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複雜的語言，什麼「有紀律之火力射擊」，全部都是莫斯科伏龍芝學院的語言。還有跑步、利用死角避免在敵人火力之下不必要之死亡，而進行出於敵人意料之外的突然攻擊等一系列西化語言，使中國革命的整個程式脫離了毛澤東所指出來的這樣一條道路。
不得不再次感嘆：與之前相比，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敵人換了一個人，我們也換了一個人。敵人從以前的失敗中變得更加聰明、更加警醒，而且作戰更加有效了，而我軍也換了一個人，卻使整個反「圍剿」都失效了。
廣昌戰鬥持續18天，紅軍作戰損失極大，傷亡了5500多人，佔參戰兵力的五分之一。最後廣昌作戰的失敗，導致中央蘇區不得不被放棄，中央紅軍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突圍，長征。
紅軍突圍的戰略方針，實際上在廣昌之戰中已經決定了。而李德在廣昌之戰中起的很壞的作用，也是導致紅軍滿盤皆輸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當然如果把全部原因都歸於李德的話，也有不公平的地方。
73.李德該不該成為紅軍失敗的替罪羊
李德當時有一個翻譯叫王智濤。王智濤講過，李德不是真正的共產國際代表，他是上海真正的軍事顧問派來打前站的。共產國際真正的軍事顧問是在上海的弗雷德，從來沒有進入過蘇區。而在蘇區的這個顧問李德，共產國際從來不認為他是共產國際派駐江西蘇區的顧問，共產國際一直認為他是中共中央自己聘請的一個顧問。
如果李德是假顧問，弗雷德就是真顧問。
那麼弗雷德來了，中國的命運是不是能夠好一些呢？中國革命的命運是不是能夠更好一些呢？
正式顧問弗雷德1933年到達上海，他在中國的時間雖然短，但是3個月之後就給中共中央發出一封著名的長電，指示紅軍今後的作戰方針。他反對集中使用兵力，主張兩個拳頭打人，要求紅軍主力組成東方軍，打通福建出海口，獲得蘇聯可能的武器援助。這是完全不切實際的想法。當時連共產國際的代表約爾特，還沒有出發去蘇區的李德都認為，弗雷德剛到中國想法太不切實際。李德到蘇區之後的很多想法都不切實際，你說連李德都認為弗雷德的想法不切實際，可見這種顧問的意見荒謬到什麼地步！
弗雷德當時還給蘇區中央局去電，非常嚴厲的電報，電報裡寫：必須時時記著我們不能允許以討論或含糊的方式來浪費我們任何時間。
口氣多麼強硬！有一個正式顧問頭銜的弗雷德，比李德不知強硬了多少倍。
但不管是弗雷德還是李德，中國革命如果不尋找自己的辦法，只聽別人的意見，確實搞不成。真的顧問弗雷德是這樣，「假」的顧問李德也是這樣。中國革命缺的不是顧問，缺的是我們自己對中國革命的性質、特點和方針路線有沒有切實的把握，有沒有自身能得出的東西來，否則是不行的。
由於中國革命的特殊性，靠請這樣一個外國人來指導，希望從他那兒獲得靈丹妙藥，獲得偉大的勝利，結局會是什麼呢？那就是在這些外國顧問的指導之下，我們付出了一個比一個更慘重的代價。
當然，如果簡單地把革命損失都歸結於這些顧問的指導，也不盡公平。因為從這些顧問的不成熟，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不成熟，中國共產黨當時某些領導同志的不成熟，比如博古同志。
李德的另一個翻譯伍修權後來當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副總參謀長，伍修權對李德就有一段很公平的回憶。他說，李德的權力不是他自己爭來的，是中共中央負責人拱手交給他的，造成失敗的主要責任應該是中國人本身。
伍修權同志這句話講得很對。
當然以博古與李德的關係，軍事上不懂向別人請教無可厚非，哪怕請教的是個外國人，都可以。如果僅僅侷限於請教，也許中國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個人歷史，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但如果是想借著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招牌，藉著共產國際的身份幫助自己壓臺、壓人，把李德變成鍾馗，用他來打鬼——用李德這個形象威嚇那些在革命戰爭中積累了豐富經驗、堅持紅軍獨立戰法的人，那麼這本身就有問題了。
1929年，李德剛剛成為伏龍芝軍事學院的一名學員，彭德懷、林彪等人已經完成了他們那段最艱難困苦的戰爭實踐。
1932年春天，李德從軍事學院畢業，江西革命根據地已經完成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毛澤東軍事路線已經完全形成。
為什麼不信任自己的將領、自己的理論，偏要請來一個李德呢？
