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不久之前，米歇爾還寫了一篇關於死刑的作業，歷史課的作業。起因是一個關於謀殺犯的紀錄片，他們服刑期滿之後即將重新投入社會，可經常是還沒被釋放就又開始殺人了，於是就引起了關於支援和反對死刑的討論。裡面還有一個對美國一位心理學家的採訪，他的意見是，有些人永遠不應該釋放。「我們必須承認，這個世界上是有魔鬼到處亂竄的，」這位心理學家說，「對於這些魔鬼，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能考慮對其減輕處罰。」
幾天之後，我看見米歇爾的書桌上飄著這篇作業的前幾頁。封面他用了一張從網上下載下來的照片，是一張白色的鐵床，在美國的某些州，死囚就在這樣的床上被注射致死的藥物。
「也許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地方……」我曾對他說。又過了幾天，他給我看了完成的第一稿。
「最主要你得告訴我，這樣寫行不行。」他說。
「這樣行不行？」我問。
「我不知道。有時我想到些事情……而我不知道這種事是不是不允許想。」
讀了他的第一稿——我被震撼了。作為一個十五歲的孩子，米歇爾對於有關犯罪和懲罰的各種事情有著非同一般的見解。一些道德上的兩難境地，他一直討論到結尾。我理解他所說的有些也許不允許想的事是指什麼了。
「很好，」我把作業還給他的時候對他說，「換作我就不會有任何擔心。你當然可以想任何事，不必現在就剎車。你寫得很清楚。其他人得先找到有力的反證才行。」
幾天後，他又給我看了下一稿。我們探討了他寫的那些道德問題。那段時光給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回憶，特別特別美好的回憶。
他的作業交上去還沒一週，我就被叫到校長那兒去了。電話裡，他請我在一天說好的那個時間去找他，說要跟我聊聊我的兒子米歇爾。在電話裡我問了，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不過我已經猜到個八九不離十，應該是跟他關於死刑的作業有關。但我還是想聽他親口告訴我原因——可他沒有說。「有些事我想跟您談一談，但不是在電話裡。」他說。
在約定的那天下午，我走進了校長的辦公室。校長請我坐到他辦公桌對面的椅子上。
「我想跟您聊一聊米歇爾。」他開門見山地說。我強壓下了說出「不聊他還能聊誰」的衝動，把一條腿架在另一條腿上，擺出認真聽講的姿勢。
在他的腦袋後面掛著一張一個援助機構的巨幅海報，我不記得是樂施會還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了，畫的是一片貧瘠的土地，顯然沒有植物願意在上面生長，下方的角落裡蹲著一個穿著破爛衣衫的孩子，正張開他一隻瘦削的手。
這張海報給我的感覺是，我得特別小心。很可能這位校長反對全球變暖和一般性的不公。也許他不吃哺乳動物的肉，而且他是反美的，或者至少反布什——持後面這種態度的人，可是為自己謀得了一些特權的，他們就不用再去想其他任何事情。誰反對布什，誰就是明智勇敢的，就可以在他周遭的圈子裡放心大膽地當一個無恥之徒。
「到目前為止，我們對米歇爾一直都很滿意。」校長說。我聞到一股奇怪的味道，不一定是汗味，更像是分開的垃圾——或者說得更準確一點，是經分類後的部分垃圾的味道，一般出現在生物垃圾桶裡。我無法擺脫掉這種印象：那氣味是直接從校長身上傳出來的。也許他不用除臭劑，為了保護臭氧層；或者也許他的妻子是用環保洗衣粉洗衣服的，眾所周知，時間久了，白衣服就會慢慢變灰，並且再也不會變乾淨了。
「不過最近他的一篇歷史作業，引起了我們一定程度的不安，」校長繼續說道，「至少它特別引起了我們的歷史老師霍爾塞馬先生的興趣，正是他拿著那篇作業來找的我。」
「關於死刑的。」我說，為了結束這種繞來繞去的對話。
