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感覺作戰室的牆壁都朝他擠了過來。他打心底不願意去想博德斯的事情，事實上也沒有去想過。儘管他並不指望暴虐成性的性侵謀殺犯真會被處以極刑，但死囚牢房本身仍舊是地獄般的存在，遠比其他任何刑罰更加嚴酷。這種隔離是博德斯應得的懲罰。他被關進聖昆廷時年僅二十六歲。對博斯來說，這意味著五十多年的單獨監禁。除非他夠幸運，時間上才可能會短些。在加利福尼亞，死於自殺的死囚人數遠超過被執行死刑的人數。
「並沒你想的那麼簡單。」肯尼迪說。
「是嗎？」博斯說，「那就給我講講為什麼。」
「定罪證據真實性調查組的職責是處理所有提交過來的合法申請。重檢過程只是第一步，在我們單位完成，然後案件才會被移交到洛杉磯警察局或者其他執法部門。當案件的可疑程度達到一定門檻時，我們會執行第二步，要求執法部門對盡職調查情況展開調查。」
「當然，屆時所有人都會宣誓保密。」
博斯說這話時朝索托看了過去，她轉頭看向別處。
「那是當然。」肯尼迪說。
「我不知道博德斯或者他的律師向你提交了什麼證據，但那肯定是在瞎扯，」博斯說，「他謀殺了丹妮爾·斯凱勒，其他的都是假的。」
肯尼迪並沒有回應，但博斯從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很驚訝博斯竟然還記得被害人的名字。
「是啊，三十年了，我還記得她的名字，」博斯說，「我還記得唐娜·蒂蒙斯和薇姬·諾沃特尼，你們辦公室認為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給這兩名被害人立案。她們也是你們盡職調查的一部分嗎？」
「哈里。」索托說，試圖讓他平靜下來。
「博德斯並沒有提交新證據，」肯尼迪說，「證據早就在那兒了。」
這對博斯來說就像當頭一棒，他知道肯尼迪說的是案件中的物證。意思是說犯罪現場或其他地方有證據，足以洗脫博德斯的罪行。背後的意思是他不稱職，說得更嚴重點就是瀆職，也就是說，他沒有注意到或者有意隱瞞了這一證據。
「你指的是什麼證據？」他問道。
「dna，」肯尼迪說，「一九八八年，案子裡還沒有這一塊。案件起訴的時候，加利福尼亞並沒有允許在刑事案件中使用dna。一年後，文圖拉的一家法院才引入並接受了dna。洛杉磯縣則是又過了一年才引入。」
「我們不需要dna，」博斯說，「我們在博德斯的公寓裡發現了被害人的東西。」
肯尼迪衝索托點了點頭。
「我們去找那個東西了，找出了證物箱，」她說，「你知道程式的。我們把從被害人身上搜集的衣物送到了實驗室，他們對衣服做了血清檢測。」
「三十年前他們也做了檢測，」博斯說，「只是當時，他們找的是abo血型，而不是dna，結果什麼也沒有發現。你們是要跟我說——」
「他們找到了精液，」肯尼迪說，「量非常少，但這次他們確實找到了。這次的結果顯然使整個案件都變得複雜起來。而且他們還發現，精液並不是博德斯的。」
博斯搖了搖頭。
「好吧，我認輸，」他說，「那是誰的？」
「一個名叫盧卡斯·約翰·奧爾默的強姦犯。」索托說。
博斯從沒聽說過奧爾默。他開始思考起來，尋找其中的陰謀和勾當，但並沒有考慮自己在給博德斯戴上手銬時是不是做錯了。
「奧爾默也被關押在聖昆廷，是嗎？」他說，「這整件事——」
「沒有，他不在那兒，」塔普斯科特說，「他已經死了。」
「別當我們是飯桶，哈里，」索托緊接著說，「我們並不是故意朝那個方向調查。奧爾默從沒在聖昆廷待過，他兩年前死在了科克倫，也從來就不認識博德斯。」
「從週日開始，我們用了六種不同的方法進行核查，」塔普斯科特說，「兩所監獄相距三百英里sup[1]/sup，他們互不認識，也沒有交流過。不存在交集。」
