都完成了任務，兩人都是具有十年以上黨齡的德共黨員。
赫爾曼·西伯勒爾晚年撰寫文章時，還激動地回憶自己安全到達上海後，和佐爾格擁抱的興奮情景。而奧托·布勞恩，晚年寫文章卻板起了面孔，一個字也不提當年的秘密使命，也一個字不提佐爾格。只是含糊地說「1930年，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人員諾倫斯·魯格被捕，他辦公室裡的許多檔案也被查出，只是當時對腐化的中國法官進行了賄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處決」，不但說錯了被捕時間和人數，而且對自己與此事件的關係也守口如瓶。
奧托·布勞恩就是那個後來被稱為「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的李德。
他比佐爾格小4歲，卻比佐爾格早一年加入德國共產黨。他出生在德國慕尼黑，是工人起義中的積極分子，曾經為「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英勇戰鬥。在此期間他兩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後越獄成功，逃往蘇聯，1929年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當共產國際的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國警方發現牛蘭夫婦的地址時，他還是一名學員，在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內規規矩矩地聽課。其後發生的事情對他來說便都是閃電式的了——剛剛畢業就分配到蘇軍總參謀部，剛剛分配到蘇軍總參謀部就被派遣來華。
他與理查德·佐爾格同一系統。區別就是，佐爾格已是蘇軍總參謀部內擔負重大使命的情報工作者了，而他還是個剛剛報到的送款員，擔任交通員一類的角色，到上海後便自然受佐爾格領導。
給佐爾格送款，是奧托·布勞恩在蘇軍總參謀部領受的第一個任務，也是最後一個。沒有人想到這位交通員一去不歸，在中國做起了「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
他來到中國，並非像自己所述的，受共產國際指派。
奧托·布勞恩來的時機正是20世紀30年代初，當時顧順章的被捕叛變，使中共中央面臨嚴重的困難。牛蘭夫婦被捕後不到一週，又有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中央特委三位領導人竟然有兩人被捕叛變，中共中央在此雙重打擊下，受到極大的損害。剩下的一位特委領導者周恩來也只有被迫隱蔽，於年底奔赴江西蘇區。
當時在上海並沒有明顯危險的王明則找出種種藉口，先周恩來一步於1931年10月份去了莫斯科。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已不足半數。
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在王明和周恩來離開之前，駐上海的中共中央改為臨時中央，何人出任臨時中央負責人，中共中央自行決定。
決定臨時中央負責人的會議，一種說法是在一家酒店開的，一種說法是在博古家裡開的。
博古當時年輕氣盛，熱情奔放，並不把眼前的白色恐怖放在眼裡。他又極富口才，善於作充滿激情的演講。六屆四中全會後，他出任團中央書記，因組織和鼓動的才能受到少共國際的表揚。在決定中共臨時中央人選的會議上，王明提議博古負總責，他一句「好，我來就我來！」毫無顧慮。這一年他24歲。事情就這麼定了下來。
在現在來看，24歲的年輕人，不過大學剛剛畢業，讀研究生的也就剛剛考研，但是24歲的博古已經是中共中央總負責人了。而且由於中共中央在上海受到損害，王明去了蘇聯，周恩來去了中央蘇區，中共中央主要的工作已經改變了，變成了蘇區的工作。而中共中央在蘇區的工作主要是進行革命戰爭。當黨的領導人，如果你不知道革命戰爭的規律，如果你不具有領導革命戰爭的經驗和資格，那你就很難做。
當時的情況是，各個蘇區正在開展如火如荼的武裝鬥爭。蘇區的工作已經上升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工作了，而蘇區工作中的軍事問題，正在成為革命鬥爭中首要的、迫切的、關鍵的問題。組織一場真正的革命戰爭，是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最新考驗，那麼作為領導人，不懂軍事就無法擺渡。
面對這個結論，最不利的就是博古同志。
他作為一個出了家門，進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校門，出了中山大學的校門，又進入中共中央機關門的領導者，搞過學運、搞過工運，但沒有搞過農運，更沒有搞過兵運，而當時能起決定作用的就是農運和兵運。博古沒有接觸過武裝鬥爭，這是他最為欠缺的一課。
恰好在這個時候，剛剛從軍事學校畢業的奧托·布勞恩到了中國。
