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羅寧又要起身，不料霍頓先他一步抬起一隻手，就像交警攔截車輛一樣，克羅寧只得緩緩坐下。哈勒繼續說。
「另外，」他說，「我這裡有一份聖昆廷監獄的訪客記錄。我們可以看到蘭斯·克羅寧從去年一月起便開始定期約見普雷斯頓·博德斯。」
「他畢竟是博德斯的律師，」霍頓說，「律師約見獄中的當事人，這也沒什麼不正常的吧，哈勒先生？」
「當然沒有，法官大人，只不過約見獄中死刑犯的必須是他的正式出庭律師。克羅寧去年一月才正式成為博德斯的出庭律師，而短短幾個月後他就為了對得起自己的良心而致信定罪證據真實性調查組，說出了奧爾默所謂的死前懺悔。」
博斯差點笑了出來。克羅寧接手博德斯案的時間點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卻仍然覺得可疑，而哈勒引導法官的方式更是完美。博斯將胳膊搭在旁邊的空位子上，順便掃了一眼坐在他右手邊的索托和塔普斯科特。他們看起來在認真地傾聽哈勒的陳述。
「還有，」哈勒說，「如果法庭准許我方的介入動議，我方準備傳喚的證人將證明申訴方提出的人身保護令中的關鍵內容存在可疑之處。比如，申訴方將其庭審辯護律師大衛·西格爾先生描述成一個品行敗壞之人，說西格爾先生在庭審時唆使博德斯做偽證，讓他說在自己公寓中找到的關鍵證物——海馬吊墜——並非被害人那一個，而是博德斯在聖莫尼卡碼頭買的那一個。」
「你方證人可以推翻這一證詞？」霍頓問道。
「是的，法官大人，」哈勒說，「我方請到了大衛·西格爾先生本人。他願意證明所謂他已經過世的報道以及他在一九八八年的庭審中唆使當事人做偽證的說法均與事實不符。他也願意證明博德斯先生當年的證詞完全是他自己為了解釋被害人的首飾為何在他手裡而故意捏造的。」
肯尼迪和克羅寧都立即起身抗議，但克羅寧還是讓肯尼迪先說。
「法官大人，這太荒唐了，」肯尼迪說，「即便大衛·西格爾確實健在，他的證詞卻是公然違反律師對當事人的保密義務，法庭根本不能採信。」
「法官大人，肯尼迪先生的說法我不能苟同，」哈勒說，「博德斯先生在申訴中不僅惡意中傷我的當事人博斯警探，還披露了當年的辯護策略，並試圖詆譭辯護律師的名譽，是他違反保密義務在先。我有一份影片資料要提交法庭，這是六天前西格爾先生接受採訪的一段錄影。影片中可以看出他仍然健在，並且思路清晰。他對博德斯先生及其律師的誹謗進行了駁斥。」
哈勒從衣服口袋裡掏出一個儲存著影片資料的u盤。他把u盤舉過頭頂，法庭中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個u盤上。
「哈勒先生，」霍頓說，「你剛才說的影片資料的事情，我們稍後再議。本庭認為你的說法很有趣，但是十五分鐘的閉門會議即將結束，歸根結底，這件事最重要的只有一點：被害人的衣物上發現了奧爾默的dna。大家似乎對這一點並沒有爭議。發現奧爾默dna的衣物已經密封存放多年——遠遠早於奧爾默受審以及克羅寧先生可能獲得他的基因材料的時間，早於克羅寧先生認識博德斯先生，早於奧爾默先生在獄中死亡。你對此做何解釋？如果你無法解釋這一點的話，那麼本庭就要對此事做出裁決了。」
哈勒點點頭，看了看面前的信箋簿。博斯掃了一眼肯尼迪的側臉，他似乎正在得意地笑著。看來肯尼迪覺得哈勒根本沒辦法解釋dna材料是如何出現在了密封的證物箱中。
「法官大人，您說得沒錯，」哈勒開口了，「被害人衣物上確實發現了奧爾默的dna，我方對此沒有疑義。博斯警探和我本人都對洛杉磯警察局實驗室的工作質量抱有最大的信任。我們並不是說化驗分析的結果存在問題。我們認為被害人衣物上的dna是在送檢之前被人放上去的。」
肯尼迪再次一躍而起，反對哈勒暗指洛杉磯警察局的證物檔案館以及參與經辦此案的定罪證據真實性調查組的兩名警探存在腐敗行為。
「索托和塔普斯科特警探的一舉一動均記錄在案，都是光明正大的，」肯尼迪說，「他們知道有時人在絕望之中會不擇手段。為此，他們在開啟證物箱時自發地進行了攝像，以避免任何篡改證物的事情發生。」
沒等法官回話，哈勒就從中插話。
「的確如此，」他說，「二位警官確實拍攝了整個過程。所以如果法庭允許，我想當庭播放這段影片資料。這段影片我已經編輯好，就存在我的筆記型電腦上，隨時可以播放。我請求法庭准許延長我的陳述時間。我現在就可以把電腦接到顯示屏上。」
