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五我開車經過前四起案件的案發地——我們已知的四起案子的案發地。按案發的先後順序走了一遍。之前我從沒這麼幹過。之所以要走這麼一遍，是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什麼啟示，是否能找到這些案發地之間的關聯。但我沒能找到。我去了四處案發地，卻連這些房子都帶車庫這麼明顯的關聯都沒發現。」
「有車庫很普遍。事實上，二戰後建的房子都會有車庫。在聖費爾南多，幾乎家家戶戶都有車庫。」
「儘管如此，我還是應該能看出來。我敢打賭，我們會發現多克韋勒去這些房子及其車庫，檢查過違章改建和居住情況——他在小隔間的牆上釘了違章改建的列表。多克韋勒就是根據那個挑選受害人的。戴面具也是因為那個，受害人會想起檢查時見過他。」
「哈里，我不付你工資，你不必為自己的錯漏感到內疚。」
「發生了這麼大的錯漏，我哪有臉要什麼工資？」
「多克韋勒的事迄今為止只是推測。我們沒有他是‘割紗工’的絲毫證據。你的推測聽上去不錯，但沒有經過證實。」
「他就是‘割紗工’。」
「說再多遍也並不意味著事實是如此。」
「他最好是‘割紗工’，否則我們還要去別處找貝拉。」
博斯的話語使車上一時間陷入沉默。為了不把思緒過多投到貝拉身上，沉默良久以後，博斯開始問其他問題。
「為什麼趕走多克韋勒？」他問局長。
「這麼說可不好聽，」瓦爾德斯說，「每次經費裁減時，我們都會想盡辦法安置他們，或是為他們制訂一個可行的計劃。我之前說了，馬爾文給我提供了一個市政管理局的職位，我於是就問多克韋勒願不願意去。他接受了這個職位，但不是很高興。他希望市政管理局的職位能轉到市警察局，但這根本不可能。」
「他對貝拉和西斯托沒在他之前被裁是否心懷怨恨？」
「不知道你是否瞭解，西斯托是市議會常任議員的兒子，他一定不會被裁，多克韋勒對這點心知肚明。於是他只能把怨氣發洩在貝拉身上，說貝拉能留下是因為她是個女人，他還問我同性戀的身份是不是給貝拉又加了一分。」
局長的手機響了，他飛快地接通了手機。
「直接講。」局長說。
他聽了一會兒，然後報出索格斯區斯托寧頓道上的一個地址，讓博斯記下。博斯知道那個地方，對多克韋勒就是兇犯更為確定了。
「有意思，」局長對著手機說，「把地圖上的方位標出來。打電話把特別行動隊的人叫來。我們在那兒有發現後，再決定要不要他們過來。所有人集中後，再發個簡訊給我。」
博斯知道特別行動隊相當於警方的特種部隊。行動隊隊員來自局裡各個部門，都接受過高標準的武器訓練，經歷過各種危急事態。
瓦爾德斯結束通話手機。
「在跟蹤器上找過那個地點嗎？」他問。
「不用，」博斯說，「我已經知道該怎麼去那兒了。那個地方在哈斯克爾水渠，我和貝拉週六去那兒找過‘割紗工’用的刀子。」
「別開玩笑了。」
「我沒在開玩笑。多克韋勒就是我們要找的人。那把刀原來的主人報告說刀在家裡的車道上失竊了。他告訴我們，當時街對面住著縣治安辦公室的警察。多克韋勒也許認識住在那兒的警察。也許他見過刀的原主拿刀的樣子。我不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但我知道這不會只是個巧合。世上沒有那樣的巧合。偷刀的人就是多克韋勒。」
瓦爾德斯點點頭，他相信多克韋勒就是他們要抓的人。
「哈里，這就對上了。」他說。
「希望現在去找貝拉還不晚。」博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