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陌生人，塔普斯科特直呼自己的名字讓博斯很不舒服。他把這份不爽擱置一旁，沉默了很長時間。他一直堅信自己將一名殘虐成性的殺人犯送進監獄是正確的，三十年來他第一次考慮自己是不是做錯了。
最後，他問道：「他們從哪兒找到的？」
「找到什麼？」肯尼迪問。
「dna。」博斯說。
「在被害人睡衣的底邊找到了很少一點。」肯尼迪說。
「一九八七年那會兒很容易會被忽略掉，」索托說，「當時他們很可能只是用不可見光照了一下。」
博斯點了點頭。
「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他問。
索托看向肯尼迪，這個問題得他回答。
「地方檢察官辦公室下週三將在107法庭就人身保護動議舉行聽證會，」檢察官說，「我們會和博德斯的律師一起請求霍頓法官推翻判決，免除博德斯的死刑。」
「我的天哪。」博斯說。
「他的律師還通知了市政府，說他將會提出索賠，」肯尼迪繼續說，「我們已經與市檢察官辦公室聯絡過了，他們希望協商出賠償方案。金額很可能會達到七位數。」
博斯低頭盯著桌子，他無法和任何人的眼睛對視。
「我還需要警告你，」肯尼迪說，「如果沒有達成賠償方案，他再向聯邦法院提出索賠的話，那就可以直接追究你的責任了。」
博斯點了點頭。他心中早已瞭然。如果洛杉磯選擇不保護他的話，一旦博德斯提出民事權利索賠，博斯就得自己承擔賠償。鑑於兩年前起訴洛杉磯，要求恢復自己的全部退休金，他很難在市檢察官辦公室找到一個願意保護自己免於博德斯索賠的人。接著博斯想到了自己的女兒：如果他被判向博德斯支付鉅額賠償款，他會變得一無所有，只剩下一份在他離世後才能由他女兒繼承的保單。
「非常抱歉，」索托說，「如果有其他……」
她還沒說完，他就慢慢抬起頭來看著她的眼睛。
「九天。」他說。
「什麼意思？」她問。
「聽證會在九天後，在此之前，我必須搞清楚他是怎麼做到的。」
「哈里，我們已經在這上面花了五週了。什麼都沒有。當時誰都沒有注意到奧爾默。我們只知道博德斯案發生時，奧爾默還是自由身，並且他當時就在洛杉磯，我們找到了工作記錄，但dna就是dna。在她的睡衣上出現了一個男人的dna，而這個男人後來被證明犯了多起綁架強姦案。所有案件都是非法入室，和斯凱勒的案子非常相似，只是沒有出現死亡。我是說，看看這些事實。世界上沒有地方檢察官會認為這個案子不是奧爾默做的。」
肯尼迪清了清嗓子。
「我們今天過來是出於對你以及你過去所辦案件的尊重，警探。我們不想因此引發敵意，那樣對你沒有好處。」
「你認為我過去查清的其他案子就不會受這件事的影響？」博斯說，「你給這傢伙開了頭，就是給其他所有我送進監獄的人都開了頭。如果把責任歸咎於實驗室，也是同樣的問題。一切都會受到影響。」
博斯向後靠著，眼睛盯著他曾經的搭檔。他一度是她的良師益友。她必須知道這對他意味著什麼。
「事實就是事實，」肯尼迪說，「我們有責任。‘寧可錯放一百，不可誤關一人。’」
「別拿你那本·富蘭克林似的狗屁論調來煩我，」博斯說，「我們找到證據，證明博德斯與三個女人的失蹤都有關，而你們地方檢察官辦公室放棄了其中兩個，就因為有個目中無人的檢察官說證據還不夠。這他孃的沒道理。我要用這九天時間自己調查，我需要能夠使用你們手裡的一切，還需要能夠檢視你們已經做的一切。」
他說的時候看著索托，結果卻是肯尼迪做出了回應。
「不可能，警探，」肯尼迪說，「我已經說過了，我們到這兒來是出於禮貌，但是你已經不再負責這個案子了。」
博斯還沒來得及反駁，門外突然傳來急促的敲門聲，接著門就被開啟了。貝拉·盧爾德站在門口，揮手招呼他出去。
「哈里，」她說，「我們必須現在就談一下。」
她語氣急迫，博斯無法置之不理。他回頭看了看坐在桌邊的幾個人，準備起身。
「稍等，」他說，「我們的事還沒說完。」
他站起來朝門外走去。盧爾德一直用手指示意他出來，他一出來她就將門關上了。他注意到偵查處早已空無一人——工位上一個人都沒有，警監辦公室的門開著，但他並沒有坐在椅子上。
盧爾德明顯很焦慮，她雙手將自己的黑色短髮理到耳朵後面。這是她焦慮不安時的習慣動作，博斯注意到，自從重新回來工作後，這位身材嬌小結實的警探便一直如此。
「出了什麼事？」
「商業區一家藥店發生了搶劫案，兩人中彈。」
「兩個什麼人？警察？」
「不是，是那裡的人，在櫃檯後面。局長希望全員出動。你準備好了嗎？和我一起開車過去嗎？」
博斯回頭看了眼作戰室關著的門，想了想在裡面說的話。他要怎麼做？怎麼處理？
「哈里，快點，我得出發了。你去還是不去？」
博斯看著她。
「好，走吧。」
他們快步通過出口，直接來到旁邊那個警探和指揮人員停車的停車場。他從襯衫口袋裡抽出手機，關掉了錄音程式。
「他們怎麼辦？」盧爾德問。
「管他們呢，」博斯說，「他們會反應過來的。」
[1]1英里約合1.61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