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三早晨，地方檢察官辦公室一上班博斯就趕到了那裡。因為這是個備受矚目的案件，因此他事先約好要來這裡提交對多克韋勒的訴訟報告。他沒把訴訟報告交給負責收件的檢察官，而是把對多克韋勒的指控交託給了經驗豐富的丹特·科瓦利斯檢察官，這樣案子就不會被隨機分派了。博斯從沒和科瓦利斯合作過，但知道他在法庭上被人稱為「永不失敗的丹特」，科瓦利斯從沒在法庭上敗過訴。
交涉過程很順利，科瓦利斯只是對報告上博斯的盜竊公物的指控提出了反對。檢察官解釋說，陪審團要面對多個證人的做證和dna的分析報告，案子本身已經夠複雜了，沒必要把準備時間和庭審時間花在多克韋勒盜竊市政管理局的工具、水泥和井蓋的事情上。這種小事也許會引起陪審團的反感。
「電視裡的所有審判都能持續一個多小時，」科瓦利斯說，「但現實中的陪審團很容易不耐煩，因此對一個案子不能訴求過多。最重要的是，我們有足夠證據讓他牢底坐穿，壓根不需要提到這個。因此盜竊井蓋就別在訴訟報告裡體現了——當然，你可以在給找到貝拉的過程提供證據的時候提到這個，這將是做證時一個非常好的細節。」
博斯同意科瓦利斯的判斷。他很高興案子開啟時就找到了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的得力干將。博斯和科瓦利斯約定每週二開會商議案子的準備程式。
十點時，博斯走出福爾茨刑事司法中心。他沒有上車，而是沿著坦普爾街往前走，然後在緬因街穿過101號高速公路。走過廣場公園林蔭道後，他在奧爾韋拉街穿過一個墨西哥市場，這才確信沒有被車跟蹤。
走到一條兩邊是貨攤的長廊盡頭，他轉過身，檢視有沒有人步行尾隨。連續幾分鐘沒有發現尾隨者後，他又穿過阿拉梅達城區，走進聯合車站，繼續確認沒有被人跟蹤。他穿過巨大的候車室，通過一條迂迴的小道走到屋頂，然後從皮夾中拿出交通卡，坐上了紐約的金線輕軌sup[1]/sup。
在輕軌從聯合車站到小東京sup[2]/sup的路上，博斯不斷打量著車上的每一個人。他在經停的第一站就下了車，卻走到相鄰的車門前檢視下車的每個人，沒發現有可疑的人。他退回車上，看有沒有人和他一樣回到車內，但還是沒有。在開車鈴響後車門即將關上的最後時刻，他又下了車。
確定沒有人跟蹤。
他沿著阿拉梅達城區走了兩個街區，然後拐彎走向河邊。他拿到的維比亞娜·貝拉克魯斯的地址在藝術區中心的休伊特路上。他繞了個圈走到休伊特路，多次停下腳步檢視周圍有沒有跟蹤者。其間他經過幾幢已經或正在被改建成公寓的老式商業大樓。
藝術區不僅僅是個住宅區，更是文藝復興運動的化身。近四十年前，各個門類的藝術家開始搬進二戰前曾興盛一時、後來被廢棄的幾百萬平方英尺的廠房和水果運輸倉庫。只要花很少的錢就能在這兒買上一平方英尺的地皮，於是洛杉磯最知名的藝術家紛紛聚集到了這裡。洛杉磯的藝術啟蒙運動開始於二十世紀初，那時藝術家們在包裝水果的板條箱和盒子上畫上繽紛的圖案，這些板條箱和盒子被運送到全美各地，讓一種獨特的加利福尼亞風氣盛行起來，大家都說西海岸的生活很美好。這個因素和其他眾多因素合力促成了當時的西遷浪潮，使得加利福尼亞州現在成了全美人口最為稠密的州。
如今藝術區面臨著伴隨成功而來的許多問題，也就是中產階級化的迅速蔓延。過去十年，這一區域引來了追求鉅額利潤的大開發商。一平方英尺的土地所賣的價錢不再是按美分計算，而是按美元計算。許多新來的租客是在中心城區和好萊塢工作的高階人士，根本不知道點彩和用畫刷畫畫有什麼區別。這裡有了許多擁有名廚的高階餐館，光是停車給侍者的小費就比原先藝術家們在這裡的咖啡館吃一頓飯要多。藝術區已經遠遠不是過去那個貧困藝術家的避難所了。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博斯作為一名年輕巡警被分到牛頓分局，管轄的區域就包括當時所謂的倉庫區。他記得當時的倉庫區到處是廢棄的空曠大樓和無家可歸者的宿營地，街頭暴力層出不窮。不過他在文藝復興運動開始前就被調到了好萊塢分局。走在藝術區，他不禁為這裡的巨大改變而嘖嘖稱奇。壁畫和塗鴉有所區別。兩者可能都稱得上藝術，但藝術區的壁畫非常美麗，和幾天前他在奇卡諾公園看到的那些壁畫展現出相似的精細和想象力。
