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他所料，藥品管理局探員查利·霍文沒有接聽博斯的電話。博斯多年來的經驗是藥品管理局探員有別於其他的聯邦執法人員。由於工作性質，執法隊伍中的其他人往往對他們有所懷疑——正如瓦爾德斯局長此前表現出來的一樣。這很奇怪，也沒必要，所有執法人員都是對付罪犯的。但是藥品管理局探員被貼上了汙名，好像他們所對抗的這種犯罪行為也能影響他們。正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種現象可能主要源於諸多緝毒調查中所需要的滲透戰術和臥底行動。這種汙名使得探員們謹慎多疑、自我孤立、不願意和陌生人通話，即使他們同樣是執法隊伍的人，即使可以說他們都是負責保護社會安定的同一團隊成員。
博斯猜測，如果不是霍文那邊有緊急需要的話，這位探員是不會給他回電話的。他給這位探員的語音信箱留了句話，好讓他不得不和自己聯絡。
「我是聖費爾南多警察局的博斯警探，正在尋找一些情報，關於一個自稱為桑托斯、駕駛飛機來往附近跑道的人，我們這裡一家給他開具阿片類藥物的藥店裡發生了雙重謀殺案。」
博斯在結束通話前留下了自己的號碼。他還是認為自己可能得在這一兩天給傑裡·埃德加打個電話，讓他幫忙向霍文探員引薦自己，促成一次簡單的談話。
博斯知道，盧爾德起草搜查令調閱懷特曼的錄影檔案，再致電高等法院的法官尋求批准可能需要幾個小時。如果找不到法官的話，時間可能會更久——法院這會兒都要關門了，大多數法官很快就會開車回家。博斯的計劃是利用自己手頭的一切時間去進一步挖掘斯凱勒案的調查情況。儘管雙重謀殺案是當前的首要任務，博斯卻沒有辦法不去思考斯凱勒案，以及該案將對自己的名譽和自我價值造成的威脅。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他追查了數百名殺人犯，並將他們送進了監獄。如果他栽在這個案子上，那麼其他的一切都將被人質疑。
那將使得他茫然無措。
他不得不先把埃斯梅拉達·塔瓦雷斯的案卷箱推到一邊。當他搬起一個箱子，將它落到另一個箱子上時，一張照片掉到了他臨時拼湊的桌子上。照片是從箱子底部縫隙的缺口漏出來，掉到桌子上的。博斯撿起照片，仔細看了看。他意識到自己之前沒有看到過這張照片。照片上是母親失蹤時被留在嬰兒床上的女嬰。博斯知道她現在應該有十五六歲了。他會找到她具體的出生日期，然後再算一算。
在她母親失蹤一年後，她父親決定不再撫養她。他將她送到了縣裡的寄養機構，隨後她被收養她的家庭撫養長大，最終從洛杉磯搬到了北邊的莫羅貝。照片讓他想起很久以前他就計劃去找她，和她聊聊她的母親。他不知道她對自己的親生父母是否有絲毫的記憶，而且這樣做並不一定會有什麼效果，也就一直沒有去。他將照片放到了箱內檔案的最上面，以便下次再檢視箱子的時候能夠提醒自己。
博斯將斯凱勒案的卷宗分成兩半，把原始調查的影印材料放到一邊，然後就開始檢視索托和塔普斯科特被安排重新調查以來所做的序時記錄表。
很快他就發現對斯凱勒的重新調查源自幾個月前寄到定罪證據真實性調查組的一封信。寄件人正是將兩名性侵犯聯絡到一起的那個人：蘭斯·克羅寧律師。博斯將記錄表放到一旁，開始翻找材料，最終找到了那封信。信上有克羅寧的抬頭，上面顯示其辦公室位於凡奈斯的勝利大道。信直接寄給肯尼迪的上司，也就是定罪證據真實性調查組的主管、地方助理檢察官埃布林·科恩布盧姆。
科恩布盧姆先生：
我今天寫信給您是希望您能夠履行自己就職時的誓言，對一個貽害我們城市和我們州三十年的嚴重錯誤及司法不當加以糾正。這一錯誤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助推和拖延的結果。我現在需要您的幫助，以便解決這一問題。