校長看了我一眼，他的眼裡也有些灰灰的、呆板的東西，一般智力水準的無聊的眼神，自說自話地斷言他已經把一切都調查清楚了。「正是。」他說著，從書桌裡拿出什麼東西，然後開始在裡面翻來翻去——是我讀過的封面是黑底白字、下方印著白色鐵床照片的《死刑》。
「尤其是下面這一段，」校長說，「這兒，‘……且不論國家執行死刑的種種不人道，人們可能有時會問，對有些罪犯來說，這樣做是不是會更好，即在前一個階段就……’」
「您不需要念給我聽，我知道里面寫了些什麼。」
從校長的臉部表情可以看出來，他並不習慣被人打斷。「正是，」他又說了一遍，「那麼您對內容很熟悉咯？」
「不光如此。我還在某些地方給了我兒子一些指導。只是一些小建議，絕大部分當然都是他自己寫的。」
「但是很明顯，您不認為有必要在我剛剛提到的、我想把它稱為‘私自執行司法’的章節給予他一些建議咯？」
「是的，但是我對‘私自執行司法’這個概念不敢苟同。」
「那您把它叫作什麼呢？畢竟這裡很明確講的是未經過正式的審判程式就執行死刑。」
「但同時講的是死刑的不人道。由國家執行的非人道的、臨床的死刑。用注射或是電椅。還有關於所有那些可怕的最後一餐的細節，被判死刑的人可以自己挑選的最後一餐。最後一頓最喜歡的飯菜，不管是魚子醬加香檳，還是雙層大漢堡王。」
我正面臨著所有家長或早或晚都會面臨的兩難境地。當然，人們會想維護自己的孩子，為自己的孩子說話，但是又不能做得太激烈，哪怕稍有口才都不行——不能把其他人逼得太緊。中小學老師和大學講師們雖然會讓你說完，但是之後，他們就會報復在孩子身上。也許你擁有本質上更站得住腳的論據——擁有比老師或講師端出的更為有力的論據並不難，可是最終，孩子會為此付出代價，他們會把在跟家長的舌戰中輸掉的挫敗感轉嫁到孩子身上。
「這一點，我們大家都認同，」校長說，「有著健全的理智的正常人，都會覺得死刑很不人道。我不說這個，這一點米歇爾已經闡釋得相當好了。我關心的僅僅是這個部分，這裡說，也許很不幸地，要將消滅犯罪嫌疑人合法化，在他們被控告之前。」
「我認為自己很正常，也很健全。我也認為死刑非常不人道。但是，我們同時也和不人道的人分享著這個世界。這些不人道的人，難道應該鑑於他們的良好表現就給他們減刑，然後簡單地重新放歸社會嗎？我的觀點與米歇爾所指的相同。」
「那人們就可以直接射死他們，或者我們來看看這裡還寫了什麼。」他在作業裡翻著，「‘把他們扔出窗戶’，我想是從警察局十樓的窗戶裡扔出來。說得輕一點，這在一個法治國家裡並不普遍。」
「是的，可是您現在是在斷章取義。這裡討論的是最糟糕的一類人，米歇爾寫的是關於兒童強姦犯——常年監禁兒童的男人。此處，別的因素也起著作用。在訴訟的過程中，所有這些汙穢的東西將被再次呈上，以一個‘誠實的訴訟’的名義。可是這會對誰有益呢？
「家長嗎？這是個關鍵問題，而您卻避而不談。當然，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是不會把人從窗戶裡扔出去的，也不會在把罪犯從警局押送至監獄的途中，由於疏忽而讓槍走火。但是這裡講的不是受過教育的人，而是說那些一旦他們不存在了，每個人都會鬆一口氣的人。」
「對，就是這個。所謂的因疏忽而給嫌疑犯吃顆槍子兒，在警車車廂裡，現在我想起來了。」校長把作業放回到書桌上，「這也是您的‘建議’之一嗎，羅曼先生？還是您兒子一個人想出來的？」
他聲音裡傳出來的東西，讓我脖子背後的汗毛都豎了起來；同時我還覺得手指發癢，或者更準確地說，手指發麻。我已經很小心了。一方面，我要為這份作業給米歇爾戴上桂冠——與往常一樣，不管怎麼說，他都比書桌對面那個散發出堆肥臭味的麻木的臉聰明多了；另一方面，我又必須保護我的兒子免受刁難。他們可能會開除他，我在想，他們可以把他趕出學校。而米歇爾在這兒很開心，這兒有他的朋友。
「我必須承認，他受了一點我對這些個話題的態度的影響，」我說，「我對怎麼處置犯罪嫌疑人有我自己的看法。也許我把這些想法，在有意或無意中，強加給了米歇爾。」