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在工作的時候，有一次上課講到一句關於斯大林格勒戰役的話，我掃了一眼整間教室。
那麼多顆腦袋，我在想，那麼多顆腦袋，裡面皆是空空如也。
「希特勒當初一味地醉心於斯大林格勒，」我說，「儘管從戰略上看，馬上突破莫斯科會好得多，但是對他而言，問題在於這城市的名字——斯大林格勒。這座城市有著他最大的勁敵約瑟夫·斯大林的名字。這座城市必須首先攻佔，因為這將會產生一種心理上的效應，攻佔了它就等於攻佔了斯大林。」
我停了一會兒，又掃了一眼整間教室。幾個學生正在記我說的話，其他人都看著我，其中既有感興趣的，也有目光呆滯的。我覺得感興趣的人多過呆滯者，不過其實這些我都已經無所謂了。
我想到了他們的生活，許多人都要繼續進行下去的生活。
「這些個非理性的原因，會導致一場戰爭的勝利，」我說，「抑或失敗。」
在我還在工作的時候——對我而言，說出這句話還是一如既往地困難。我可以在此做一番詳細的說明：我曾在很久以前對自己的人生有過其他的規劃，但都沒用上。是有過其他的計劃，至於其內容就與任何人都不相關了。「在我還在工作的時候……」這句話於我而言，不管怎樣都比「在我還站在講臺上的時候……」聽著舒服，或者比那句最可怕的，那些最惡劣的傢伙——我以前那些全都自稱純種教育家的老師和同事，他們最喜歡說的一句話——「當我還在從事我的教育事業的時候……」，聽著舒服。
我更願意說說我教課的內容，當然這也與其他人無關。人們會馬上給你蓋上印章，說，哦，他就是老師。這說明了點什麼，但是究竟說明了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他們卻不會透露給你。我教歷史，我教過歷史，後來就沒有再教了。大約十年前我就停止了。我不得不停止——儘管我一直還是認為，不管是「停止」還是「不得不停止」，在我這宗個案裡都一樣與真相相去甚遠，儘管是在不同方面與真相相左，但距離都是一樣遠。
那是從火車上開始的，在去柏林的火車上。結局的開端，我想說：（不得不）停止的開端。要是算回去，整個過程還不到兩三個月。一旦開始了，就真的很快。就像一個人剛被診斷出患有惡性疾病，六週後他就死了。
之後我最多的感受就是開心和輕鬆。教課的時間也真夠久了。我一個人坐在一節平時都是空的車廂的窗邊往外看，半個小時都只有一排排的樺樹從窗前飛奔而過。然而現在我們正穿越越個城市的近郊。我看見很多住房還有高樓，那些房子的花園，經常幾乎延伸到鐵軌。其中一個花園裡，繩子上晾著白色的床單，另一個則掛著鞦韆。那時是十一月，天很冷。花園裡看不到一個人。「也許你該去度個假，」克萊爾說，「去他個一週。」她說，她注意到了我身上有些特點：我對任何事都會特別激動，反應劇烈。這一定是因為我的工作，學校的工作。「有時我會問自己，你究竟是怎麼堅持下來的，」她說，「你真的不需要自責。」她說米歇爾還不到四歲，她能行，他一週上三天幼兒園，在這三天她就有時間留給自己。
我曾想過羅馬、巴塞羅那，想過那兒的棕櫚樹和露臺，但最終還是選擇了柏林。特別是因為我還沒有去過那裡。一開始，我還有點小興奮。我收拾了個小箱子，想盡可能少帶點東西：輕鬆上路，我想這樣去旅行。那點小興奮持續到了火車站，去柏林的火車已經在軌道上候著了。剛開始的一程還相當不錯。我看著一排排的住宅區和廠房慢慢地從視野中消失，沒有一絲遺憾。同樣在第一群奶牛、水溝和電線杆出現時，我也只是把視線投向我面前的東西，投向馬上要在我面前出現的東西。之後，興奮感被些別的東西擠掉了。我想到了克萊爾和米歇爾，想到我們之間越來越大的距離。我看到我的妻子和我們的兒子一起出現在幼兒園大門口，看到她把米歇爾抱上腳踏車後座，然後手裡拿著家門鑰匙插進我們的門鎖。
當火車到達德國的地界時，我已經去了幾趟餐車，為了拿些啤酒。已經太晚了，我已經到了一個無法回頭的點。
此時我看著那些房子和花園，心想，到處都是人。有這麼多的人都把他們的花園甚至建到了鐵軌邊來。
到了酒店房間，我給克萊爾打了電話。電話裡，我試著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正常些。
「怎麼了？」克萊爾馬上就問道，「你一切都還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