我的當事人普雷斯頓·博德斯自一九八八年起被關押在聖昆廷州立監獄的死囚牢房。我最近才成為他的代理人，坦白說，是我主動請求他成為我的當事人。另一起案件中的律師-當事人保密協議使得我到現在才站出來。要知道，二〇一五年盧卡斯·約翰·奧爾默去世前，我都是他的代理律師。他在二〇〇六年被判定犯有多起性侵和綁架罪，並被判處超過一百年的刑期。死於癌症前，他一直在科克倫州立監獄服刑。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我在科克倫與奧爾默先生討論了就其定罪進行最後一次上訴的可能性。在這次保密對話中，奧爾默先生向我透露，他還對一九八七年一起年輕女子的謀殺案負有責任，而另一名男子則被錯誤地定罪並判處了死刑。他並沒有指出被害人的名字，但是提到過被害女子的家住在託盧卡湖。
您要明白，這是律師與當事人間的保密談話。我不能透露這一資訊，以免讓我的當事人再冒被判處死刑的風險。
律師-當事人保密協議在當事人死亡後仍然有效，不過這種特權規則有幾項例外：如果透露受保護的談話能夠糾正錯誤或者阻止無辜之人受到嚴重傷害或死亡。而這正是我現在努力要去做的。查爾斯·加斯頓是我手下的一名調查員，按照奧爾默向我透露的事實對事情進行了調查。他確定一位名為丹妮爾·斯凱勒的年輕女子於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其位於託盧卡湖的家中被性侵併殺害，而普雷斯頓·博德斯隨後在洛杉磯高等法院的一場庭審中被判定有罪，處以死刑。
我隨後去聖昆廷詢問了博德斯，並被他聘請為他的律師。以此身份，我誠摯地請求定罪證據真實性調查組對丹妮爾·斯凱勒的謀殺案進行復查，請求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糾正這一錯誤。普雷斯頓·博德斯事實上是清白的，本州判處的死刑已經讓他在監獄中度過了大半生。這一司法誤判必須得到糾正。
這一請求是博德斯先生諸多可選項中的第一個。我準備調查研究所有有助於改善其處境的選項。不過，我還是先寫信給您。盼您迅速做出回覆。
此致
敬禮
蘭斯·克羅寧先生
博斯將信又讀了一遍，然後迅速找到了科恩布盧姆給克羅寧的回信，信裡他告訴克羅寧，他的請求已經被列為最優先事項，並懇請他在定罪證據真實性調查組重新回顧和調查此案件前不要採取其他任何行動。顯然，科恩布盧姆並不希望這個案子被捅給媒體或是提交給清白專案組織——一傢俬人出資成立的法律團體，在全國範圍內都有推翻錯誤判決的記錄。如果被外部機構搶先發現無辜之人身陷冤獄，而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大肆宣傳司法正義的機構卻後知後覺，那就是犯了政治性錯誤。
博斯回到序時記錄表上。顯然，克羅寧的信推動了整件事的發展。索托和塔普斯科特找出卷宗，檢視了證物檔案館，在那裡找到了證物箱，並在鏡頭前拆開。在法醫團隊研究證物、尋找新的或是被忽視的證據時，兩名警探則再次調查了這一案件，只是這一次是將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視為最大嫌疑人。
博斯知道這並不是處理謀殺案的正確方法。他們以手頭已有的嫌犯作為切入點，而非去尋找嫌犯。這使得可能性被大大縮減。在這次調查中，他們從盧卡斯·約翰·奧爾默這個名字入手，一直緊盯著這個名字。他們要證明斯凱勒被謀殺時他正在洛杉磯，這種努力並不具有足夠的說服力。他們在一家廣告招牌公司找到了他的工作證明，他在這家公司做過安裝工，這似乎證明他當時正在洛杉磯，但沒有找到住房記錄或者任何可以證明他行蹤的證人。這遠不足以推動案件向前發展，但是之後實驗室報告顯示他們在被害人的衣物上找到了微量的精液。這一物證並沒有被現在的dna證據計劃儲存，可這片衣物一直封存在紙袋裡，狀況非常好，所以可以用來和奧爾默及博德斯的樣本進行比對。
奧爾默的dna樣本已經在該州的罪犯資料庫裡，曾被用在審判中，將他和另外七起女性強姦案聯絡在一起。但是博德斯的基因材料從來沒有收集過，因為直到他被定罪並判處死刑一年後，dna才被允許在加利福尼亞的法庭上使用，並允許執法隊伍使用。塔普斯科特飛往舊金山，然後去聖昆廷採集到了博德斯的樣本。該樣本之後由獨立實驗室負責分析，該實驗室還將從丹妮爾·斯凱勒睡衣上獲取的證據和奧爾默及博德斯的樣本進行了比對。
三週後，實驗室最終稱被害人衣物上的dna來源於奧爾默，而非博德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