他走過一幢擁有上百年曆史、名叫「美國人」的建築。在實行種族隔離制度期間，這裡是黑人們玩樂的旅館。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這裡又成了文藝復興運動和生機勃勃的朋克搖滾興起的雙重地標。
維比亞娜·貝拉克魯斯在對街原來的紙板廠大樓裡工作和生活。許多貼有做加利福尼亞電話卡用的標籤的打蠟水果箱就是在這個工廠生產的。大樓有四層，磚牆飾面和倉庫的鐵框窗依然完好無損。入口旁的銅牌寫明瞭這幢大樓的建造年份是一九〇八年。
門口沒有警衛，大門也沒上鎖。博斯走進一個狹小的前廳，前廳上有塊牌子寫明瞭藝術家們的名字和他們的公寓號碼。博斯發現貝拉克魯斯的名字旁寫著四樓d室。他還看到一塊社群公告牌上寫著幾個就租金穩定問題以及抗議市政廳發放建築許可證召開租客會議的通知。公告牌下方簽了些名字，博斯在其中發現了潦草的「維」字。公告牌旁貼了張宣傳單，說週五晚上要在四樓d室放映紀錄片《年輕的土耳其人》，宣傳單上說電影是關於七十年代藝術區是怎麼建立的。「看看在陷入貪婪的泥沼之前這個地方是怎樣的！」宣傳單上鼓動道。看來維比亞娜·貝拉克魯斯繼承了母親身上的特質，也是個社群活動的積極分子。
博斯的腿仍然因為兩個晚上之前那段上坡跑而疼得不行，因此不想走樓梯。他上了一部有下拉門的送貨電梯，電梯以龜速把他帶上四樓。電梯有他的客廳那麼大，他為一個人乘這麼大的電梯感到有點難為情，覺得自己耗費了太多的電量。這顯然是紙箱廠大樓當初的一大設計元素。
頂樓的大廳旁分出四套生活和工作合一的公寓。四樓d室門的下半部分有張明顯是小孩搞惡作劇貼的卡通貼紙——博斯覺得這應該是維比亞娜兒子的傑作。貼紙上的牌子上寫著維比亞娜·貝拉克魯斯接待贊助人和作品參觀者的時間段。週三的時間段是上午十一點到下午兩點，博斯早到了十五分鐘。博斯想直接敲門，因為他不是為了看畫來的，但博斯希望在決定該如何告訴這個女人她也許是一筆後面帶著無數個零的鉅額遺產的繼承人之前，先對這個女人有一個大概的瞭解。
他在琢磨該怎麼辦的時候，聽見有人上了電梯井旁邊的樓梯。一個女人一手拿著一杯冰咖啡，一手拿著一串鑰匙出現在他面前。她穿著套工作服，臉上戴著個包到下巴的大口罩。看到有個男人站在門口等，女人面露驚奇之色。
「你好。」她說。
「嘿，你好。」博斯說。
「有什麼要幫忙的嗎？」
「呃，你是不是維比亞娜·貝拉克魯斯？」
他知道對方就是維比亞娜。眼前這個女人和科羅納多海灘上那張照片裡的加芙列拉長得非常像。但他指著門上的牌子，似乎自己是按參觀的時間段來訪的。
「我就是維比亞娜。」她說。
「我來早了，」博斯說，「我想看些你的作品，但不知道具體的接待時間。」
「沒事，時間快到了。我可以帶你四處轉轉。你叫什麼名字？」
「哈里·博斯。」
維比亞娜像是認出了這個名字，博斯心想加芙列拉準是違背了不告訴女兒的諾言，事先和女兒取得了聯絡。
「希羅尼穆斯·博斯是個著名畫家的名字。」維比亞娜說。
博斯意識到自己剛才的想法錯了。
「我知道，他是個十五世紀的畫家，」博斯說，「事實上，這是我的全名。」
維比亞娜用鑰匙開啟門，接著回頭看著他。
「你沒在跟我開玩笑吧？」
「當然沒有。」
「那你父母一定很怪。」
她開啟門。
「進來吧，」她說，「現在這裡只有幾件作品。我有些作品放在維奧萊特路的畫廊裡，還有些放在伯格芒車站藝術區。你是怎麼知道我的？」
博斯沒有事先準備好說辭，但他知道伯格芒車站藝術區是聖莫妮卡一個由廢棄的電車總站改造成的藝術區，藝術區裡有許多畫廊。他從沒去過伯格芒電車總站，但卻很快拿它做了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