奧托·布勞恩在蘇聯上學的時候就跟博古相熟，博古上莫斯科中山大學，奧托·布勞恩上伏龍芝軍事學院，兩個學校都在莫斯科。兩人在上海一見面就熟。而德國人佐爾格見了布勞恩，也有幾分親切。當時共產國際在上海站還有一位負責人，叫約爾特，也是德國人。
當時，送款員奧托·布勞恩、共產國際遠東局在上海的代表約爾特和蘇軍總參謀部在上海的代表佐爾格，這三個人湊在一起了。三個人可以說都是德國人（李德是奧地利人，但出生在德國），真是老鄉見老鄉，完成這樣一種歷史巧合。
布勞恩，也就是後來叫李德的這個人，與約爾特熟，與佐爾格熟，與博古也熟，當時一見，相談甚歡，談得很高興。送完款以後，另外一位送款員迅速地走掉了，布勞恩沒有走，留下來了。這一留時間還不短，從1932年一直留到1933年年初。他留下來一邊做些工作，一邊與博古聊天，兩個人就這樣相處了整整一年。
這一年的時間，兩個人就中國革命的很多問題交換了看法，怎麼評估蘇區武裝鬥爭，怎麼進一步發展這個鬥爭。至於具體聊了什麼，現在沒有第三個人知道。奧托·布勞恩也去世了，博古早在1946年就因飛機失事去世了。但不管怎麼說，在這段時間裡，博古對奧托·布勞恩建立了相當的信任。
這種信任，直接導致了一件事情——奧托·布勞恩最後變成了所謂的（我們在講到這個時一定要加「所謂」）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
69.送款員如何曲折變身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下）
當時博古最大的軟肋就是軍事知識、軍事能力不行，沒有這方面經驗。奧托·布勞恩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優等生，而且他在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之前，還在德國搞過武裝起義，頗有軍事經驗，這些理由使博古與奧托·布勞恩的關係迅速拉近。
1933年春天，中共中央在上海是明顯待不住了，必須撤到蘇區去。博古就撤到蘇區去了。博古動身之前想帶奧托·布勞恩一起去，奧托·布勞恩其實也想去，但他當時有自己的考慮。
到中國來，他不是軍事顧問，他是一個送款員，為解救牛蘭夫婦，送2萬美元是他的任務。博古想把他拉去，是作為私人顧問，還是作為共產國際的顧問，當時沒有明確，所以他就不願意去。他希望什麼呢？就像中國人講的，你要給我正名，給我正式的名分，我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名分？
奧托·布勞恩當時如果跟博古一起去蘇區，在身份認同上有個非常明顯的缺陷，他是蘇軍總參謀部的人，不是共產國際的人，他是蘇軍總參謀部派到中國的送款員，不是共產國際指定到這兒來當軍事顧問的。所以，當博古想把奧托·布勞恩帶到蘇區去的時候，他就提出一個條件，要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的相應指示。意思很明顯：你博古說了不行，得共產國際說了才算，我去是以什麼樣的身份去？這是關鍵。
奧托·布勞恩心裡很清楚，他想憑藉這個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轉換。
情況並不像他想象的那麼簡單。博古連續向莫斯科發了幾封電報，共產國際遠東局在上海的負責人約爾特也發了幾封電報，但是共產國際的答覆遲遲不來。
共產國際的答覆為什麼遲遲沒有來？
共產國際有自己的經驗。
共產國際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對中國革命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先後有不少的人物被派到中國來指導革命，這些來的人有成功的，有不那麼成功的，也有失敗的。
不管怎麼說，每一位被派遣的人，都是經過共產國際慎重考慮的。
維金斯基是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第一個代表。他當時在「南陳北李」之間穿針引線，推動了中國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從這個意義上講，共產國際代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馬林是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的第二個代表。馬林參加了中共「一大」，而且在當時會上出現意外，有陌生人進來的時候，馬林及時警告全體會議代表，說地點已經暴露立即轉移。大家當時還不太情願，被迫聽取了馬林的意見轉移了，結果當法國巡捕衝進來抓人的時候，已經人去屋空。馬林要求提前轉移，這個建議是以他豐富的地下鬥爭經驗總結出來的，使中國共產黨避免了在成立初期便可能遭受到的一次重大打擊。
所以說，共產國際代表派駐中國，不能一概說都是來犯錯誤的，指導都是不對的。依照歷史唯物主義觀，他們有不對的地方，但是他們也有為中國革命作出貢獻的地方。維金斯基和馬林都是這樣，而且作出貢獻的，並不止他們倆人。