說著，哈勒指了指陪審席對面牆上的螢幕。法庭此時鴉雀無聲。霍頓思考著哈勒的請求，而其他人也許在想哈勒是從哪兒搞到的這段影片。博斯看到索托瞄了他一眼，他知道他已經違反了兩人心照不宣的保密協定。她當初把這段影片分享給他可不是為了讓他捅到法庭上的。
「動手準備吧，哈勒先生，」霍頓說，「速度快一點。我會考慮將這段影片作為法庭陳述的一部分。」
哈勒快步離開講臺回到座位邊，拿起放在博斯身旁地上的公文包。趁著從公文包裡取出筆記型電腦的工夫，他低聲對博斯說。
「時機到了。」他說。
「他們已經是甕中之鱉了。」博斯也低聲回覆道。
五分鐘後，哈勒開始播放影片。法庭中的所有人都全神貫注地看著，那些已經看過這段影片無數次的人也不例外。影片結束，無論是法官還是在場的其他人都一言未發。
「現在我再播放一遍影片。這一次，我會在一個重要的時刻暫停。」哈勒說。
他開始播放影片，然後按下了暫停鍵。螢幕上可以看到特里·斯潘塞正在旁邊的房間裡注視著兩名警探。
哈勒從外套內袋裡取出一支鋼筆大小的雷射筆，用紅色的光點在斯潘塞的影像上畫了一個圈。
「這個人，他在幹什麼？他只是在旁觀？還是另有目的？」
肯尼迪再次起身。
「法官大人，對方律師的異想天開已經到了荒唐的程度。這段影片清楚地表明沒有人對證物箱做過手腳。在這種情況下，對方律師做了些什麼？他試圖將所有人的視線從這個顯而易見的事實轉移到一個有責任監控證物開箱的檔案館工作人員身上。我們能不能停止這出鬧劇，回到糾正司法不公的正事上來？」
「哈勒先生，」霍頓說，「我的耐心正在逐漸耗盡。」
「法官大人，如果您能允許，我將在五分鐘內完成我的陳述。」哈勒說。
「很好，」霍頓說，「繼續陳述。只是請加快速度。」
「謝謝您，法官大人。正如剛才我被打斷之前說的，這個男人究竟在幹什麼？我們對此十分好奇，並做了一點功課。結果，博斯警探認出這個男人長期在檔案館工作。他的名字叫特倫斯·斯潘塞。我們決定對斯潘塞先生進行調查，最終找到了可能令法庭震驚的發現。」
哈勒又從檔案袋裡拿出一份檔案。他瞥了蘭斯·克羅寧一眼，然後將這份檔案遞給了法庭書記員，書記員又將檔案遞到了法官手上。法官閱讀檔案時，博斯看到哈勒向後退了一步，藉著講臺的掩護從口袋裡掏出手機。他把手機放在齊胯的位置，偷偷地讀了一條簡訊。
博斯知道這條簡訊很可能來自西斯科，可能就是哈勒一直在等待的有關斯潘塞的訊息。
哈勒此時應該已經看完了簡訊。他把手機放回口袋裡繼續對法官說。
「我們發現七年前，特倫斯·斯潘塞的房子差點被銀行沒收。那是我們國家的一段困難時期，很多人都遇到了同樣的問題。斯潘塞當時身處困境，無力償還兩份抵押貸款，銀行也終於沒了耐心。即將失去房子時，他法拍房的案件律師幫了他一把。這位律師名為凱茜·澤爾登，也就是我們很多人現在都熟悉的凱茜·克羅寧。」
博斯可以真實地感受到法庭裡的空氣在這一刻凝固了。剛才還仰靠在豪華真皮座椅裡的霍頓此時已前傾身體，俯身彎向法官臺。他手中拿著哈勒提供的檔案，一邊聽哈勒說一邊認真地讀著。
「澤爾登——也就是如今的克羅寧太太——當時幫斯潘塞保住了房子，」他說，「但其實她當時所做的無非是將不可避免的事情延後了。她讓斯潘塞借硬錢進行再貸款，可這筆錢七年後到期時，他要一口氣還五十萬美元。即便斯潘塞想賣房還錢，也得首先徵得借他錢的私人投資基金的許可。結果就是債主選擇不讓斯潘塞賣房還錢，因為他們知道今年夏天這筆借款一到期，房子就歸他們了。
「於是可憐的特里·斯潘塞無路可走。他拿不出五十萬美元，也沒辦法搞到這麼多錢。他想賣房也賣不了，因為抵押權人不允許。他怎麼辦的呢？他聯絡了自己原來的律師、如今克羅寧律所的合夥人，問她自己該怎麼辦。就是在這一刻，法官大人，一個陰謀開始了，一個欺騙地方檢察官辦公室、誣陷我的當事人栽贓陷害的陰謀開始了。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幫助普雷斯頓·博德斯逃脫法律的制裁，並騙取洛杉磯市數百萬美元的賠償款。」
蘭斯·克羅寧已經站起來，做好了反駁的準備。肯尼迪卻緩緩地站起來，顯得有些猶豫。但是法官早已抬手示意二人肅靜，直盯著哈勒。
「哈勒先生，」法官緩緩說道，「這可是十分嚴重的指控。如果我允許你在公開庭審上做此陳述，你是否有任何證據支援你的說法？」
「當然，法官大人，」哈勒說，「我準備傳喚的最後一個證人就是特倫斯·斯潘塞。上週末我們發現他躲在拉古納海灘的一處住宅中，而這處住宅剛好屬於克羅寧夫婦。我已向他發出了傳票。現在他就在庭外的走廊裡，隨時可以出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