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並不是別人的事情
而是我們自己的
摘掉排便袋之前，孩子幾乎每晚都會做噩夢，而且是相同的噩夢。在夢中，怪物不停地追趕著她與其他小朋友。最後，雖然其他小朋友都逃過了一劫，但她卻被怪物無情地抓走了。
有一天孩子問我：
「爸爸，那個壞叔叔被判了多少年？」
判刑，對她這個年紀的孩子來說還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但即便這樣，她還是一直追問我關於那個人的訊息。由此我清楚地認識到，孩子心中的恐懼其實並沒有消散。
「他被判了12年，所以還要在監獄中待上十多年才能出來。」
「切！」
這是孩子對社會的不滿？其實並不是，這是一種恐懼。
「不是還有10年？」
「總之在那之前我一定要強大起來。」
這種心情又是誰能瞭解的呢？是為人父為人母的我們所能瞭解的嗎？孩子究竟是有多么恐懼，才會從現在起就開始擔心那個人的出獄呢？
12年，對其他人來說也許並沒有什么，但對我的孩子娜英來說卻是一段必須讓自己強大到足以自保的煉獄時間。如果那個人能夠被判得更長一些，是不是孩子的心理壓力就會相應地減少一些？隨著時間的流逝，孩子心中的恐懼又會不會愈發地強烈起來？比如1年後，孩子會不會焦慮地想到「只剩下9年了」？所以對於行兇者，比起「只剩下9年了」這樣的從輕處理，是不是「還有好多年！」這樣的從嚴量刑反而更合適一些？
「雖然爸爸很無能，但爸爸保證一定不會讓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而且爸爸也會傾盡全力地阻止類似的事情在其他小朋友身上發生。」
我是一名平凡的父親。這是我與孩子的約定。雖然我也曾想過諸如「如果時間可以倒退」這樣的事情，但顯然這並不可能。不論是我，還是我的孩子都十分清楚地知道這一點。
娜英受到了性侵犯。而且這一傷害始終在她的腦海中揮之不去。有一天她問我「什么是性侵犯」。從低年級小學生的嘴裡竟然出現了「性侵犯」這樣的詞語，傷心的我強壓下心中的憤怒與痛苦回答道：
「因為那個壞叔叔是男生，而你是女生。所以叫作性侵犯。」
我一直在思考應該如何回答這一問題，因為孩子終究會問到。雖然設想了無數次，但現實依舊使我感到很無力。
事後，娜英認識了一位刑警姐姐。娜英很喜歡這位姐姐，大概是因為刑警能夠給她帶來安全感吧。當然周邊人給予的溫暖也給了她很大的勇氣。
然而除了溫暖之外，仍然有很多令人感到憤慨的事情。由於孩子的精神狀態一直沒有好轉，所以我找到了孩子的主治醫師諮詢，但主治醫師卻推卸說自己只負責診斷，並不負責治療。
「您是在給我的孩子進行治療嗎？」
「不是。」
「您竟然說不是？」
「我只是負責診斷，並不負責治療。」
對於醫生竟然把我的孩子作為臨床觀察物件的行為，我表示震驚。所以在那之後，我走訪了很多其他醫療機構。因為我始終希望孩子能夠過上正常人的生活。相信只要是父親，都會像我這樣做。
這其中除了私營機構外，還包括很多政府支援機構，然而這些機構的設立大多都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已。我就這樣每天奔走在各個城市努力搜尋著這些醫療機構，這令我感到實在可笑，因為這些以治療為目的而設定的醫療機構，又有多少是真的在為病人進行治療呢？治療只不過是他們的招牌，而他們真正想要得到的不過是國家的補助而已。
所以每到一處都會受到這樣的警告：我們會向國家申請治療費用，所以你不能再去其他地方接受治療，但真正的治療兩週才有一次。兩週一次，就算是憂鬱症還需要一週一次，而他們卻說像我孩子這樣的情況只需要兩週一次，真是令人憤怒！
利用孩子、利用我們家庭的傷痛來填飽自己肚子的這些人，真是令人作嘔！
最後我將孩子託付給了首爾向日葵兒童中心。在無數以權謀私的機構當中，這是唯一一家真正為了孩子著想的機構。之所以要將名字講出來，是為了那些和我們經歷一樣痛苦的家庭們。
但這裡也有問題。
因為向日葵兒童中心是保健福祉部和女性家庭部的下屬機構，所以不是每個城市都設立了。我也是在走訪了很多地方後才發現了這裡。從我所住的城市到首爾，並不容易。即便是為了孩子，但距離確實也太遠了。雖然大人沒有問題，但是孩子呢？對孩子來說，就算一點距離他們都會覺得很遙遠，何況像我孩子這樣一天需要上數十次衛生間的情況。長時間的奔波不僅讓孩子體力上吃不消，而且暈車問題也時有發生。如果是為了孩子們著想，那么是不是應該至少在每個城市都設立一處這樣的機構呢？
此外，治療性侵病人的指定醫院也是少得可憐。在首爾也僅有一處而已，京畿道和其他地區也是如此。大概是因為受害者們不遠萬里去接受治療也無妨吧，或者只是紙上談兵，亦或者只是政府的面子工程？如果真的站在被害者的立場，不知道他們還能否提出這樣幼稚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