70.共產國際代表在中國革命的洪流中如何從神變回人
鮑羅廷是第三個共產國際派駐中國革命的顧問。
鮑羅廷來華5年，大革命時期在中國政壇上舉足輕重、影響深遠，曾經被稱為「廣州的列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鮑羅廷在指導中國革命時過於相信蔣介石，使中國革命吃了很大的虧，也使中國共產黨最終沒有武裝起來，吃了非常大的虧。後來，他犯了錯誤被調回到蘇聯去了。
鮑羅廷之後還有米夫。米夫當時是布林什維克黨內著名的中國通，他最早提出了在中國農村可以建立農民蘇維埃，他還最早提出了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等這些提法。今天看來，米夫當時也就是一個20多歲的布林什維克黨人。米夫提拔王明等犯了很大的錯誤，但是米夫認識到在中國農村成立蘇維埃、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等，這是他對中國革命作出的一些力所能及的貢獻。
還有另外一個代表羅米那茲。羅米那茲後來提議撤銷毛澤東同志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毛澤東同志在八七會議剛剛被增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一個半月後就被撤職了。羅米那茲作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他指責毛澤東，讓你帶部隊打長沙你沒有打，你把部隊拉到井岡山去了，是右傾逃跑。他以這個理由把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撤職了。
羅米那茲在中國革命指導中當然是犯了很大錯誤，但是這個共產國際的代表對其指導的八七會議，還是有一定貢獻的，可以說有不小的貢獻。八七會議的政治報告就提出來，武裝暴動開展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這對中共中央轉變方針起到了特定的積極作用。
從維金斯基開始，馬林、鮑羅廷、米夫、羅米那茲這些人都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老資格的革命者。連老資格的革命者在中國都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所以從羅米那茲之後，派駐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被共產國際規定，只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不再享有決定權了。
像鮑羅廷那樣目空一切的決定權不復存在，實際上從1927年之後共產國際再也沒有派所謂的全權代表來到中國。那麼為什麼又突然之間蹦出了這麼一個沒有經過共產國際特別訓練，甚至對東方革命連一個粗淺的瞭解都沒有的蘇軍總參謀部軍事學院的畢業生？
這個畢業生在畢業當年就來到中國充當軍事顧問，怎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他當年來中國是幹什麼的？為了解救牛蘭夫婦送錢來的。當時連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正式代表都不具有決定權了，又從哪裡冒出來這麼一個能夠直接指揮、全權指揮蘇區紅軍的顧問呢？問題到底出在哪兒？我們說，最終我們誰也怪不了，問題還是出在中國人身上。
71.博古助推奧托·布勞恩變身李德
李德之所以能夠成為所謂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代表，從反映出的總體情況來看，是個騙局。
李德不是共產國際的代表，那麼他怎樣完成這個身份的轉換呢？
1933年春，博古去了中央蘇區，他比奧托·布勞恩去得要早。他本身想動員奧托·布勞恩跟他一起去。奧托·布勞恩並不缺乏去蘇區的勇氣，他也有自己的決心，冒著生命危險也可以。作為德國共產黨黨員，曾經多次從危險中脫身的國際革命者，他是不害怕冒險的，但是就像我們前面講過的，他主要擔心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向博古提出一個條件，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
奧托·布勞恩的這個要求還是很巧妙的，要求共產國際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就是要憑這個指示完成他的身份轉換，但是事情並沒有想象的那麼順利。
奧托·布勞恩後來寫的回憶錄裡講，約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出了幾封電報，具體發出了幾封他也說不清楚。隔了一段時間，一直到博古臨離開上海到中央蘇區之前，才收到共產國際一個正式的，但是帶點兒含糊意義的電報。