中國同志如果出問題，主要問題可能就出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是中國革命的不幸的話，李德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這個。如果公平地認識李德的話，現在也能作出一個相對公正的評價，李德還不是想象中的那樣糟糕。當然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蘇分裂的時候，李德在德國寫了非常激烈的文章，包括他寫的《中國紀事》，對中國充滿了怨言，對中國同志充滿了怨恨。
經過了這麼一個歷史時段，我們再來看，怎樣公正地認識李德，是我們黨能不能真正成熟起來的一個重要標誌。
74.紅軍「洋教頭」李德為何出力不討好
李德在1939年返回蘇聯，到了莫斯科之後，共產國際鑑於他在中國的這些問題，給予了他比較嚴厲的處分。
李德到中國來的時候是一腔激情，走的時候是滿腹怨憤，他認為中國革命虧待了他。他承認唯一的缺點就是，不瞭解中國的國情。這一點李德是承認的，他說他最大的吃虧就在於對中國國情的不瞭解。
他講的是實情，但是有一個問題是非常值得中國同志思考的，好像直到今天中國人也沒有完全走出這個怪圈，就是毛澤東同志反覆講過的、批評過的這種現象——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
崇洋媚外，把外國人在他特定條件下所獲得勝利的經驗或理論，原封不動照搬到中國來，或者用這個理論來指導我們，或者用這個理論來威嚇我們中國的一些同志。
直到今天為止，都有這樣的問題存在。
其實，還可以作這樣一個比較：李德辛不辛苦？
李德在中國革命中最大的失誤就是對第五次反「圍剿」的指導，在長征初期他的指導也有些失誤，但是自從遵義會議之後，李德已經完全失去指揮權了。李德在中國的犯錯時間主要集中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他當然給中國革命帶來了極大的損失，但他的影響時間並不是很長，從遵義會議後他已經沒有指揮權力了，只是跟著紅軍長征。
公平地看，二萬五千里長徵，跟著紅軍唯一從頭走到尾的顧問就是李德。
他在中國革命中也付出了很大的辛苦，他跟著紅軍走完了這二萬五千裡，他跟著走完了中國革命最艱難曲折的路程，而現在歷史上對他沒有任何的表示。
由此我們想到白求恩。白求恩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對中國的醫療事業作出過很大的貢獻，但白求恩剛開始也不瞭解中國。剛開始來的時候，看到根據地的衛生條件如此簡陋，而且醫療手段如此粗糙，白求恩是大發其火，非常嚴厲地批評八路軍的醫生。後來白求恩慢慢明白了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就處於這麼一個困難的境況，沒有辦法。
白求恩很快地適應了。只有從中國原有的條件、環境和中國民眾的基本素質與受到的訓練出發，而不可能超越這種發展的階段。然後白求恩儘量用他的醫療技術，為八路軍服務。最後白求恩同志犧牲了。毛澤東同志寫了一篇《紀念白求恩》的文章，對白求恩同志作了非常高的評價，說他是「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階趣味的人」。
可以說，李德參加中國革命的時間比白求恩長得多了，最後毛澤東沒有寫紀念李德的文章。因為當時把李德捧得太高，最終反而把他給害了。
1936年，李德在延安的時候，曾經對埃德加·斯諾承認，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必須要適應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的軍事經驗和特點來決定一定情況下采取什麼樣的戰術。他說，中國同志比我們更加了解在他們本國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
所以李德本身也不是一無所獲的。
伍修權同志就講過，李德作為一個外國革命者，致力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七年多，這種獻身精神也還是可取的。不過我們當時在領導上把他擺錯了位置，他的錯誤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對此我們都應該加以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分析。
這是對李德的一種真正的認識。這種認識在今天看來，也是非常值得反省的一個問題。當我們今天把西方的經驗看做是最好的經驗，把外國的月亮看做是最圓的月亮時，我們今天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
怎麼樣腳踏中國的實地認識中國的國情，解決中國的問題？今天看來，我們依然是有這樣的教訓。
這對李德來說，本身是個很大的教訓。當然對中國革命來說，也是個很大的教訓。
李德全程參加了中國革命最艱苦卓絕的過程，為中國革命付出了7年的時間，應該說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是他當時被捧得太高了，捧到了一個太上皇的地位，他從極高處重重地摔下來，摔得粉碎。
