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和貝拉·盧爾德在聖費爾南多的案子上達成了協議。他會離開去處理些私人事務，同時為自己的臥底任務做準備，而她和警探隊的其他成員則繼續跟進所有調查線索，為週五的行動做準備。這使得博斯有整整一天半的時間去調查博德斯的「詭計」——哈勒是這麼稱呼的。同時，博斯還可以與霍文安排的藥品管理局臥底訓練隊見個面。
和哈勒談話後，博斯意識到自己對博德斯的關注可能一開始就錯了。因為知道博德斯被判處死刑是罪有應得，博斯就將他放在了詭計中心。他是作惡之人，是沒有人性之人，所以這一切都是他狡猾的精心編排，是他最後一次操縱體制，並試圖通過合法手段逃出監獄。
但現在，他知道這個想法是錯誤的，在詭計中心的是蘭斯·克羅寧。在這個案子的各個階段，這位律師都是核心。儘管他將自己塑造成有良心的律師，只是讓當權者注意到司法錯誤，可現在卻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才是幕後操縱者，操縱著地方檢察官辦公室、洛杉磯警察局，甚至很可能還包括博德斯自己。
博斯仍舊坐在西律所在養老院外自己的車裡。他把手腕擱在方向盤上，邊用手指敲擊著儀表盤，邊思考下一步的舉動。他必須小心。如果克羅寧知道博斯針對他開展的任何調查，他就會跑去找法官和地方檢察官，指控博斯恐嚇。博斯還不確定第一步是什麼，但一直以來，每當他發現自己卡在了案件的邏輯上時，他就會運用攻城槌哲學。他會先退後行，希望自己已經掌握的情況能夠幫助自己衝破阻礙。
他回到克羅寧策劃並實施這一詭計的起點。他認為一定是從盧卡斯·約翰·奧爾默的死亡開始的。博斯從這裡開始自由聯想，用案件中的已知情況作為連線未知情況的座標點。
這一切開始於克羅寧得知自己的當事人奧爾默死於獄中。律師會做什麼？清出卷宗空間，把過去這些年裡在奧爾默案上收集的一切送去存檔？他是否會為了往昔再最後看上一眼？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克羅寧複查了卷宗，注意到了那個沒有實施的策略：從強姦案件的證據中提取到的奧爾默的精液。法官命令警察實驗室和克羅寧挑選的私人實驗室分享遺傳物質。材料被送了過去，不管是否測試過，這是有關這一材料去處的最後記錄。
當事人死後，克羅寧聯絡實驗室索要材料。嫌疑人已死，案件終了，律師要將所有尚存的零星問題都處理掉。他最終拿到了材料，現在他需要為這材料找出一個用途。目的是什麼？錢嗎？
博斯認為是的。總是和錢有關。在這個案子裡，博德斯可以因為誤判從市裡獲得數百萬補償款，而促成這一安排的律師可以得到其中的三分之一。
回到他的案件發展理論，博斯知道克羅寧長期擔任奧爾默的律師，因此對這個強姦犯和他的活動比誰都瞭解。克羅寧及時回到洛杉磯，在報紙存檔裡搜尋符合這一用途的案子。在dna證據出現之前的案子。可以使用dna作為突破口的案子。
他找到了普雷斯頓·博德斯。一起主要依據間接證據判定謀殺罪成立的案子，針對他的唯一可靠證據就只有海馬吊墜。克羅寧知道將一名連環強姦犯的dna放進這個案子裡，就如同引爆一顆炸彈。除掉海馬吊墜，dna就如同是開啟死刑之門的金鑰匙。
博斯喜歡這一推論。到目前為止，這是行得通的。但在沒有先將博德斯招募為計劃中的主動部分之前，克羅寧是不會再往前走下一步的。當然，要推銷這一計劃並不困難。博德斯已經上了死囚名單，而整個州最近都在投票支援加快死刑案件執行的舉措。不僅如此，博德斯已經用光了上訴機會，沒有辦法再進行上訴。這時，克羅寧出現了，主動提供了一張潛在的出獄卡片，以及七位數，甚至是八位數的索賠金額。逃離監獄和死刑，並且還能讓洛杉磯市為你的不幸做出賠償。博德斯會說什麼？「我不參與？」
博斯意識到有方法可以部分地確認自己的理論。他伸手拿起了放在座位上的博德斯案卷宗，將卷宗堆用橡皮筋捆綁的上半部分拿起來，迅速翻到克羅寧給定罪證據真實性調查組寫的信。這是此詭計的官方起點。博斯關注的僅僅是上面的日期。這封信是克羅寧去年八月份寄出的，他意識到自己一直有這一詭計的一小塊證據。傑里科警官曾說過，克羅寧自去年一月開始，每個月的第一個週四都會去探訪博德斯。
克羅寧前往聖昆廷與博德斯進行數次會面之後才給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寄了信。如果這都不能證明他們是在結黨營私、密謀詭計，那他真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拿來證明了。
找到了可以在下週聽證會上作為引證的邏輯關係，博斯很是興奮，提高了攻城槌的撞擊頻率。障礙仍在於這一計劃的實施。他已經將克羅寧和博德斯聯絡在一起。他知道奧爾默的dna在克羅寧手裡。他只需要第三步，也就是計劃的執行。
博斯決定將可能性分為兩種，以塔普斯科特拍攝露西婭·索托開啟證物箱的影片為界，也許此前多年，證物箱就一直在洛杉磯警察局的證物檔案櫃上，沒被動過。
如果在索托開啟箱子的時候栽贓證據就已經在裡面了，那麼這一見不得人的舉動很可能發生於克羅寧一月份前往聖昆廷與博德斯會面到八月份他向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寄出那封信之間。當時克羅寧應該已經和博德斯就計劃達成了某種形式的協議。這中間的時間很長，博斯知道就現實而言，他需要索托幫助自己調查誰能夠接觸到證物箱。
檔案保管的地方有橄欖球球場大小，受到嚴密監控，接觸檔案需要多個層級的登記手續。其員工是一群受法律協議約束的平民僱員，在一名駐場警督的監督下工作。證據僅限執法人員接觸，對所有請求，他們都需要提供合適的身份證明和拇指指紋，此外，證據瀏覽區域還設有攝像頭，7×24小時進行即時監控。
如果遺傳證據是在塔普斯科特和索托從檔案館裡收回證物箱之後栽贓的，那麼在監管的鏈條上就有多個地方可以下手。警探們會親手將證物箱裡的東西交給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實驗室，讓他們對血清組進行檢測和分析。這就牽涉利用幾名可以接觸到被檢衣料的實驗室技術人員。但是這就會有很多的「本應該」和「也許」。博斯知道這些案件都是隨機指派技術人員，在dna檢測單位的各程式和人員上也設有多個完整性檢查，以防止腐敗、交叉汙染和證據篡改，不論是否有意為之。早些年，將dna用於法律訴訟的科學性和程式性被從各個角度挑戰過。在被頻繁挑戰後，完整性的防火牆得以建立，由此實驗室近乎無懈可擊。博斯知道這方面的可能性不大。
博斯越是思考這兩種可能性，越是覺得在實驗室實施這一詭計的可能性不大。光是給每個案子隨機分配技術人員這一安排就從根本上削弱了這種可能性。即使出現克羅寧手頭有一名腐敗技術人員這種小機率事件，他似乎也沒有辦法確保他的技術人員能夠接手這個案子，更別說往丹妮爾·斯凱勒的睡衣上栽贓d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