這個電報的全文就這麼一句話：奧托·布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就這麼一句話。
這句話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話。奧托·布勞恩想憑藉共產國際的指示給他完成身份轉換，但是這封唯一指明奧托·布勞恩身份的電報，並沒有幫助他完成身份轉換。
它裡面強調的是什麼？是第一句話，「奧托·布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共產國際說，請顧問可以，他可以顧問，但是他是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第二句話含義更深，「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共產國際的態度很清楚：中國共產黨的同志你們要注意，奧托·布勞恩是你們請的，他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此前此後，共產國際派駐上海都有軍事顧問，但他們都是受支配於共產國際，而不是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共產國際在電報上特別指出奧托·布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就是要講清楚，這個人是你們請的，你們自己要負責，他跟共產國際沒有那麼多的關係。
共產國際發出的有關奧托·布勞恩的電報就這麼一封，而且以後共產國際也從來不曾給他發過任何指示電報。如果他真是共產國際指派的顧問的話，共產國際為何不直接電示他呢？所以奧托·布勞恩從來沒有與共產國際建立直接的關係。
共產國際隨後派到上海有個軍事顧問叫弗雷德。弗雷德抵達上海以後，給奧托·布勞恩（當時已經改名叫李德了）發電報，弗雷德的理解很簡單：他就是我的一個臨時工具，他到前線去了解有什麼情況，有我在這裡決策，他是沒有什麼決策權力的。
這就是李德的真實身份。
實際上李德也知道他與共產國際的微妙關係。所以在進入蘇區的軍事會議上，他向中共中央的其他領導人反覆強調這個觀點，他的職務只是一個顧問，沒有下達指示的權力。
但是，當時中共中央臨時負總責的博古不許他這樣講。
在第一次介紹他的歡迎會上，博古熱情洋溢地向大家介紹：我們歡迎盼望已久的共產國際派駐我黨中央的軍事顧問奧托·布勞恩同志，而為了保密和奧托·布勞恩同志的安全，會後對他的稱呼一律用李德，而不能洩露他的身份和原名。
在這次會上，博古還專門講了，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布林什維克軍事家，是一位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共產主義戰士。
這個稱呼太過了。我們可以說李德是一位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共產主義戰士，但是無法說他是一位卓越的布林什維克軍事家。他是伏龍芝軍事學院剛剛畢業的學生，沒有指揮過什麼成功的軍事行動，不可能是什麼軍事家。
當時在會上，博古還說，李德同志作為顧問來到我黨，體現了共產國際對我黨和紅軍以及中國革命深切的關懷和巨大的援助，也體現了這位老革命家和軍事家的國際主義精神和獻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這些就更過了。李德怎麼可能成為老革命家和軍事家呢？他遠沒有達到這一步，而且他本身就不是共產國際委派的，是中共自己任命的。這些都給後來出現的問題埋下了很大的隱患。
當然，這問題還引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博古為什麼把李德捧到這麼高的位子？
72.李德就是博古的「鍾馗」
博古把李德捧上這麼高的位子，給李德授以尚方寶劍，說他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還戴上一連串的卓越的冠——卓越的軍事家、鬥爭經驗豐富的國際主義戰士、老革命家等這樣光彩照人的帽子，而且還親自給他取了箇中國名字李德，從此奧托·布勞恩以李德這個名字載入中國革命史冊。
當然在中國革命史冊之中，他扮演的角色並不是很光彩的——已經成為每一個研究中共黨史的人都想找出他來算算賬的人物。
李德只是一個軍事學院剛剛畢業的學生，一開始並不是太上皇的地位。他在日記中專門寫道：別人對我有誤解，我沒有這麼大的權力，沒有這麼大的榮譽。博古也許還在有意識地容忍這種誤解，因為他以為這樣可以加強他自己的威望。
從這一點來說，李德看得還是很準的。
博古為什麼有意識地容忍，不僅是容忍，實際上是製造了這種誤解？就像李德自己分析的一樣，因為這樣一來，博古可以提高自己的威望。博古這樣一位年輕的同志進入中央蘇區，在指導蘇區的鬥爭中是毫無經驗的，他擔心蘇區不服他的領導。而且進入蘇區之前，很多人都給他作過分析，共產國際在蘇區有代表，在很多白色蘇區也都有地下代表，還說在蘇區毛澤東同志是很難領導的，領導他是很困難的，很多這樣的話。