李德給中國革命留下的啟示，到今天也沒有完結，這也是值得我們去回味的。
75.中央在上海的電臺被破獲給中國革命帶來了什麼
在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而在1934年9月，由於上海的電臺被破獲，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中斷了。
凡事都要一分為二地看，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電訊的中斷，它有壞處，也有好處。
早在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尤其是斯大林等人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基本上是不太正確的。
斯大林當時對蔣介石寄予很高的希望，把對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放在了蔣介石的身上，他曾經用法國大革命的領袖來比喻蔣介石，把蔣介石稱為中國革命的羅伯斯比爾第二，而把中國共產黨人看得非常輕。
當時中共中央被迫服從共產國際的指導，也給中國革命帶來很大的損失。
長征之前，也就是1934年9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被破獲，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電訊聯絡被迫中斷。這對尋求一條獨立的革命道路，尋求一條中國式的革命道路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並不完全是壞事。它使得中國共產黨人得以通過遵義會議等一系列的會議，獨立地解決自己的軍事路線、政治路線和領導人的問題。
可以設想，如果在整個長征的過程中，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始終都保持著聯絡，那麼想要獨立決定軍事路線和政治路線，獨立決定自己的領導人，實際上是不太可能的。因為中國共產黨當時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就是一個上下級的關係，他髮指示你執行，就是這樣一個關係。陳獨秀早年就想與共產國際建立所謂的兄弟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根本就不可能。
中國革命尋找一條自己的獨立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擺脫共產國際對我們的指導。這是一條重要的經驗。
當然凡事都得一分為二，它帶來好的一面，擺脫了共產國際對中國選擇自己獨立革命道路的阻礙；它也帶來不好的一面，因為它割斷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訊息情報來源，妨礙了共產黨領導者的戰略視野。
因為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中國革命，長期的戰略就是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方針。而那些根據地都是最偏遠、最貧困、最落後的山區，就是各個白色政權的接合部。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裡面所講到的。只要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持續不斷的，紅色政權的產生、存在並日益發展便是毋庸置疑的。
紅色政權的存在和發展是基於白色政權的戰爭與分裂，所以當時的各個蘇區，都在各個白色政權的接合部，像閩浙贛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川黔蘇區、閩贛蘇區等。這些接合部都是經濟不發達的地區。經濟比較落後，自然訊息也比較閉塞，這樣的區域成為共產黨革命發生的地區。
當革命在這些地區發生的時候，訊息情報和戰略情報的匱乏是它的天然劣勢。不過當時中共有個很有利的條件，就是上海的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絡，上海是當時中國最發達的地區。
這也是中國革命非常有特質的一個表現：在上海聚集了中國知識階層的精英，共產黨的領導層精英和共產國際的代表居於上海，一方面，可以保持與世界最先進的力量和最先進思想的聯絡；另一方面，又在最貧困、最落後的山區，獲得了最為英勇的戰士，這些貧苦農民出身的將士，作戰極其英勇。
最先進的上海與最落後的蘇區，形成了這種強烈的反差。
當時蘇區的鬥爭通過上海的指導，當然，上海的指導包括中共中央的指導，包括中共中央轉達的共產國際的指導，其中有些指導是不夠準確的。但是總體來看，它給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更大的視野。