塔普斯科特說話時臉上洋溢著一種「我早就知道你要說這個」的自鳴得意，博斯忍不住想要反手抽他一巴掌。索托知道她老搭檔的爆點，趕緊伸手按住博斯的胳膊。
「哈里，這不是你的錯，」她說，「這是實驗室的錯。報告都在那兒。你是對的——他們什麼也沒發現。當時他們漏掉了。」
博斯看著她，把胳膊抽了回來。
「你真相信？」他說，「我反正是不信。這是博德斯，是他在幕後設計的這一切——不管怎麼著。肯定是這麼回事。」
「他怎麼做的，哈里？我們已經在查這背後的情況了。」
「審判後誰動過證物箱？」
「沒人動過。事實上，最後一個動的人是你。原來的封簽完好無損，你的簽名和日期都在上面。給他看看影片。」
她衝塔普斯科特點了下頭，後者掏出手機，開啟一段影片。他把螢幕轉向博斯。
「這是在派珀科技。」他說。
派珀科技是市區的一處大型綜合建築，除了存放洛杉磯警察局的前科記錄和證物檔案，還是指紋組和飛行中隊的所在地——飛行中隊使用足球場大小的建築樓頂作為直升機機場。博斯知道檔案組有很嚴格的廉政規程，宣誓過的警官從任何案件中提取證據時都需要提供部門身份證件和指紋。證物箱被置於開放的檢查區域，有二十四小時影片監控。但這是塔普斯科特自己的影片，是用他自己的手機拍攝的。
「這不是我們第一次跟定罪證據真實性調查組打交道，所以我們也有自己的規程。」塔普斯科特說，「我們其中一個人開箱子，另一個人拍攝整個過程。他們那兒有自己的攝像頭也沒什麼關係。你可以看到，封籤沒有破損，沒有篡改。」
影片上，索托向鏡頭展示證物箱，並將其翻轉過來，博斯可以看到各面和接縫處都是完好的，接縫處都封有八十年代使用的標籤。至少在過去二十年裡，警局使用的都是紅色證物膠帶，一旦篡改，膠帶便會破裂脫落。而在一九八八年，密封證物箱使用的是印有「洛杉磯警察局已分析證據」字樣並附帶簽字和日期填寫處的白色長條標籤。索托不耐煩地擺弄著箱子，博斯看得出她認為他們是在這個箱子上浪費時間。至少在那時，她仍舊是站在博斯這邊的。
塔普斯科特將鏡頭拉近到箱子頂部接縫處的封簽上，博斯在箱子頂部的中間位置可以看到自己的簽名和「1988年9月9日」這一日期。他知道審判結束後箱子封簽上寫的是這個日期。博斯交還物證，將箱子封起來，然後儲存在檔案館中，以應對上訴導致判決被推翻、他們需要再次接受審判的情況。博德斯一直沒有上訴，箱子大概也就一直待在檔案館裡，沒有在後來斷斷續續的陳舊證物清理中被清理掉，因為博斯清楚地在箱子上標了「187」這一數字。這個數字是加利福尼亞的謀殺案刑事程式碼，在證物儲存室裡的意思是「別扔」。
在塔普斯科特擺弄箱子的過程中，博斯認出了自己的習慣性行為。他會在箱子各條縫上，包括箱底，都貼上證物封籤。在警局改用紅色證物膠帶之前，他一直都是這個習慣。
「倒回去，」博斯說，「讓我再看看簽名。」
塔普斯科特把手機拿回去，調整影片，然後將畫面暫停在了博斯簽字的封簽上，給它來了個特寫。他將螢幕伸向博斯，博斯探身仔細看了看。簽名有些褪色，不好認，但看起來沒有問題。
「好了。」博斯說。
塔普斯科特又繼續播放影片。螢幕上，索托用拴在檢查桌上的美工刀劃開標籤，開啟了箱子。在將包括被害人衣物和裝有她指甲屑的信封等物品從箱子裡拿出來的時候，她邊拿邊一件件地報出物品的名字，以便有準確的記錄。在她報出的物品中有一個海馬吊墜，這是指控博德斯的關鍵證據。
影片還沒結束，塔普斯科特就把手機抽了回去，關掉回放，然後把手機收了起來。
「看來看去都還是這些，」他說，「沒人亂動過箱子，哈里。從審判結束後你貼上封籤的那天開始，裡面的東西就一直在那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