對於年輕的中共中央臨時負總責的人博古來說，內心確實非常擔心。他需要找一個鐘馗來打鬼。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威，尤其他一竅不通的軍事的權威，李德實際上扮演了鍾馗的角色。博古捧李德，實際上是要借用李德的威望，來達成這樣一個目的。
當然，最後在某些方面，博古也對李德失去控制了，因為涉及軍事指揮，博古確實也不懂，那隻好由著李德來了。
當時的工作程式是這樣的，前方來的電報，都要先送到李德住處，查明電報所述地點的確切方位並完成翻譯後，繪成簡圖由李德批閱。批閱完畢提出相應的處理意見，再譯成中文送給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周恩來根據來電的重要程度，一般問題自己處理，重大問題則提交軍委或政治局討論。
這一系列的程式走下來，李德就變成太上皇了。他慢慢由一個沒有指示權力的軍事顧問，變成一個有決定權力的軍事顧問。而且李德自己也慢慢習慣了這種角色。
這一點是很糟糕的。
很快，李德與博古經過商量，在10月中旬中革軍委一次會議上說，游擊主義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山溝裡的馬列主義該收起來了。現在一定要擺脫過去一套過時的東西，建立一套新原則。
「游擊主義的黃金時代」和「山溝裡的馬列主義」，明顯是博古的語言，借李德之口說出而已；新原則基本就是李德自己的東西了：用鮮血保衛蘇維埃，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不讓敵人蹂躪一寸土地，不被敵人的氣勢洶洶嚇倒，消滅敵人於陣地之前。
這都是李德從伏龍芝軍事學院學到的一套老戰法。
這些新的原則被通過、付諸實施了。
11月11日，尋淮洲率新成立的紅七軍團進攻滸灣，遭敵夾擊，彭德懷率三軍團赴援。陳誠以部分兵力牽制我三軍團，以主力向七軍團猛攻。七軍團陣地被突破，尋淮洲率部迅速後撤。彭德懷的三軍團也在多次向敵陣地衝擊過程中，遭密集火力殺傷和低空飛機掃射，傷亡重大。兩個軍團傷亡1100餘人。
11月15日，紅一軍團和紅九軍團一部從敵人堡壘間隙北出，配合三軍團作戰。17日，陳誠以10個師兵力從側面出擊，企圖斷我歸路，另以5個師向我發動正面攻擊。雲蓋山、大雄關一帶，一軍團、九軍團蒙受重大傷亡，被迫放棄陣地。
如果說這些仗都是李德在那裡指揮，也不完全是事實。但同樣是事實的是，此時李德已經擁有了決定性發言權，紅軍各級指戰員不得不執行他的原則方針。
中革軍委11月20日致師以上首長及司令部的一封信，已帶有鮮明的李德印記：「如果原則上拒絕進攻這種堡壘，那便是拒絕戰鬥。」
軍人不能拒絕戰鬥，更何況是革命軍人。
於是革命軍人不能拒絕進攻堡壘。
紅軍開始了一場與敵人硬碰硬的決戰。
歷次反「圍剿」中機動靈活能征善戰的紅一軍團，由於陷入李德的「短促突擊」戰術，從1933年10月到1934年4月共打了黎川、雲蓋山、大雄關、丁毛山、鳳翔峰、三岬嶂、乾昌橋和廣昌戰鬥，除了鳳翔峰、三岬嶂戰鬥苦守陣地而取得小勝外，其餘都打了敗仗，損失嚴重。1933年12月丁毛山戰鬥，一軍團一師三團9個連隊，竟然陣亡了13個連級幹部。
歷次反「圍剿」猛打猛衝能啃硬骨頭的紅三軍團，1933年1月的滸灣戰鬥傷亡重大，12月的德勝關戰鬥傷亡重大，1934年3月的駐馬寨戰鬥傷亡重大。
此外，就是第五次反「圍剿」。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一系列的指揮動作導致紅軍遭受到了更大的損失。李德不瞭解中國革命，不瞭解土地戰爭，不瞭解工農武裝割據和農村包圍城市這一套路，他學的是伏龍芝軍事學院中的老戰法。
陳誠帶領著湘兵，他不斷琢磨紅軍的戰略戰術，調整自己的戰略戰術，每次作戰前都作好了充分準備，敵人變聰明了，殲滅敵人變得更困難了。而我方也在變，我方來了一個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根據伏龍芝軍事學院的一套軍事理論來指導我們。敵人在變，我方也在變，只是敵人變得更強了，我方實際上變得更弱了。在保衛戰、進攻戰、短促突擊等一系列的以正面對正面、以攻擊對攻擊這些帶有李德印記的指揮下，紅軍開始了一場與敵人硬碰硬的決戰。
在與敵人硬碰硬的決戰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廣昌戰鬥。廣昌戰鬥是第五次反「圍剿」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一次戰鬥。廣昌戰鬥的失利，紅軍受到了最大的損失，這次戰鬥幾乎將紅軍的主力拼光，導致中央紅軍不得不突圍長征，進行戰略轉移。
廣昌之戰，從戰鬥任務的下達，到戰鬥失敗的收場，整個過程，李德一直在使用伏龍芝軍事學院理論。在廣昌之戰中，李德擬定的電報就是用很多西化的語言指揮前方的將士。
電報裡講，我支點之守衛隊，是我戰鬥序列之支柱，他們應毫不動搖地在敵人炮火與空中轟炸下支援著，以便用有紀律之火力射擊及勇猛地反突擊，消滅敵人有生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