76.共產國際為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帶來了什麼
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中斷之後，失去了對整個國際大勢，對整個中國國內形勢的基本估計。因為中央紅軍居於偏遠的一隅，通訊不發達，經濟落後。
在這樣一個相對閉塞的環境中，紅軍在四渡赤水前後，在遵義會議前後，雖然解決了自己獨立的軍事路線、政治路線和領導人問題，但是就戰略去向問題，紅軍經過了長時間的摸索：先是遵義會議之後，力圖赤化四川；後來赤化四川不行，又力圖赤化貴州；後來赤化貴州不行，又力圖在川黔滇區，把雲南的一部分赤化了，結果也不行。
當時的中央紅軍，在川黔滇轄區徘徊了4個月之久。赤化四川不可得，赤化貴州不可得，赤化雲南的一部分也不可得。正是由於共產黨人的這種戰略視野相對狹窄，所以脫離了共產國際的指導，還是有問題的。
從這一個角度講，還不能單純地說，共產國際給中共的指導全是負面的，一點兒正面的也沒有。這種說法也不是實事求是的。
從大革命時期開始，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導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它畢竟給了中共一個更大的國際視野，它使中共學會了從一個更大的棋盤上來關注共產黨的事業。從當時來看，中共的事業只是一個小的區域性，但是在掌握這個大棋大勢的情況下，運籌中國革命，共產國際的指導就極其重要。
即使在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人對共產國際也表示了充分的尊重。
比如說，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只獲得了前方的軍事指揮權，他不出任黨的主要領導人。總書記當時是推張聞天出來擔任的，其中有一個很大的考慮，就在於共產國際接受或者不接受的問題。因為當時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任何領導人的變更都是要經過共產國際批准的。在這種情況之下，讓張聞天出來擔任總書記，顯然比毛澤東出來擔任更容易被共產國際所接受。
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首先要解決軍事路線的問題，政治路線可以往後放一放。首先解決的是軍事領導人的問題，政治領導人的問題要調整，但由博古換成了張聞天，這些調整也都是考慮到共產國際的情緒，考慮到共產國際的影響，考慮到共產國際的作用，對共產國際表示了充分的尊重。
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處理這種關係上，一個很恰當的做法。
中國共產黨人雖然開過了遵義會議，但也知道紅軍長期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絡，對於戰略視野起了很不好的妨礙作用。所以中共並不樂意與共產國際的聯絡被切斷，一直在想辦法解決。
當1935年紅軍渡過金沙江，基本脫離險境之後，中共中央立即召開會議，決定派陳雲、潘漢年兩個人為中共中央代表，攜帶密碼到上海恢復白區工作，建立中央與上海及共產國際之間的電訊聯絡。
之所以有這個決定，是因為對上海中共中央機關被破獲的情況、慘重的損失瞭解還不是很多。陳雲和潘漢年到了上海一看，才發現恢復上海與共產國際的聯絡已不可能。後來他們分頭到了莫斯科，直接向共產國際作了彙報。
陳雲大概是在1935年10月到了蘇聯，出席了當時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召開的會議，成為中共代表團的三個正式代表之一。那時他才知道，一方面中共中央在找共產國際，急於恢復與共產國際的聯絡；另一方面共產國際也在付出極大努力，急於與中共建立聯絡，因為當時中共是共產國際所掌握的世界各國共產黨支部中最有活力、最有成績的一個團體，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是高度關注的。
當然，這個高度關注中有一些問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情況並不是非常瞭解，當時有些正面的，也有些反面的訊息傳到了共產國際。共產國際的領導人急於想了解，中國革命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況。
77.共產國際為何急於與中國共產黨恢復聯絡
其實在紅軍北渡金沙江以前，也就是1935年4月，共產國際已經開始採取各種各樣的方法，力圖恢復與中共中央的聯絡。
共產國際為什麼這麼做呢？這跟在共產國際的「七大」上，當時的中共代表團介紹中國蘇區的情況有莫大的關係。
