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是在序時記錄表中讀到這些就已經讓博斯冒了一身冷汗。從前，博斯一直堅信那些被自己送上法庭或者送進監獄的人都是確確實實的作奸犯科之輩，博德斯自然也不冤枉。但現在，科學說他錯了。
他記起了那個海馬吊墜，它的存在是對克羅寧最有力的回擊。丹妮爾·斯凱勒最喜歡的首飾被發現藏在博德斯公寓裡一個隱秘的地方，這是dna無法解釋的。有可能博德斯和奧爾默兩人認識，共同實施了犯罪，但即便如此，藏匿被害人海馬吊墜的博德斯肯定難辭其咎。庭審時，博德斯辯稱吊墜是自己在聖莫尼卡碼頭買的，和斯凱勒的一模一樣也是他有意為之。陪審團當時並沒有採信他的說法，索托和塔普斯科特現在應該也不會相信。
博斯翻回到記錄表，很快就找出了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做。在dna比對結果出來後，這兩位調查員一同前往聖昆廷提審了博德斯。提審的完整文字記錄就在這些檔案中，不過記錄表已經標明瞭關於海馬吊墜的談話所在的具體位置。
塔普斯科特：跟我們說說那個海馬吊墜。
博德斯：那他媽就是個巨大的錯誤。我被關在這兒就是因為那個該死的吊墜。
塔普斯科特：為什麼你說是「錯誤」？
博德斯：我的律師並不是最偉大的律師，明白嗎？他對我關於海馬吊墜的解釋並不喜歡。他說這無法讓陪審團相信。所以我們到了法庭之後，就試著去講述一個沒有陪審員會相信的故事。
塔普斯科特：你因為喜歡，所以在聖莫尼卡碼頭買了個一樣的海馬吊墜，這個故事是你對陪審團撒的一個謊？
博德斯：沒錯，我對陪審團撒謊了。這是我犯的罪。你能拿我怎麼辦？把我列為死刑犯嗎？（大笑）
塔普斯科特：你的律師說陪審團不會相信的故事是什麼？
博德斯：是事實。警察在搜查我的住處時栽贓的。
塔普斯科特：你是說針對你的關鍵證據是被栽贓的？
博德斯：沒錯。那傢伙的名字叫博斯。那個警探。他既想當法官，又想當陪審團成員，所以就栽贓了證據。他和他的搭檔都是黑警。證據是他放的，另一個人則聽之任之。
索托：打斷一下。你是說在博斯還沒有把你當作嫌犯前的幾周，他從屍體上或者謀殺現場拿走了海馬吊墜，然後一直帶著，直到找到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嫌疑人，栽贓給他作為證據？你以為我們會相信這種說法？
博德斯：那傢伙對這個案子真的非常著迷。你可以查一查。我後來發現他的母親在他還是個孩子時被謀殺了，你懂的。這對他的心理影響很大，他一直都迷戀於復仇。但是當時已經太晚了，我已經被關在了這裡。
索托：你上訴過，也有律師，為什麼三十年裡都不曾提到過博斯栽贓的事情？
博德斯：我不知道是否有人關心，是否有人會相信我。這是事實，但我到現在也還是不知道。克羅寧先生說服了我，讓我把自己知道的說出來，我現在也是這麼做的。
索托：為什麼你的律師在審判時會說你不應該揭穿警察栽贓？
博德斯：要知道，這事發生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當時警察們無法無天，他們做任何事都能洗脫乾淨。而我有什麼證據嗎？博斯就像是解決好幾個大案的英雄警察，和他對抗我沒有勝算。我知道的就是，據說他們在我的房子裡找到了被藏起來的海馬吊墜，還有其他一些首飾，而只有我知道那個海馬吊墜不是我放的。這就是為什麼我知道它是用來栽贓陷害我的。
博斯又讀了一遍這段簡短的文字記錄，然後翻到了後面附著的兩處修訂。一處是《加州律師雜誌》關於博德斯原來的律師大衛·西格爾的訃告。在博德斯的審判十年之後，大衛·西格爾就從律師行業退休了，之後很快就過世了。第二處修訂實際上是索托勾勒出的時間線，顯示了在調查過程中博斯是什麼時候在最初報告上陳述丹妮爾·斯凱勒所珍視的海馬吊墜失蹤的。時間線也顯示了自博斯拿到海馬吊墜到他把吊墜藏在博德斯公寓之間的案情進展情況。很顯然，索托希望這份報告可以證明博斯在案件中栽贓證據的說法是不可靠的。
博斯非常感謝露西婭為自己做的努力，相信也可能正是因為這一事實，她才會私下提供那份案卷影印件。她希望他能夠知道，發生的這一切並不是她的背叛，她已經努力保護過自己此前的導師，但該來的總是會來的，證據總是躲不掉的。
除此之外，博斯在三十年前的案子裡栽贓證據的指控如今已經成了案件記錄的一部分，隨時可能被洩露給公眾。顯然，作為檢察官，肯尼迪打算利用這一點迫使博斯對撤銷指控的舉動保持沉默。如果博斯反對，他的名聲就會受損。
肯尼迪、索托和塔普斯科特無法知道的是博斯心底最深處、最黑暗的地方所隱藏的想法：他並沒有栽贓陷害博德斯，他一生中也從未栽贓陷害任何嫌犯或對手。正是這一份篤定給予了博斯堅定的信念和動力。他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有兩種「真相」。一種是一個人的人生使命所擁有的無法改變的原則。另一種則是政客、騙子、腐敗律師和他們的當事人為了達到自身目的而隨意扭曲和編造的說辭。
不論他的律師是否知曉，博德斯在聖昆廷都對索托和塔普斯科特撒了謊。在這種情況下，檢方的調查從一開始便走上了歧途。博斯確信，這是一個騙局，而他必須去把那些密謀誣陷他的人一個一個挖出來，無論他們藏得有多深。那份多年前可能犯下彌天大錯的沉重和內疚如今已經煙消雲散，他可以輕裝上陣了。
博斯覺得自己才是那個沉冤終得昭雪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