當時以王明為代表的中國代表團，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就是誇大其詞，脫離實際。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王明為了博取臺下各國共產黨代表的掌聲，說蘇區佔有土地200多萬平方公里，5600多萬人口，而且中國有50萬紅軍、100萬游擊隊，把這個牛皮吹得很大。
王明、康生那時都在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團裡，在燈火輝煌的大廳裡大吹大擂，當然獲得了一陣又一陣的熱烈掌聲。各國的代表一聽，中國革命搞得這麼成功，50萬紅軍，5600多萬人口，2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還有100萬游擊隊，紛紛縱情歡呼。
現在反過頭來看看，當共產國際真的要去尋找這200多萬平方公里的根據地到底在哪裡，5600多萬人口的根據地到底在哪裡，50萬紅軍到底在哪裡，100萬游擊隊到底在哪裡，事到臨頭了，才發現是一場空談。
但當時共產國際並不瞭解這些情況，共產國際認定了中國革命是最具希望的，所以在失去聯絡之後，力圖恢復與中共中央的聯絡。
而且共產國際剛開過「七大」，在第三國際史上，共產國際「七大」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會議。「七大」的核心是要建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這是共產國際的新方針。如何讓失去聯絡的中國共產黨人瞭解共產國際的新方針，就成為當時一個很重要的任務了。
主要因為這些，共產國際必須恢復與中共中央的聯絡。
共產國際先後派出了三個人與中共中央溝通聯絡，第一個是閻紅彥，第二個是張浩，第三個是劉長勝。
閻紅彥在新中國成立後做過雲南的省委書記，「文化大革命」初期去世。閻紅彥本人為了完成這一艱鉅的任務，廢寢忘食，在很短的時間內學會了英文字母，並把用英文字母編排的密碼熟記在腦子裡。因為要靠這些密碼恢復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絡，如此的機密，不能帶任何紙片，否則一旦被抓、被搜出來，那就是最核心的秘密被洩露了！
他於1935年4月回國。當時他是從新疆回來的，裝扮成一個富商，騎著駱駝，載著俄羅斯的毛毯。駱駝隊經過伊犁、迪化、蘭州、寧夏、綏遠，到達北平。當閻紅彥到達北平之後，才聽說中央紅軍已經勝利地結束長征到了陝北。閻紅彥又立即從北平到陝北，找到了中央。
閻紅彥從1935年4月出發開始，到12月他在瓦窯堡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同志，中間8個月的時間，全憑自己的記憶帶來了與共產國際聯絡的密碼。但是後來出現了問題，憑藉他帶回來的密碼，未能與共產國際聯絡上。究竟是由於長期記憶所發生的一些記憶不準確，還是有什麼別的原因，不得而知。總之他帶來的密碼，未能使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絡。
第一個人沒有聯絡成功。
第二個人，共產國際選定了張浩。
張浩又名林育英，是中共早期的一位著名黨員。他是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就入黨了，是中共最早的領導人之一，而且長期從事工人運動，他在莫斯科的身份就是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在此之前，張浩曾經在東北坐過一年日本監獄，在獄中受盡嚴刑拷打，但始終堅貞不屈。這個人非常硬，在黨內有「鋼人」的稱號。相較之下，王明在上海一次被捕，為趕緊找人營救自己，不惜暴露黨內同志的地址，一齣獄就捱了黨內警告處分。與「鋼人」相比，王明只是泥人而已。
如此任務，非「鋼人」莫屬。
78.唯一一個死後由毛澤東親自扶棺送靈的人
張浩出發的時候，中共中央派來與共產國際建立聯絡的陳雲還沒有到達莫斯科。這是個巧合，莫斯科派出了張浩代表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傳遞密碼、建立聯絡，而中共中央派出了陳雲到莫斯科彙報情況，與共產國際建立聯絡。但是張浩與陳雲兩個人沒有見面，兩人在路上交錯而過了。
閻紅彥是從新疆方向進入中國的，張浩是從蒙古方向進來的，他回來也是扮作商人，穿著光板皮襖，挑了副貨筐，風餐露宿，穿越沙漠，沿途打聽訊息，於1935年11月到達陝甘邊區的邊緣，在瓦窯堡找到了中共中央。
張浩在瓦窯堡見到中共中央相關人員之後，立即傳達共產國際一系列新的決定：改變對社會民主黨的策略，不再把中間力量看做是危險的敵人，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人民戰線等，而核心就是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同時，張浩也傳達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是王明起草的，從這一點看，也不能說王明一點兒好事都沒有幹。《八一宣言》是中共黨內一份重要檔案，這一檔案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有相當的貢獻。
張浩雖然是共產國際派出的第二個人，但他比閻紅彥到得早，閻紅彥是1935年12月份到的，張浩1935年11月份就到了。但是張浩帶回來的密碼，也沒有完成與共產國際的溝通，非常遺憾。
當然，張浩後來在中共黨內有很高的地位，因為他後來在某件事情上起到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在處理一、四方面軍分裂，張國燾另立中央這件事情上。
張國燾的分裂，是中共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分裂。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面臨因內部分裂而覆轍的危險。毛澤東甚至作了被敵人打散，最後到白區做地下工作的打算。
張國燾掌控7個軍，8萬餘人。而毛澤東率領北上的，只有原中央紅軍一、三軍團7000餘人。就算到陝北與徐海東的十五軍團會合後，也只有13 000餘人。論實力，完全無法與張國燾相比。而且十五軍團主力徐海東的原紅二十五軍，原來一直由張國燾指揮。張國燾在這支部隊裡面的影響力到底怎樣，這支部隊對中共中央的態度如何，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徐海東真正瞭解以前，心裡並沒有太大把握。
由於張國燾實力強大，當時很多情況又不清楚，連一方面軍留在四方面軍的很多同志都對事情的發生感到突然和混亂，四方面軍同志就更是情緒激動。態勢是非常嚴重的。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卓木碉召開高階幹部會議，宣佈另立「臨時中央」、「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軍事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自封為「主席」。並通過了「組織決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應免職查辦」。
「撤銷」、「開除」、「通緝」、「查辦」，張國燾的自信和氣焰由此可見一斑。
後來張國燾放棄偽中央的稱號，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南下作戰失敗。張國燾赤化川西北的方針，整個沒有實現。
可以說，張國燾為南下赤化川西北所作的準備是精心的。口號也實惠誘人，「大舉南下，打到天全蘆山吃大米」——仍然是五四運動中跟那位牧師學到的技巧：從大眾切身問題入手。
張國燾這一次實惠到了庸俗的地步。
搞革命僅僅為了吃大米嗎？
偏巧還遇上個不惜同歸於盡的劉湘。
南下失敗。
如果南下成功，張國燾的另立中央就有可能成功，但他還是在節骨眼上碰到了挫折。原本明哲保身的四川軍閥劉湘，面對張國燾的大舉南下時，便不惜同歸於盡；蔣介石也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難保，急令中央軍增兵。最後四方面軍面對的敵軍迅速增加至20餘萬人，四方面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由南下時的8萬人，銳減到4萬餘人。
第二個就是張浩的功勞。張浩反覆以自己的身份，以共產國際的代表在做這樣一個斡旋，當中共內部發生爭論的時候，共產國際代表作為中間人在斡旋，他的力量就很大了。
張國燾以「黨團中央」名義致電中共中央時，張浩已經來到瓦窯堡。形勢很嚴峻，僅僅靠黨中央的教育和勸導，解決不了問題，必須藉助共產國際的權威。毛澤東、張聞天與張浩商量，由張浩以「國際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幫助、教育張國燾。
中國共產黨仍然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安排張浩以「國際代表」這種第三者特別是仲裁者的身份出現，表明毛澤東已經掌握了相當水平的鬥爭藝術。
1935年12月16日，張浩以「國際代表」身份從陝北開門見山地致電張國燾：「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問題。」22日張浩又電：「黨內爭論，目前不應弄得太尖銳。」「可以組織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廣州局、滿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據各種關係，有的直屬中央，有的可由駐莫（斯科）中央代表團代管，此或為目前使黨統一的一種方法。此項意見望兄熟思，見覆……」有的直屬中央，有的可由駐莫（斯科）中央代表團代管——這就是毛澤東、張聞天、張浩商量好的變通辦法。
張浩的電報對張國燾無疑是當頭一棒。他深知共產國際這塊招牌的權威。思考一段時間後，他致電張浩，表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但又說中共中央北上行動是「反黨的機會主義路線」，「放棄向南發展，懼怕反攻敵人」，「向北逃跑」，是「一貫機會主義路線」的表現。
他依然照稱自己是「中央」，毛、周、張、博是「假冒黨中央」。
中共中央只有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指出「張國燾同志這種成立第二黨的傾向，無異於自絕於黨，自絕於中國革命」，同時在黨內公佈1935年9月12日俄界會議作出的《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
張聞天致電張國燾，望其停止分裂活動，否則「不但全黨不以為然，即國際亦必不以為然。尚祈三思為幸」。
張國燾深知共產國際這塊招牌的分量。赤化四川失利的張國燾致電張浩、張聞天，同意「急謀黨內統一」。共產國際至高無上的權威、萬里長征勝利後中共中央鞏固的地位、自己主張的南下政策面臨的困境，都使他從來不缺乏的自信發生雪崩般的坍塌。
中共中央與紅軍這一次的分裂危機，經過多方努力，終於基本解決。
使張國燾放棄偽中央，最後帶領四方面軍北上，完成一、四方面軍的會合，在這一點上，張浩是功不可沒的。毛澤東對張浩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當張浩去世的時候，毛澤東親自為他扶棺送靈。
79.李立三是一位電報密碼專家
共產國際先後派了三個人帶回密碼，要建立與中共中央的聯絡。閻紅彥和張浩兩個人帶回來的密碼都沒有發生作用，劉長勝帶回的密碼，最終恢復了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絡。
提到劉長勝帶回密碼，涉及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跟李立三有關。
在長征的過程中，很多人都已經把李立三給忘記了。因為1930年3月的「立三路線」之後，李立三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調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從1930年一直待到抗戰勝利才回來。而且其中有兩年，李立三甚至是在蘇聯的監獄中度過的，品嚐了蘇聯內務部人員對囚禁者的刑罰，包括肉刑。
李立三當時吃了很多苦。用他自己的話講，他在蘇聯期間「終日提心吊膽，謹小慎微」，就是這樣一種狀態。但就是在這種狀態下，他還在積極努力地為黨工作。當時的共產國際派劉長勝回國傳遞密碼，這個密碼就是李立三編譯的。
李立三在上大學的時候，數學非常好，對數學的感悟很深，這為他編譯密碼打下了基礎。1935年春天，也就是遵義會議過後不久，共產國際把李立三派到鄰近新疆的阿拉木圖建立一個交通站。這個交通站的作用，就是為了方便國內人員的來往，同時瞭解新疆的政治情況。更重要的是，共產國際想通過李立三在阿拉木圖建立的交通站，設法恢復與中共中央的聯絡。
李立三到了阿拉木圖之後，派了兩批人帶著密碼回國，但是兩次都沒成功。最後劉長勝也是從阿拉木圖出發的，他帶著李立三親自編譯的一套更加難以破譯的密碼，回到中國。終於，在1936年6月16日，共產國際收到了中共中央按照李立三編譯的密碼拍來的電報。這個在當時可以說，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更有意思的是，這封電報收到之後，莫斯科誰也翻譯不出來，因為這個電報的破譯密碼在李立三的手裡。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康生，帶著電報來到了高加索，找到了當時正在療養的李立三，由李立三翻譯出來。
這是長征後，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溝通的第一封電報，電報是毛澤東起草的，內容是報告中國國內的形勢和黨內的形勢。內容非常簡短，就是：你們派出了幾個人，林仲丹（即張浩）11月就到了，閻紅彥、羅英（就是劉長勝）均到了。但有七個人已到達蘇區邊境，被民團殺害六人，餘一人及電臺尚在民團手中。
電報內容本身也許並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終於恢復，這在當時來說，是非常大的事情。
此前，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指導是時有時無的，最主要的就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中，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國際視野、戰略視野被開啟。這使中共早期的領導人，看見了一個更大的局面。當自己在棋盤上經營棋子的時候，他們開始關注全域性。
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恢復後，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本人對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使得中國共產黨人在「西安事變」前後對國際局勢有一種更加清醒的、更加理性的認識。
想想，這是多麼巧合，如果當時電訊不能恢復，中國共產黨人在訊息閉塞的情況下，「西安事變」也許又會是另外一種情況。
從這個角度來說，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也不是一無是處的。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大革命時期的錯誤甚多，土地革命時期錯誤也不少，但到了土地革命之後，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前後統一戰線的形成，這個過程中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和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已經朝從錯誤的，到不那麼錯誤的，到比較正確的方向發展。這說明斯大林對中國革命，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也要有一個逐步認識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在抗日戰爭時期達到了開始趨於完善的地步。
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聯絡的恢復，使中共獲得了一個更重要的情報訊息來源和國際視野。到1943年，第三國際解散之後，中共與共產國際的聯絡，完全轉入了與蘇共中央、與斯大林本人的聯絡，完成了這樣一個替代。也就是說，以後這個聯絡雖然有所變化，但始終再沒有間斷。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成績。
80.歷史上的李立三到底功過幾何
在恢復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電訊聯絡過程中，李立三已經變成共產國際派駐阿拉木圖工作站的負責人，一個密碼編譯者，而不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了。這與1930年那3個月所謂的「立三路線」期間反差是非常大的。
李立三在黨內是被稱為「坦克」、「大炮」這樣一個很猛的人，而且這個人的本色與王明是完全不一樣的。「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都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那麼「立三路線」與「王明路線」有什麼不同呢？
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李立三本身力圖以中國革命為核心，他讓蘇聯革命配合中國革命，雖然他嚴重脫離了中國革命的實際，給中國革命帶來很大的損失，但根本利益是要以中國革命為核心的。
這一點王明是完全不一樣的，王明是一屁股坐在別人那邊，要求中國共產黨一切無條件地服從共產國際，以共產國際、以蘇聯的利益為核心。
在中國革命中，李立三犯的錯誤是不小，但他的功勞也不小。現在提起李立三，毫無疑問「立三路線」是給中國革命帶來了慘重的損失。但是李立三一系列的功勞，現在講得是不夠的。
1922年春節，李立三回家探親。其父李鏡蓉以為他剛剛從法國回到國內，便問：「你留學回來準備做什麼事？」
李立三答：「我要幹共產！」
李鏡蓉不知道，此時他的兒子正在安源路礦發動工人大罷工。他聽了李立三的回答暴跳如雷：「這純屬胡來！是自己找死！人家督軍有那麼多兵，那麼多槍，你們幾個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
李立三答：「軍閥有槍，我們有真理，有人民，我們死了不要緊，犧牲了一些人，一定有更多的人起來革命，革命一定成功！」
整個春節在父子的爭吵中度過。
李鏡蓉後來逢人便說：「這個兒子是捨出去了，只當是沒生他吧！」
李鏡蓉舍了一個兒子，中國革命有了安源路礦大罷工。
我們前面講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李立三在裡面起到了主導性作用。
同樣起到主導作用的，還有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當時首先提起南昌起義的是李立三，首先建議中央要立即進行武裝暴動的也是李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